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清政府籌辦三洋海軍的方針已定，但限於財力，工作無法齊頭並進，隻能有所側重，於1879年5月又決定“先於北洋創設水師一軍，俟力漸充，由一化三。”同年，日本正式吞並琉球，並漸有窺伺台灣、朝鮮之意。有鑒於此，清廷始令李鴻章速購鐵甲船，以為伐謀製敵之計。李鴻章遂致函駐德公使李風苞，令其在歐洲各國船廠訪詢鐵甲船圖式，以便訂造。恰在此時，總稅務司赫德，忽然向總理衙門提出一個所謂“海防條陳”，痛詆鐵甲船糜費無用，建議清廷隻購蚊子船和碰船，分成南北兩隊，海疆防守即可無虞，並要清政府雇用西人，重其事權，任命他為總海防司，企圖攫取中國海防大權。當時總理衙門頗為其說所惑，致函李鴻章、沈葆楨征求意見。沈葆楨堅決反對赫德出任總海防司，李鴻章則謂“赫總稅務司前議，此間文武幕吏多不以為然。謂其即有利權，又執兵柄，鈞署及南北洋必為所牽製”。經沈葆楨、李鴻章極力辯爭，總海防司之議始作罷論。至於購辦鐵甲船一事，李鴻章說：“欲求自強，仍非破除成見，定購鐵甲不可。”1880年，他派江南製造局徐建寅（科學家徐壽之子）會同李風苞在英、法、德奔走訪問，最後終於在德國伏爾鏗船廠訂造了兩艘6000匹馬力的鐵甲艦（定遠、鎮遠）和一艘2800匹馬力的鋼甲船（濟遠）。在建造過程中，李鴻章接受原來委托赫德所購艦隻質量低劣的教訓，為保證質量，派專員和生徒到該廠學習，並檢查督造，凡不合規格者要重新返工，期於船成學亦成。
先是，1879年11月，李鴻章以從英國訂購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4炮艦來華，北洋船隻漸多，即奏請將淮軍記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暫任督操。不久，沈葆楨死於兩江總督任所。從此，海軍的一切規劃專屬於李鴻章，乃設水師營務處於天津，辦理海軍事務，以道員馬建忠負責日常工作。1881年9月、10月，由英國訂造的鎮中、鎮邊兩艘炮艦以及超勇、揚威兩艘巡洋艦也先後駛回。這樣，北洋海軍加上原有的練船、運輸等船，已擁有14艘船隻，初具規模了。於是，李鴻章奏改三角形水師旗為長方形海軍旗，並奏請以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在此前後，福建海軍和南洋海軍（係指原丁日昌所稱的東洋海軍）也先後購備了一些船隻，但包括北洋海軍在內都還沒有達到成軍階段。不久，中法戰爭爆發，清政府的海軍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北洋海軍在成軍階段主要是增加質量較高的新艦。自1885年以後，共購進艦艇13隻，這些艦隻在當時來說，都是較為先進的戰艦。由於派專人督造，質量一般也都比較好。1887年，6艘魚雷艇造成駛抵中國。同年致遠、靖遠、經遠、來遠4艘也告工竣，李鴻章派鄧世昌、葉祖矽、林永升、邱寶仁出洋接帶，於1888年4月安抵天津大沽。這樣，北洋艦隊加上原有的艦隻已擁有大小軍艦25艘，終於在同年9月正式宣布成軍了。
北洋艦隊在成軍的同時，正式頒布了《北洋海軍章程》，“內多酌用英國法”，勇營、綠營舊製亦兼收並蓄於其中，條目巨細，十分正規。章程關於艦隊編製的規定：計軍艦25艘，官兵4000餘人；全軍設提督1員，以統轄全軍；設總兵2員，分左右兩翼，為鄰隊翼長；副將以下各官312員，凡委帶艦艇者稱“管帶”。提督設衙署，總兵以下各官，住在船上，不設衙署。各艦逐日小操，按月大操；立冬以後，全艦隊赴南洋，與南洋艦隊合作訓練；每三年欽派親王大臣與北洋大臣出海檢閱一次。小操又稱“常操”，主要是訓練陣法。陣法共100餘式，每種陣法都包含有集中與分散兩種因素，可以化集中為分散，也可以變分散為集中，正確處理好兩者的關係，就可以做到變化無窮。
