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隻能走出去。但走出去不一定就能闖出一翻事業來，晉商的發跡除了有天時，地理等客觀因素外，最主要的還在於他們那種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脫穎而出和經營意識。
1．“被迫”走西口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地勢南北狹長，東西較窄，西臨黃河左岸，東靠太行山西側，屬盆地地區，盆地內部海拔的高低，由北向南遞減，呈階梯狀，從最北的大同盆地海拔1000米以上，下降到晉南盆地的海拔400米左右。全省地形麵積，山地占73．8％，黃土丘陵地占11．7％，盆地平原占14．5％。陸地地表水源十分貧乏，屬幹旱缺雨地區，因而有地瘠民貧、十年九旱之說。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自唐宋以來，隨著人口的增加，山西成為一個少地缺糧的省份。唐武德七年（624年）山西實行均田，規定：“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三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說明人多地少。
由於人多地少，再加上權貴和地主階級的剝削，以致山西民眾無田可耕，就連當時的皇帝也發出感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三月，當時的皇帝就歎道：“聞山西田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這一情況曆時300餘年。
到了明朝，據當時的官方統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田地14．05畝，而山西平均每人隻占有田地10．28畝，少於其緊鄰陝西（13．61畝）、山東（13．78畝）、北直隸（30．23畝）、河南（75．81畝）各行省。到了萬曆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田地又減為6．92畝。人多為患，所產糧又不夠食用，生計艱難。為緩解這一矛盾，明洪武到永樂年間，多次從山西太原、平陽、潞安府和汾州、沁州、遼州向南直隸的鳳陽、滁州府和河南、山東、北直隸及北京城移民。從平陽等南部地區移民，洪洞縣大槐樹是個集散地，故流移外省的山西人說起他們的原籍時，都說：“若問吾家是哪裏，山西洪洞大槐樹。”
這便是山西之人外出謀生的大環境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其之所以走出西口，經營為生，開始並不是基於什麼營利意識。
民以食為天，不論是古是今，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地位都是必要的、正確的。古代把農業視為“本”，現代把農業視做國民經濟的基礎，就是這個道理。因此，任何忽視農業，甚至棄農就商、廢棄土地的做法都是不對的。但是，事物畢竟還有其客觀的一麵，如果在既定的生產和技術條件或者客觀的政治條件下，即使精耕細作，所產仍不敷所用，並且有大量勞動力閑置時，過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日子，不敢外出打工或者經商，那也是極其錯誤的。在原地無力改變而又固守本土農業的人，實際是思想守舊、價值觀念落伍、無所作為的表現，長此以往，必然積重難改，以至永遠無法擺脫貧困。明清兩代，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貧瘠的州縣百姓，對其土地所產不足以生存的景況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因而敢於打破傳統的單純經營農業的模式，走四方，或打工，或經商，或墾殖，最終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當然，這是基於被迫的，試想如果所產足夠其好好生存，那麼恐怕就沒有以後威鎮華夏的晉商了。
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隻能走出去。
古老的民歌《走西口》就是對山西人被迫外出陌生狀況的真實寫照。它的歌詞講的就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情話。因為兩人分別之後就可能相見無期，所以說的話就直白甚而“肉麻”一些。
雖然不願意，雖然舍不得，但山西人還是咬者牙勇敢的走了出去，因為他們知道呆下去隻會繼續過著貧困的生活，不但不會給自己帶來幸福，子孫後代也會受到連累，隻有走出這塊被上天遺忘的土地，在廣闊的天地中奮鬥、努力、追求，才可能有朝一日揚眉吐氣的走回來，給妻子、兒女蓋起了一座座結結實實、富麗堂皇的大院來。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線大體上是這樣子的：
從山西中北部出發，有兩條路通望寬廣的蒙古草原：一條往西，經殺虎口出關；一條往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然而，不論走哪條路，山西人首先要麵對的都是巍然挺立在其麵前的萬裏長城。
雁門關是長城所有關口中地理位置最為險要的一處，向有“天下第一關”的美稱，它位於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脈之中，雁門關之所以得名，穿說就是因為這裏的位置太高了，關口建成之後，連在空中肆意翱翔的大雁也隻能從城門洞中穿越而過。而在二三百年前，山西人就是踏過這些坎坷的山路，翻過這些幾乎高不可攀的大山，為了能在春天到達蒙古草原，他們往往又必須選擇在寒冬臘月就開始這種漫長而艱苦的旅程。
在這種條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過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這樣走過。固關是山西東北部的一座門戶。通過固關關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鋪成，由於往來人員車馬川流不息，年長日久，甚至在這些青石上，軋出了幾寸深的車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