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走上歧途的曆史教訓
卷首論壇
作者：楊師群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采納，由是造成大一統思想文化的專製局麵。其對中國人的創造性思維造成根本性破壞，給國人大腦套上頑固的精神枷鎖，嚴重阻礙中國社會此後的文化發展。
其中，董仲舒的思想理論體係對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董仲舒將孔子修訂過的魯國史記《春秋》推崇為帝國的憲章，其一生的學問就是借《春秋》及《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來論證發揮有關的政治、法律問題。由此開創了一個以治經、解經為治學方式的儒家經學時代，使先秦的子學時代走向衰微，這一文化現象的轉型實是中國思想學術史的悲哀。經學不僅思路狹隘、因需作解，且常常有意隱瞞、甚至刻意塗改。將有關典籍奉為圭臬、真理，展開崇拜、注釋等“學問研究”，使自己成為有關學說、典籍的奴仆，甚至將其思想抬高至國家意識形態，將其理論貫徹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強迫別人服從有關的旨意，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其思維方式對中國文化形成長期禁錮，這一經學研究模式與思想學風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為久遠。
董仲舒繼承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重點突出君王為“天子”而萬民必須服從的意識形態。認為天子是偉人、聖人，所以人間必須“一統乎天子”，天下一切資源、權力都要集中在天子手中，不允許社會上有任何牽製王權的力量，否則就是“反天之道”，為天道國法所不容。雖然其天人感應論思想，用神秘主義的天災來譴告君王，或許用心良苦，然而此類天意譴告決不能損害皇權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對專製統治並不會有多少實質性的改善，且在理論上對民本主義而言也是一種倒退。在這種思想的誤導下，中國人完全不懂得不同權力點互相製衡的政治學智慧，認識不到國家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各方力量的衝突、妥協之中尋求一個平衡支點，以為隻要有一個獨大的權力中心指揮一切，天下就會太平穩定。
董仲舒用陰陽學說來附會君主專製下的社會等級秩序，認為陽尊陰卑是天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這王道“三綱”便從天道而來。“三綱”理論根本就沒有什麼是非概念，隻在維護君王的權威和利益，此類愚忠的政法理念，毒害了中華民族數千年。同時，董仲舒提出“性三等”理論。認為統治者為“聖人之性”，底層民眾為“鬥筲之性”，大多數人為“中民之性”。把君王看作人間道德之楷模、臣民思想之導師，德治之餘要求對“鬥筲之性”的民眾采用刑治。可悲的是，這“三綱”諸理論居然成為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國家“根本大法”，且沒有人能夠撼動它！
“罷黜百家”後，儒學遂成“官學”，成為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儒教。從此，儒學雖被“獨尊”，實際上是完全被王權所利用和控製，與王權相互依存而成狼狽之勢。儒家“經典”由皇帝欽定，最高解釋權與是非決斷權也歸於皇帝，儒術變成皇權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把民族中的精英——讀書人，都改造成吃“經”的蟲子，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大都淪為帝王們的鷹犬與奴才。學術思想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獨立性與超越性，降格成王權的附屬物，儒生也被塑造成王權政治“以吏為師”的工具。這一曆史演繹過程表麵上是儒學成為規範社會與人的理論原則，而實際上造成的是王權聖旨高於認知求索，因為儒學理論的地位是王權規定的，就是說除了王權外，社會上不存在獨立的認知主體。社會曆史的存在一下子變成了王權控製儒學的翼卵物，儒家屈從王權的教條主義彌漫於整個社會，成為民族思想文化的大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