此外，北洋艦隊還聘用數量不定的洋員，主要是擔任教習、駕駛、機務、炮務等技術性的工作。
李鴻章作為北洋艦隊的最高領導者，不僅掌握著艦隊的指揮權，而且還掌握著艦隊的人事權，甚至連朝廷對北洋艦隊的命令，也隻有通過李鴻章才能發出效力。
李鴻章在籌組艦隊的同時，對海軍基地的基址曾進行過多次勘察，最後選定了旅順和威海衛。他說：“綜覽北洋海岸，水師扼要之所，惟旅順口、威海衛兩處，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又說：“西國水師泊船建塢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凍，往來無間，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颶風，二也；路連腹地，便運糗糧，三也；土無厚淤，可浚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製要害，六也……惟威海衛、旅順口兩處較宜，與以上六層相合。”但因威海衛工巨費繁，李鴻章決定先經營旅順口，於此建設船塢及海岸炮台，作為戰艦收宿之地，並兼蔽奉省和保衛京畿。
旅順、威海基地相繼建成，威海衛即為北洋艦隊的永久駐泊地，旅順則為北洋艦隊維修保養之所，兩地各設提督衙門，均為北洋海軍重地。就防禦體係看，威海、旅順恰似人之雙臂，環抱渤海，形成對京畿的鉗形防禦網，李鴻章所謂天津以旅順、煙台（現改為威海衛）為“鎖鑰”的海防設想，終於得以實現。
在海軍和海軍基地建設的同時，海軍的各種後勤保障機構，也相應地建立起來，如海防支應局、軍械局、船械局、儲醫施醫總院、養病院等。其中以興辦各類軍事學堂尤為重要。李鴻章十分重視軍事人才的培養，他說：“水師為海防急務，人才為水師根本，而學生又為人才之所自出”，“查泰西各國水師強盛，皆以學堂為根基。”為此他在派遣留學生赴國外培訓後，又在國內先後創辦了一係列軍事學堂。1880年創辦天津水師學堂，以留學回國的嚴複為總教習，並聘任洋員授專業課。1885年創辦天津武備學堂，以培養能通曉西法的淮軍中下級軍官。1890年，為便於學生就近學習駕駛、魚雷、水雷、槍炮等技術，又在劉公島創辦了一所威海水師學堂。此外，為了培養急需的水雷、駕駛、管輪、槍炮等專門人才，還先後創辦了大沽水雷學堂，旅順魚雷駕駛學堂、管輪學堂、水雷學堂，威海槍炮學堂、水雷學堂以及山海關武備公所等。所有這些學堂，不僅為海陸培養了相當一批軍事和技術人才，而且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2.看準的人才，就委以重任做任何事都離不開人才，沒有人才是絕對寸步難行的。李鴻章的“領導學”中顯明地體現了這一點，因為他相信：“看準的人才，就要以責任。”
李鴻章認為，江蘇和各省一樣，官場腐敗到了極點，而上海更為突出。其特點是官吏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為了貪財撈錢，他們不惜媚外賣權，從中以飽私囊；為了滿足一己之私欲，他們相互勾結，巧取豪奪，置國法而不顧。通過全麵了解，李鴻章在1862年致曾國藩的書信中指出：“上海十年來大發公家財者，要數吳、楊、俞三人最為突出，其醜惡名聲已遠近皆知。”