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駁製度的演變實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從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皇權逐步擴張的影子。在漢唐時期，臣子還可以對皇帝的命令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到了清朝這種權力已經退化到了隻能在司法機關進行相互監督了。與之比較類似的一個例子就是華表，在天安門前，有兩個華表，現代好多人都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華表出現得很早，古代稱為誹木、謗木。在眾人議事的地方豎一塊木頭，木頭上麵要放一塊橫的板，這個樣子有一點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稱為午木。那橫板上有時候要裝飾一點圖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華”兩個字是相通的。所以演變到後來，就變成了華表。在華表的橫板上麵是可以寫字的：對某人有意見，國家應該如何治理？等等。實際上它最早是起監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漢以後，華表從議事的地方被搬到宮廷裏去了，這樣它的作用就消失了。到宋代以後，華表從宮廷裏麵又被搬到宮廷外麵去，一直沿襲到現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天安門前麵的兩個華表，當初的意義完全喪失，變成一種裝飾品，而且演變成一種權力的符號。
封駁製度最風光的時期應該說是在唐朝，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形成了三省製的格局。三省製是將國家政務機構分成三個部門，一個是中書省，一個是門下省，一個是尚書省。它們有分工，“中書主受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施行。”我國漢唐時期的封駁製度是很特別的，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三省製形成之後，門下省的主要任務就是把皇帝下達的，門下省認為不妥的詔書封駁回去，在唐朝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政時期封駁製度是最見成效的，當時不僅可以封駁詔書甚至可以塗改詔書，在詔書上批示，這在封建時代是難以想象的，如果放在明清兩朝，是萬萬不可能的。
唐宣宗時有個大將軍叫李燧，唐宣宗認為這個人很好，德才兼備，要任命他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嶺南節度使。當時皇帝的詔書已經發下去了，給事中蕭放（給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職位是很低的，到明清變成六科給事中，也就是現在的處級幹部，最低的還有沒達到七品的，現在講就是正科級的幹部）說這個詔書不能下達。李燧有很多問題，任命他到嶺南去擔當重任，絕對是不合適的，並列舉種種理由。皇帝這時正在聽音樂，宮女樂隊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賞。蕭放的話，他聽進去了，覺得這個任命確實不合適，但是叫別人都來不及，便趕緊當場叫一個伶人騎快馬去把詔書追回來。宣宗初年李藩擔任給事中，發現詔書有不妥處，即於詔書末端批上意見退還。如此低級的官員，能夠對最高統治者的命令不唯唯諾諾而大膽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最高統治者還能加以采納改正，實在是難能可貴。這也是唐朝社會開放、寬容、包容的時代特點的產物。
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氣量才能用的起這樣直言敢諫的下屬，這樣的統治者在除了唐朝以外的其他朝代都是很少見的，所以唐朝的興盛自然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到了後來，封駁製度就已經成為窗花，隻是過年的時候為了裝飾才會貼出來的一張紙片了。後來的皇帝們也隻是在標榜自己是聖君明主時把封駁製度拿出來曬曬太陽，其餘的時候就不知道被鎖在哪口箱子裏了。
想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胸襟和氣度實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胸襟氣度才用得起“錚臣”，才能有好的建議和意見進入你的耳朵，這時，領導者就需要智慧對這些意見進行分析，還要有氣魄對這些意見加以運用，這樣才能讓你領導下的團體生機勃勃。當然如果連胸襟氣度這樣的前提條件都沒有，隻有點小聰明，那麼這一切就都隻能是鏡花水月了。就像中國的封建時代一樣，權力越來越集中，思想越來越壓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卻越來越沒有活力，當整個國家都匍匐在權力腳下的時候，西方人的堅船利炮也就架在中國的大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