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國學的熱潮正湧動於媒體鮮亮的版麵，大學的講堂，甚至小學和幼兒園的誦經聲中。頂級名校如北大、清華、複旦及中山等都麵向管理者和企業家開設了自己的國學速成課程，並且都報出了天價學費；而一些小學校也翻出了塵封已久的《三字經》、《弟子規》之類蒙學讀物，在全球化聲浪甚囂塵上的今天大聲誦讀起來。這一切無不昭示著今日之中國人對傳統文化複歸的熱情。
實在來說，我們都是中國人，都在中國的土地上與同我們一樣喝著長江黃河水、流著中國血的同胞或籌劃、或協作、或競爭著種種事情；當我們在尋找某種問題的原因或答案時，我們總會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曆史、投向我們曾經擁有過的那些典籍，因為那畢竟是滋養了世世代代中國人的文化和傳統。說它好也罷，說它壞也罷，它都是你無法躲開的東西，我們必得從它當中生發出新的動力和方法。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人開始重新思考我們古老文化的常新動力，新一輪的國學複興即緣發於此。而管理者和企業家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在中國做管理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是絕然行不通的，而是要像共產黨那樣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因為我們是在中國做事情、辦企業。國人的舉手投足、言談舉止無不深深打上中國式的印跡，那是多年的文化積澱形成的———你想躲都躲不開！我們必以相應的中國式應對這種中國式，才會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果；連“洋人”們都知道要進行本土化經營，並且在某些程度上比我們做得還好。
如果我們深翻老祖宗留下來的國學寶庫，就會發現這中間儒家的東西占了很大的比例。因為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是講究“外儒內法”的，那對外的儒家一直是大講特講的，並以此作為科舉考試、選拔官吏的主要依據。自打漢武帝定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基本國策後，儒家就成了正統的意識形態，被其後的曆代統治者一路高捧著直到現在，致使國人不知不覺地全都被打上許多儒家烙印。我們現在來檢視這些烙印，發現許多東西即便在現代也還是光輝閃閃的。德國的大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研究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曾得出一個著名結論，即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在西方得以長足發展，全在於基督教中的清教徒有一股子“兢兢業業、克勤克儉、頑強進取”的精神。我們用韋伯的結論反觀中國的儒家傳統，發現這正是儒家所一貫強調的，這也正是儒家倫理能為現代企業所用的地方。儒家的講求集體主義、尊卑有序、進取入世、自我克製、孝悌之道，以及“仁、義、禮、智、信”，“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對於當前的管理者和企業家構建自身企業的企業文化都仍具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發作用。
存在於傳統及文化深處的中國式管理的那些方法與思路，在今天的現實背景下有多少還在起作用，這是我們在寫作此書時經常要追問的問題。誠如前文已有論及的那樣，傳統總是通過現實頑強地表現自己，並且總是在當事人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作用。另外，作為中國人，無論他的企業做得多大，中華文化深處的東西總要在他的身上發揮作用；我們觀察到，李嘉誠的言論總是不自覺地打上中國文化的烙印，而據說張瑞敏最愛讀的書也是老子的《道德經》。在中國千百年的曆史中發揮作用的那些方法和實踐，到今天有哪些是值得繼承的？又有哪些是必須批判和加以揚棄的？這是本書的根本目的所在。毋庸諱言，集權統治如果能有一個英明偉大的君主（英明是指他必須具有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足夠理智，而偉大是指他必須具有最起碼的道德良知，這是一切好的管理最基本也是最簡單的兩條），那實際上也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管理辦法；但是，我們在實踐中卻失望地觀察到，沒有幾個皇帝同時具有如上提到的最基本的兩條，那是必然的人性使然，因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