吳指的是吳煦，字曉帆，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初以捐納曆任江蘇嘉定等縣知縣，後署理鬆江知府，曾勾結反動官紳與英、法、美等侵略軍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1858年冬，升任蘇鬆太道，後升署江蘇布政使，兼管上海海關事務。此人一向媚外，多次勾結外國侵略軍入上海設防，以阻擊太平軍，為人狡詐，愛財如命，貪心特重，名聲極壞。楊指的是楊坊，字啟堂，浙江鄞縣人。初在上海以販賣鴉片致富，因勾結洋人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而升任蘇淞糧儲道，綜理“夷務”。1860年太平軍進攻上海時，他勾結美國人華爾組織洋槍隊，與太平天國為敵，並以其女嫁華爾為妻。此人與吳煦沆瀣一氣，“挾夷自重”，控製了上海的人事、財政和外交大權。俞指的是吳煦、楊坊的心腹俞斌，他與金鴻保、閔劍一起，充當吳、楊二人搜括民財的得力幹將，上海人民對其恨之入骨。李鴻章雖然對這種情況作了調查了解，主觀上很想把江蘇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場腐敗風氣扭轉過來，但在客觀上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他初到上海，強龍難鬥地頭蛇，但為了求得淮軍的生存，他采取了“有選擇地加以懲治”的辦法，盡自己的能力對吏治進行了一番整頓。他在《奏保郭嵩燾片》中向朝廷表白了自己的基本意見：首先設法把那些盤據重要部門、控製實權的“貪詐同黨”撤換下去，代之以“親近人賢，匡所不逮”的人員，以便把上海的人事、財政和外交大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早在李鴻章率淮軍從安慶動身赴上海之際，他的老師曾國藩就明確告訴：“不把吳煦去掉，政權就不能做到統一，上海的事情就不能辦理好。”通過對上海的實情分析考察，李鴻章決心把吳煦、楊坊之流作為首要打擊目標，作為整飭江蘇吏治的突破口。在奏準革除吳煦身邊數人職務的同時，采取海關與厘金分途、以厘稅協濟餉需的政策，雖仍由吳煦掌管上海海關，但職權大大削減。1862年11月，李鴻章又下令免去吳煦蘇淞太道一職，另委當過上海縣令，“熟悉了解洋人情況，才能出眾，善於籌餉”的長沙人黃芳接任。與此同時，又先後薦舉道光進士，曾任知縣、知府的被紳民稱之為“劉青天”的河南太康人劉郇膏為署理江蘇按察使、布政使。
為了使江蘇一省的軍、政、經濟全權牢牢控製在自己的手中，也為了將江蘇一省的吏治整頓一番，在以懲治吳煦、楊坊為突破口之後，李鴻章千方百計網羅人才，建立和不斷充實自己的幕府，把他的同鄉、同學、親朋好友都集結在他的身邊。李鴻章幕府中的重要人物大多由奏調或從屬吏中特委兼辦。一般幕府人物或由函招、或由劄委、或自來投效，或輾轉推薦而來，形式多種多樣，人才也五花八門。他們的職務都受李鴻章奏派督導；他們的地位既為私人賓席，又可以隨時因功奏保升遷，授以實缺；他們的薪水大半由所屬局所或軍營供給，雖不是完全的官俸，也不是來自於李鴻章個人的腰包。這一點，大體上與曾國藩的幕府相同。但李鴻章幕府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從實際需要出發，把一個人的能力放在首位，不太看重功名和地位，很少聘請道學先生和文學侍從。從而被聘入李鴻章幕府的人，一般都能各有所能，專長得到較為充分的發揮。在襄辦營務方麵才能出眾的有錢鼎銘、馮桂芳等；在辦理文案方麵非常出色的有淩煥、周馥等。在征收厘捐和購製洋人軍火方麵，不僅人數較多，而且一般都較精明幹練，廉潔自守，其主要人物有先後主持江蘇牙厘總局和淞滬厘局的薛書常、王大經、郭柏蔭、陳慶長、王凱泰等；有主持後路糧台的陳鼐；有主持軍火購製的丁日昌、馮光等。