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體化需要一隻大手
卷首語
作者：潘國堯
北京不像有的發展中國家首都那樣有著成片的貧民窟，北京也沒有國內一些二三線城市那樣的棚戶區；北京的城市公交體係是中國最發達的，公交票價是全國最低廉的；北京的社會秩序總體是穩定和有序的；北京的就業機會是中國城市中最多的；北京的平均工資水平在全國是數一數二的；北京的服務業也是中國最發達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總量中已經占到了80%，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北京人說，我們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很多中外“北漂們”也實話實說：我們其實很愛北京。
但是現在的北京肯定還不是一個幸福的北京，因為北京變成了“霧都”，霧霾有越來越加劇的趨勢；北京還成了“首堵”，市內道路越來越擁堵。
北京這是怎麼了？這些年很多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北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首都，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特大城市，北京不僅屬於北京、屬於中國，北京也是屬於世界的。
所以，北京絕不能戴上“霧都”和“首堵”這兩頂帽子。
北京怎麼辦？很多人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在環境的倒逼之下，有關京津冀一體化的問題被重新提到議事日程，在今年的全國“兩會”前，中央高層把京津冀一體化上升到了“重大國家戰略”的高度。
京津冀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戰略調整和發展的機會。
城鄉二元結構在中國根深蒂固，改革開放30多年中，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大家都想突破這個結構藩籬。政府層麵看，從設立深圳特區鼓勵沿海沿邊對外開放到西部大開發；從支持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到推進沿長江產業帶梯度轉移；從設立浦東新區、濱海新區等七個國家級新區一直到長三角一體化，珠三角一體化，以及今天被重新破題的京津冀一體化，頂層設計者們其實一直在規劃盡量科學合理的發展新路徑。民間層麵看，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那些有創新思維和創業衝動的城鄉投資客們，他們緊隨政府的指揮棒，從內地到沿海，再從沿海到內地，南北轉戰，東西奔波，在政策和市場的縫隙中尋找更多更好的發展機會。可以說，中國官方和民間這種在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引領與跟進的默契，全球罕見。
有人批評中國政府主導的這種發展模式背離了市場經濟的規律，有人也會批評這種政策主導的經濟改革有違契約精神。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十多億人口的大國，這樣一個在戰後迅速成長起來的經濟巨人，這樣一個多民族的有著多元文化基因的國度，如果缺乏一個強有力政黨的正確領導，缺乏上下一致高度默契的奮進作風，改革開放大業是不可能持續三十多年之久的。
再次回到京津冀一體化這個話題中來。與長三角和珠三角在產業分工、區域治理的合作成果相比，京津冀一體化盡管發軔最早，但顯然成效最不明顯。這是由三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基礎甚至城鄉居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不同等多種因素所決定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政策問題，也無關先來後到的邏輯關係。重要的是，京津冀一體化，現在確實到了政府這隻大手強烈推動的關鍵階段！
京津冀一體化的推進，既有首都環境倒逼的因素，也有天津、河北工業化升級的需要；既有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現實意義，也有打造深度城市化樣板的長遠考量。這必須是一個全民關注、全國支持的“1號工程”。
當然，在這個工程的推進過程中，如何強化政策的導向性和執行力，如何均衡各方利益的關切，如何充分調動市場的積極性，如何突出法治的嚴肅性，如何保證各種監管的到位等，這也將是京津冀一體化打造榜樣工程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