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
作者：王海
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各國將古典經濟學派視為神明，即反對政府幹預經濟，主張縮小政府職能，壓縮政府開支，在財政上提倡預算收支平衡，徹底反對財政赤字。但是凱恩斯學派的崛起則在一定程度上徹底埋葬了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提出了政府調控的大旗應對經濟的衰退，並且影響深遠至今。盡管有學者批駁政府恪守凱恩斯主義的“自利”行為，但是不能否認凱恩斯主義對政府調控的影響事實，即主張通過國家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麵對經濟的漲落起伏，西方各國政府試圖通過財政和貨幣政府熨平經濟波動周期的試驗始終沒有停止過。“曆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馬克吐溫的這句話至今仍然蕩氣回腸，曆久彌新。翻開經濟史有助於我們按圖索驥，從中發現通脹或者滯漲的影子或者啟示。
“大”政府與大赤字的趨勢
我們知道，主流經濟學者將1970年到1982年期間的經濟衰退階段定義為滯漲，所謂的滯漲就是生產下降，失業率增加，並且伴隨著通貨膨脹。這一期間，除了尼克鬆總統因“水門事件”而狼狽下台之外，另外一則影響至今的重要事件是美國宣布取消其自導自演的金本位體製。
二戰以後“有限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影響逐漸式微，從西方各國中政府的開支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這一事實即可見端倪。有統計數據表明，從1870年到2009年度，西方13個主要國家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從10.4％飆升到47.7％，從這點看，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舉足輕重（見圖1）。
自然，美國政府亦不能免俗。1870年，美國政府開支占GDP比重為7.3％，1937年為23.8％，19.6％為28.4％，1980年為31.4‰2005年為36.1％，2009年為42.2％。政府支出的逐年遞增，也導致了政府寅吃卯糧，為此將凱恩斯主義奉為圭臬，大張旗鼓地推行財政赤字政策，尤其是出於經濟周期的穀底期間，政府總是千方百計通過擴大政府開支來刺激經濟複蘇。圖2顯示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高升。有統計數據表明，二戰後到1981年期間，在36個財政年度居然有高達27個財政年度顯示出赤字，甚至1970年到1981年期間，美國政府的預算赤字總額高達5128億美元。
眾所周知，政府收入來源無非兩個主要途徑，一是稅收支持；二則是通過舉債維持收支平衡。那麼我們不妨先來看看美國政府發行國債的簡單統計數據，1970年國債為370億美元，1975年為5332億美元，1980年則高達9077億美元。實際上，願意為政府埋單的債權人，要麼是普通的民眾或者境外投資者，剩下的份額通常被美聯儲照單全收，納入囊中，而美聯儲的資金來源，通常都是開動印鈔機來籌措資金，解決問題，這樣通脹的必要條件便成為事實。20世紀70年代美國取消的金本位製度也為法幣信用的無限擴張提供了條件，美元的“道德底線”成了一紙空文，美元（Greenback）的信用透支後果自然應驗了那句中國古話，即一“發”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通貨膨脹的前車之鑒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想必大家耳熟能詳。對此，1970年到1982年之間，美國財政和貨幣政策失靈，離不開實體經濟（Main street）的萎靡不振。這段期間，戰爭引發的“破窗理論”處於強弩之末，即二戰後的社會需求基本得到滿足，進而社會投資領域亦缺乏亮點；其次，源於20世紀40年代的原子能和電機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推動力已經處於衰退的邊緣，還有美國這段時期的出口出現了疲軟，1947年美國出口占世界的1／3強，1970年下降到15.5％，並且1971年開始出現13億美元的逆差，此後鮮有順差的年份。在這樣的背景下，擴張性的政策無異於火上澆油。有統計數據表明，從爆發危機的1969年12月開始到1982年12月經濟複蘇為止，相較二戰後正常的平均增幅為3.87％N5，69％而言，美國的實際GDP平均增長速度隻有2.9％，顯然黯然失色。而與此同時，相較而美國戰後各經濟階段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33％至3.54％而言，這一階段年平均高達10.46％的通貨膨脹率無疑紅杏出牆來。
屋漏偏逢連陰雨。這期間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那就是高企的石油價格為通脹帶來的麻煩。我們知道，中東戰爭的爆發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從1973年10月到1974年初，國際油價從3.01美元／桶飆升到12美元／桶；伊朗的革命則導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機，油價從1979年底13美元／桶左右，短短六個月直接飆升到34美元／桶。為此，工業化的國家也深受油價的拖累，1974年美國工業生產總值下降14％，日本則下降了2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