這些人中，最受李鴻章器重的是丁日昌、王凱泰、郭柏蔭3人。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係貢生出身，廣東豐順人。1859年任江西萬安知縣，不久入曾國藩幕府。李鴻章賞識其才，早在援滬之初，他就向曾國藩請求調到他的身邊來，沒有結果。1862年，丁日昌奉命到廣東提督昆壽軍營“協助籌辦戰守，督辦火器。”李鴻章又趁機向廣東方麵谘調，被拒後又於1863年專折奏準調來上海經理軍械火器的購置和製造。丁是一個洋務方麵的特殊人才，曾介紹容閎赴美國購買機器，參與籌設上海機器局，是李鴻章在江蘇巡撫任上的一個得力助手，或者說是李鴻章幕府中的一個起重要作用的幕僚。王凱泰，字補帆，江蘇寶應人，道光進士。1863年經李鴻章奏準襄辦營務處、江蘇牙厘局後，辦事“開明精細”，也是李鴻章幕府中一個舉足輕重的關鍵人物。郭柏蔭，字彌廣，號遠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進士。1853年奉命在籍舉辦團練，授郎中之職，1863年被李鴻章以“老成雅望”來到上海以僚屬用，先後署理江蘇按察使和布政使，兼辦厘務，在李鴻章幕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3.放開眼光，大量培養人才
什麼領導，能否放開眼光，關係到決策的長短。因此，領導的眼光往往直接及能在決策是否合理、長遠。李鴻章領導之道是：把目光盯在長遠處，大量培養可用之才。
為了培養技術人才，李鴻章還積極主張送學生到海外培訓。他說：“西洋製造之精，實源於測算格致之學，奇才疊出，月異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時輪船鐵脅一變前模，船身愈堅，用煤愈省，而行駛愈速。中國仿造皆其初時舊式，良由師資不廣，見聞不多。官廠藝徒雖已放手自製，隻能循規蹈矩，不能繼長增高，即使訪詢新式，孜孜效法，數年而後，西人別出新奇，中國又成故步，所謂隨人作計，終後人也，若不赴西廠觀摩考察，終難探製作之源。”為此，早在1871年他就會同曾國藩奏請朝廷批準，於次年派第一批幼童赴美學習，這是中國派遣留學生之始。至1875年，先後派出4批，共計120名。學習出色者有詹天佑、唐紹儀、梁敦彥等。
1876年，他又派遣淮軍中下級軍官卞長勝等7人，隨同洋教習赴德國學習陸軍。次年初，又會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聯銜奏準，選派福建船政局前後學堂學生26名、藝徒4名，赴英、法兩國學習製造駕駛。
同年，第一批赴歐學生出國。在法學習製造的多分赴各礦廠學習開采及冶煉、冶鑄工藝諸法，均得到文憑，學成後並遊曆英、法、比、德各國新式機器船械各廠。赴英學習駕駛的，先入格林尼次官校，後陸續調入鐵甲船學習，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堅、非洲、印度洋等處操練排布迎拒之方。離船後又專請教習補授電氣、槍炮、水雷各法，均領到船長文憑。在這批留歐學生中，學習製造出色者有魏瀚、陳兆翱等，學習駕駛出色者有劉步蟾、林泰曾等。此後又派遣了兩批。
1885年，李鴻章鑒於學習製造的學生，原定學製3年為期太促，“所學不全”，建議改為6年；學習駕駛的學生，每年僅有兩個月在大兵船上實習，“閱曆亦淺”，建議每年改為6個月在船上實習，以增加閱曆，但原定學製3年不改。
