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跡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大公司和企業家。他們的成功在今天被人們津津樂道，他們成為一代年輕人膜拜的新偶像。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稱為“歐元之父”的蒙代爾說的那樣：從曆史上看，企業家至少和政治領袖同樣重要。那些偉大的企業家們，曾經讓歐洲變得強大，讓美國變得強大，如今也正讓中國變得強大，他們是和政治領袖一樣重要的人物。
事實上，從政治的本質來看，我以為政治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生活，一種基於物質的民主體驗，而不單純是空洞說教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最大平等和民主，其實就是經濟上可以自由締結契約的平等，離開任何經濟基礎的平等，其實都是虛妄與膚淺的無知想象，都是一條通往社會末路的“奴役之路”。
在美國，一個基本的觀點是，擁有財產或者至少可能獲得財產的獨立公民，才有能力來進行自我管理，有能力投票並組建他們的政府。
為此，美國獨立戰爭的著名政治領袖富蘭克林寫了本風靡全球的小冊子《窮人理查德年鑒》，來說明政治民主的本質其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之上的。
2010年，當我在梳理寫作中國曆史變革史時，卻意外發現，在中國改革的重要曆史關口，商業總能成為政治的暗流，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政治格局的走向。
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大型記錄片《公司的力量》，第一次係統性地闡釋了世界公司與中國大企業的曆史演變。
今天，我們在津津樂道中國著名企業家的時候，卻往往忽略了創造奇跡的特殊土壤。
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很多中國企業在過去三十年創造的“奇跡”其實不是奇跡，而是借種種不可重複的機遇、遺產和“便車”之力實現的高成長甚至是高掠奪、高攫取。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接軌，這種特殊的土壤不複存在。中國企業今天遭遇的挑戰，首先是因為這些因素要麼消失，要麼所蘊藏的能量已釋放殆盡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這些天賜的機會要素裏包含著抑製企業內在能力生長和發育的毒素，這是中國企業需要為奇跡般成長支付的巨大隱性成本。
於是，對三十年間中國典型大企業進行深入的回顧與展望，便成了我的新使命。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36年完成不朽的經濟學經典著作《通論》後，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們要尋常一條商業的文明之路，因為隻有它才能夠維係少數人的心靈。
我們發現，中國企業在三十年間創造的巨大奇跡與它們在今天麵臨的巨大挑戰之間，有著潛在而深切的關聯。
換一個角度看，“後發優勢”同時就是“後發劣勢”，“富饒的貧困”隱含著“貧困的富饒”，“便車”既是一種福音也是一種詛咒。
在中國進入第二個改革開放30年的關鍵時刻，中國這些大企業的領袖能否帶領自己的公司，跨過那深不可測的“卡夫定峽穀”，在世界的舞台上，成就中國偉大公司的夢想？我們不得而知。
但我們知道這樣的曆史教訓，“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
一個國家如此，一個企業亦然。
當下中國企業家的普遍現象則是，中國創造了太多的商業神話。但這塊商業的土壤缺失是自己信仰的集體缺失。
一次捐贈會上，美國著名企業家卡內基曾這樣說道：當我死後，我為平生所作所為去接受上帝審判時，我相信我將會是無罪判決。在我的努力下，這個世界已比我剛來時，多了幾許美好。
如果以卡內基來反思中國的企業家們，你可以無一例外的發現，掙錢是他們唯一的原動力。從柳傳誌到宗慶後，再到史玉柱。甚至遊學國外歸來的那些網絡新經濟的權貴們，他們都不願承擔社會的公共價值的推廣，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掙錢！
堅決不做改革的實驗者，也堅決不做國家的犧牲品。這是柳傳誌等第一代中國企業大佬們的商業哲學。甚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借助於法律與體製的落差，一再挑戰人們的道德底線，來破壞本已岌岌可危的中國社會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