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中國曆史上“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角逐對現代管理者的啟發
作家餘世存說戰國時代，也是當時中國天下的全球化時代，天人爭勝以及先民直麵亂局而生發的聖賢君子氣度——他們的謀略和智慧屬於今天所說的“公開化”，或者有利於今天中國人的“自我完善”。在風雲際會的戰國時代，處士橫議，縱橫捭闔，記載當時政治風雲和人物風采的《戰國策》反映了當時權力角逐的曆史畫卷。
《戰國策》是彙編而成的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資料，主要出於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記載，彙集成書，當在秦統一以後。原來的書名不確定，西漢劉向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總共33篇，按國別記述，計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反映出這一時期各國政治、外交的情狀。全書沒有係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
《戰國策》繼《春秋》之後，訖楚漢之爭，記載了共245年的曆史，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
《戰國策》的思想內容較為駁雜，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就總體而言，此書主要反映了縱橫家的思想傾向，縱橫之勢，長短之術，詭譎之計充溢全書。在《戰國策》中，“計者，事之本也”（《秦策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謀略就是決定一切的因素。
在人生觀上，縱橫家的思維也與當時的主流史書完全不同。縱橫家們更注重個人的自我實現，謀取個人的“勢位富貴”《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中，蘇秦發自內心的感慨道：“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這樣的思想在《國語》《左傳》諸書中都不曾有過，這在當時是觀念的重大轉變。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戰國策》中，處於統治集團與庶民之間的特殊而較為自由的社會群體——策士們為了實現自我的個人價值，奔走列國，遊說諸侯，以三寸之舌抗衡九鼎之寶。一切正如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所寫的：“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戰國時期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年代，每個國家都前途未卜，順應時勢、破舊革新是當時所有國家急需要做的事。《戰國策》中也表現了這種思想。《趙策二》中所記載的趙國國君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事，就是一次重大的破舊求新的改革，趙國統治集團對此引起一場激烈爭辯。不少人反對武靈王的改革，公子成是反對“變服騎射”的代表，他把“中國”說得盡善盡美，認為“胡服騎射”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叛學者，離中國。”而趙武靈王則認為，應該“觀時而製法，因事而製禮。法度製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後又質問道：“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他堅決主張“便國不必法古”，“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製今。”故而“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趙武靈王終於衝破趙國貴族集團的重重阻撓，棄舊圖新，施行了“變服騎射”，促使趙國強盛，在軍事上做出貢獻。
對於用人問題，《戰國策》也有一些值得重視的觀點，它批駁了認為“當今之世無士”的觀點，指出當今之世並非“無士”，而是統治者不愛士，不用士；用人不能責全求備，應該揚其長而避其短。《秦策五》中，姚賈反駁秦王說，在用人問題上“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即使是“監門子”，隻要他有才幹，肯為國家出力，有益於社稷，國君就應當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各盡其才。
魯仲連也對孟嚐君提出要“人盡其才”。他說：“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曆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yǎo姚）耨（nòu）與農夫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