總之，為培養技術人才，李鴻章做了許多努力。注意“權由我操”，“雇用洋匠”，進退由我，不令領事、稅務司各洋官經手，以免把持。“譬如，1870年李鴻章接辦天津機器局時，即在該局”精練華工，酌裁洋匠，並將主持局務之洋員密妥士辭退。不久，又將金陵機器局主持局務的洋員馬格裏辭退，用較為內行的中國人龔仰遽指揮調度。十八求實是最令人尊敬的品質十八、求實是最令人尊敬的品質作為領導，不能以虛誇的方式去對待自己的管理工作，否則就會讓自己“飄”起來，從而失去下屬的信任之心。因此一定要牢記“求實”兩字，隻有工作更出色，才能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張之洞的領導心智是：做人必求實，不能空洞無物，更不能說而不做。
1.在關鍵時刻不能退縮退縮有兩種情況：一是能退縮，二是不能退縮。前者指一種安身法，後者指一種挺身術。當一個人沒有必要與對手發生碰撞的時候，可以選擇前者，反之要選擇後者。尤其對正氣在身的人而言，更應該合理選擇。
在張之洞看來，做人要有正氣，特別是在關鍵時刻不能退縮。張之洞就是正氣一身，不畏懼對手。這是智慧和經驗長期積累的結果。
1879年他為“東鄉慘案”上書鳴冤，陳述真相，使多年的沉冤一朝昭雪。
1875年，四川東鄉縣（今宣漢縣）發生民眾的抗糧鬥爭。在鹹同年間，清政府為了籌集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在四川橫征暴斂。除地丁銀外，增加了津貼、捐輸和其他雜稅，東鄉本是川東一個地瘠民貧的窮縣，地丁銀加上各種稅捐也增加了近10倍。該縣負責征收錢糧的局紳同官吏相互勾結，百端勒索，民眾痛苦不堪。1875年6月，東鄉農民聚眾請願，向官府提出清算糧賬、減輕負擔。知縣孫定揚謊稱百姓聚眾謀反。護理川督文格得報後，嚴令官兵鎮壓，提督李有恒率官兵馳赴東鄉，對無辜百姓實行血腥大屠殺，製造了冤死數百人的大慘案。東鄉民眾含冤不平，推舉代表袁廷蛟進京告狀申冤。禦史吳鎮等川籍京官得知慘案真象，聯名參劾文格，清廷迫於輿論，將孫定揚、李有恒革職，文格也自請處分。朝廷另派山東巡撫丁寶楨督川。丁寶楨上任後仍試圖將此案大事化小，不了了之。1878年，張佩綸上書彈劾丁寶楨，請複審東鄉一案。朝廷不得不另派告老回鄉的前兩江總督李宗羲前往東鄉複查。李經過明查暗訪，基本弄清了事實真象，隻得據實奏明。朝廷再派禮部尚書恩承、吏部侍郎童華為欽差大臣赴川複審。兩人到川後，官官相護，結果仍是維持原判。
東鄉冤案的平反以張之洞的上疏得到了轉機。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正遇上東鄉慘案發生。當他按試到東鄉縣屬綏定府時，應試的東鄉童生都不按試題做文，“試卷所書，悉為冤狀”。所以他對冤案的真象比較了解。光緒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張之洞一天之內連上了三折，表示要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訴之於天地父母者”。他詳細地敘述了慘案的始末，指出了百姓抗糧的原因。他說：“此案之查辦由於濫殺，濫殺由於誣叛請剿，誣叛請剿由於聚眾鬧糧，聚眾鬧糧由於違例苛斂。”並舉出四川地方官大量苛征勒索的事實：“大率每地丁一兩合之津捐雜派大縣完多將近十兩，中縣完少亦須五六兩。糧民交納者，先完雜費，繼完津捐，然後許完正賦。雜費不完串票不可得，無串票則官得治以抗糧之罪，其術亦巧而毒矣。”他還指出，“案懸四年，兩被京控，三經糾參，兩易督臣，三奉查辦”，而最終卻“舍首惡而不誅，事無真是非，刑無真罪名”。因此“關係極大，不獨一蜀”，是有關維係清廷統治的大問題。請求朝廷為了長遠利益，嚴懲製造東鄉慘案的罪魁禍首。張之洞的奏折筆鋒犀利，有理有據，在清廷中產生了重大的反響，刑部不得不重審此案。清廷承認東鄉百姓“鬧糧仇鬥，並非反叛”，下令懲處有關官員以平民憤：孫定揚、李有恒濫殺無辜，處以斬刑；前護理川督文格革職，川督丁寶楨降四品留任，其餘有關知府、總兵、局紳或革職，或充軍，沉冤得以昭雪。張之洞也由此而聲名大著。
