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鞏固朱家王朝,一方麵大力推行中央集權製度;一方麵又實行與中央集權製度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諸皇子為王,用他們“屏藩王室”。這都是他的內向性防禦的部署。
朱元璋把他幾個最優秀的兒子都封在邊塞重地。這樣,既加強了邊塞的防禦力量,也控製了握有兵權的邊塞大將,可見朱元璋的用心良苦。明史記載說,當時,皇上非常關注邊防,要求每個皇子都要習武練兵,被分封的諸王都主管軍務。尤其是晉、燕二王,特別被寄予厚望,多次奉命帶兵出塞並築城屯田。當時的邊塞大將都受藩王節製。後來又下詔秦、晉二王,軍中大事奏請皇上,小事自行料理。
朱元璋總結前朝經驗,總結宋元以來未實行分封的教訓,認為皇室羸弱的原因是關鍵時刻無人拱衛王室,因此必須依靠宗親力量護衛中央政權。在《擬封諸子詔》中曾說:“眾建藩輔,就可以使天下堅如磐石,大封土疆。就可以增近親親之誼,這個古今通誼的辦法,我怎敢不用呢?”這樣一看,分封還是為了集權。
這種防禦性政策自永樂後深植於明朝曆代皇帝的血液中。明代稅收的不足和長時間多次遭受外族侵擾,導致了這一基本策略在有明一代貫穿始終。隻有明成祖時,國力增強,為了奪取對蒙古的主動權,肅清邊境,他曾五次出征漠北,雖然也取得顯赫的功績,但最後耗盡了國力,本人也卒於軍中。自此,大明朝再無野心。
大概西方文化比較重要的是宗教與科學,而中國文化比較重要的是道德與藝術。這是雙方文化體係結構的不同。宗教與科學兩部門有一共同點,都是對外的。宗教講天、講上帝,科學講自然、講萬物,都在人的外麵,而道德與藝術都屬人生方麵,是內在於人生本體的。道德是由人生內部發生。中國文化裏講藝術,亦由人生內部發生,與道德是大致相同的。所以西方文化精神偏向外,中國文化精神則偏向內。
———錢穆,《中國民族性》第188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三. 清朝的雙驅型守業模式
清朝的曆史從本質上說是一個逐漸被漢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漢製對滿習的鬥爭過程。
由北邊的滿族起家,清和元人一樣依靠軍功戰馬蕩平東北,而後在入關之初即開始接受並汲取中原漢文化的要素。入關稱帝之後,清廷之內的眾多舉措也同樣越來越接近於華夏文化的傳統模式,甚至可以說,它基本上是中國華夏文化的另一繼承人和發展者。爾後綜觀順、康、雍(公元1644~1735年)時期,中央自大學士、六部、九卿,人員基本上滿漢各半;一切製度承襲明朝;一切文書皆由滿、蒙、漢三種文字書寫,漢語成了滿、蒙、漢各族通用語言;尤其是孔孟之道成為共同的思想信仰,佛教、道教成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如此等等,標誌著“滿漢一家”已基本實現。
順治康熙大力破除滿習,滿漢一家始見雛形
這種滿漢雙驅型的守業始於順治。順治對漢文化的孜孜不倦和狂熱的喜愛,使他下決心進行漢化,自然這其中也有著不小的政治目的。他興文崇教,努力地維護封建皇權的至上,因此,他尤其倡導儒家思想。這從一定意義上緩解了滿漢之間隔閡,甚至仇視的關係,特別是對爭取和安撫漢族士人起到了積極影響。
順治帝親政後發現,各衙門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的現象非常嚴重,他決心給予改變。順治十年正月初三日,順治帝告諭內三院:“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嗣後凡進奏本章,內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門,滿漢侍郎、卿以上,參酌共同來奏。”
順治帝的這項措施加之清朝有取舍地沿用了明朝的統治模式,使得這套滿漢相對均衡的決策機關更加能夠行之有效,初具本土化雙驅型守業的雛形。
康熙一上台,馬上瞄準了政治上的兩個龐然大物:一個三藩,一個鼇拜;一個是漢文化的標誌,一個是滿文化的象征。年輕的康熙,是政治家的眼界摻雜年少的輕狂,毫不手軟地對兩個與自己父親都有密切關係的政治強勢動了手,而這一動手,又自然地把文化的處理方式同順治和多爾袞完全叉開。他想要的是一種平衡,這貫穿了他治國方略的始終。比如避暑山莊和紫禁城,一個在關外,一個在關內,盡管兩者間有長城在地理上進行阻隔,然而由於康熙多次親自帶著眾多的人馬木蘭秋彌(圍獵)而格外親密。
康熙選擇了兩種文化的共存共榮,互不排斥,由於文化上的並駕齊驅,就自然地形成了北京與承德兩個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