2.把決心做的事做到底
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並不是一定都能做到。顯然，做到之後皆大歡喜，意味著成功，反之可能會垂頭喪氣。張之洞的特點是：隻要自己想做，就決心把事情做到底、做成功。
張之洞雄心勃勃，希望通過布、紗、絲、麻四局的建立，在湖北形成一套用洋機器生產的紡織工業體係，給社會帶來效益。這種敢作敢為的性格，是張之洞的特點。
早在兩廣總督任上，張之洞在籌辦鐵廠的同時就醞釀建廣東織布局，並擬以向闈賭商派捐的辦法來籌款，第一年派捐四十萬兩，第二年派捐五十六萬兩。銀子還沒有收上來，張之洞便奉調武昌。接任的李瀚章不願辦鐵廠，也不想辦織布局，於是張之洞將鐵廠連同織布局一起遷到武昌。因為湖北經費緊張，必須仰仗廣東的銀子，張之洞遂與李瀚章商議，粵鄂共辦織布局，廣東省以九十六萬兩銀子捐款作為股份入股，但李瀚章對織布局能否贏利沒有信心，反複磋商後同意拿出五十萬兩銀子入股。張之洞不得已在湖北東挪西借，又湊了三十萬，才將英國機器的訂購款付清，機器前一年已運到武昌來了。但一則缺經費，二則忙於鐵廠、槍炮廠分不過心，於是這些機器便隻好領進倉庫。這下好了，有了八十萬鹽課和二百萬洋款，張之洞如虎添翼，更加放開手腳了。他從中拿出五十萬兩銀子來，立即在武昌城文昌門外興建廠房。
接下來，張之洞便著手創建紡紗廠。湖北天門、潛江一帶曆來便是有名的產棉區，所產棉花量多質優。民間紡紗工藝粗糙費時，好棉花卻得不到好的使用。那年有人向張之洞建議，棉花是湖北一大財富，不利用太可惜了。現在織布局辦起了，棉紗便有了固定的銷路。用湖北的棉花紡湖北的紗，用湖北的紗織湖北的布，再將這些布匹向各省銷售。紡紗、織布兩局都贏了利，又可以補貼鐵廠和槍炮廠，還可以辦別的事，這是一條正經八百的生財致富之道。於是挨著織布局的旁邊，一座規模宏大的廠房又動工興建了。
隨著洋務事業的蓬勃發展，張之洞越來越感到洋務人才的短缺。他和蔡錫勇等人商量，在鐵政局旁邊興建一所洋務學堂，取名自強學堂。聘請蔡錫勇兼任學堂總辦，以陳念為提調、梁敦彥為總教習，聘請所有從美國回歸的留學生為教習。自強學堂設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科。以方言為基礎科，方言科以西文為主，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門。因為布、紗、絲、麻四局的原料均來自鄉村，農學已成為一門必須講究的大學問，又因為鐵廠和槍炮廠急需一批操作工，張之洞又相繼辦起湖北農務學堂和湖北工藝學堂。
這期間，煉鋼爐已安裝好，槍炮廠的機器也全部從美國、德國等國家運來，鐵廠和槍炮廠名副其實地投產運行了。
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湖北的重工業、輕工業從無到有勃然興起，新式學堂由少到多全麵興辦，以漢陽鐵廠為代表的湖北洋務事業如一股大潮，衝擊著一向保守閉塞的荊楚官場士林、城鎮鄉村，引起各界震動，從而使得兩湖風氣大變。它又如一道虹霓，閃耀著七彩光亮，高懸在江漢天穹，備受朝野內外、東西南北的矚目，成為時論輿情的熱點、府衙廛市的談資，或譽或毀，或慕或嫉。總之，都不能輕覷小看，更不能無視它的存在。
後來張之洞又著手興辦既濟水電公司，在這之前，有很多人，特別是外國人都盯著在武漢發展水電事業的高額利潤，但是張之洞駁回了洋人辦水電的申請，理由明擺著，這裏的銀子不該給洋人。以後三撥申請的雖然打著中國人出資的招牌，走的卻是暗中吸收洋股的路子。張之洞查明後，一概駁回。後來有一撥申請時過了關，動工後又被查出空手道後頭玩洋股的花樣，照樣讓它停篙擺槳，上岸回家。後來，宋煒臣主持創辦的既濟水電公司得到張之洞的批準和“政策傾斜”，其原因很簡單：它確是中商自己投資，而且資金到位。
同樣有名的“紗布絲麻四局”的創建，也是出於“保護利權”的考慮。四局之中，最先開辦的是布局。當洋貨輸入，大受國人歡迎的時候，一般士大夫會有多少人想到事關國家利權？而張之洞早在擔任兩廣總督時就奏請建立織布局。他在奏折中這樣寫道：“竊自通商以來中國之財溢於外洋者，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辦機器自辦。”
紗局、絲局、麻局的相繼誕生，無不是為著增產增效。更為重要的是它為武漢紡織工業的發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礎，沒有它的濫觴，就沒有武漢作為全國繼上海、天津之後第三大紡織工業基地的地位。
1890年，張之洞提出在湖北北部架設電線，他說，長江水線雖然經過武漢，但線路偏在南部（包括宜昌、沙市）。襄樊屬“楚邊重鎮”，與陝、豫界連，與省城陸程700裏，水程近千裏，呼應不靈。張之洞奏請由上海電報局集資在襄陽、武漢之間架設電線，鄰省可貸款1萬兩做周轉資金。當年架通，並延至老河口長458裏。同年，又開始架設從沙市經益陽、長沙至湘潭的湘鄂路線。張之洞另在省內架設了宜都至長陽、施南至利川等線路。此外張之洞還在武漢三鎮設立電話局，後改為電話公司。湖北省的近代電訊事業在張之洞督鄂期間有了長足發展。
大型企業固然是張之洞所熱衷興辦的，與人民生活有關的中小型企業，張之洞也積極提倡。如在白沙洲辦湖北造紙廠，在漢陽赫山辦湖北針釘廠、湖北官磚廠，在下新河辦湖北氈呢廠，在蘭陵街（現解放路）辦武昌皮革廠，在漢口辦湖北模範工廠、貧民大工廠等等。1908年，張之洞還鼓勵和資助宋煒臣創辦燮昌火柴廠。
3.守住“謹慎”兩字
領導做人需要牢記“謹慎”兩字，一步一步地走穩自己的腳步，否則就可能會冒失，會造成終身大錯。張之洞認為做事需謹慎，否則就會遭到算計。謹慎處世，不讓人抓住把柄，以免後患無窮。
立憲事關根本政治體製改革，牽涉到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張之洞“善趨風勢”，讚成立憲。在清末的督撫大臣中，他是對立憲政治考察較早，認識較深的人物之一。
從人際關係看，張之洞與立憲派有著廣泛的聯係，其幕僚趙鳳昌、鄭孝胥等是立憲派的骨幹人物，鄭孝胥還擔任了預備立憲公會的會長。張之洞與立憲派領袖張謇關係也較密切，曾互訪商談立憲大計。張之洞於1909年臨終前口授遺折，推舉吏部尚書陸潤庠、法部尚書戴鴻慈可以繼其相位，又舉前兩廣總督岑春煊繼其軍機大臣，這些均為積極主張和策劃立憲之人物，其遺折中還有“立憲為維新之本，不可視為緩圖”等語。
張之洞主張立憲法、設議院的態度是明朗的，要求也是迫切的，其謹言慎行並未掩蓋他的基本立場和態度。這點還可以從時人的評論中得到佐證。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說，庚子以後，“預備立憲之風乃大盛。廢科舉、試特科、引用留學生、設資政院及省谘議局，以為君主立憲張本；複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以新外人耳目。凡此諸端，胥由張之洞、袁世凱合折奏請，或讚同辦理”。此話大抵符合史實。
清廷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的第二天，便頒發了改革官製的諭令。命載澤、榮慶、奎俊、鐵良、徐世昌、陸潤庠、袁世凱等諸大臣共同編纂改革官製方案，又令端方、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等督臣派司道大員進京隨同商議。在恭王府設立編製館，確定編製機構和人員，最後由奕、瞿鴻、孫家鼐總司核定。總原則是參仿君主立憲國的官製厘定，先從行政、司法各官開始。最後製定的京朝官製是：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各一人。對此項重要改革，慈禧閱後認為，軍機處自雍正年間由內閣分設，“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複改內閣。軍機處一切規製，著照舊行”。其他各部依次為：外務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禮部、學部、陸海軍部、法部、大理院、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都察院，並設資政院、審計院、軍谘府。
接著，又編定地方官製。分兩層辦法，第一層為各省設行省衙門，督撫總理政務，略如各部尚書，藩臬二司略如各部丞；合並各司道局所，分設各司，酌設官，如參議者領之，司以下設曹，以五品至九品官分掌之；每日督撫率屬官，定時入署，共同商議各事；各府州縣公牘直達省；每省設高等審判廳，受理上控案件，行政司法，各有專職。第二層辦法是：督撫經管外務、軍政，兼監督一切行政、司法；布政使管民政，兼管農工商；按察使專管司法方麵的行政，監督高等審判廳；設財政司，專管財政、交通；學、鹽、糧、關、河各司道仍照舊製。
地方官製改革方案電達各省後，各督撫反映意見不一，有的主張采用第一層辦法，如岑春煊、趙爾巽、程德全等。有的主張用第二層辦法，如錫良、陳夔龍等。有的則主張第一、二層參酌使用，如楊士襄、龐鴻書等。各自又提出了一些實行時的困難，如財力不足、人民程度低及司法獨立不易等。
張之洞對地方官製改革的方案提出了諸多異議，基本持反對態度。他在1907年1月2日致軍機處厘定官製大臣的電文中說：“此次官製之應如何改定，自以有關於立憲之利害為主，其無關憲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張，轉致財力竭蹶、政事叢脞、人心惶擾。”因而主張緩進、審慎行事。如他不同意裁撤知府，認為“一府所轄，少則四、五縣，多至十縣，各縣距省遙遠，極遠者至二、三千裏，賴有知府猶可分寄耳目，民冤可申理，災荒可覆勘、盜匪可覺察”，因而撤知府“勢有難行”。又如合並各司道一事，他認為各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合為一署“無此廣大廨舍能容許多官吏，能存許多案牘”，再如各省高等審判廳一事，他認為“一省之中臬司即為高等審判廳矣，另設一廳何為”，至於第二層辦法，他認為“尤多窒礙之處，民政以警察為大端，乃臬司分內事，今乃不屬臬司而屬藩司，理財乃藩司分內事，今乃不屬藩司，而又別立財政司……藩、學、臬、運、糧、鹽、關、河權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乃亦議改變則尤可不必矣”！總之，他認為改革官製各條，“似不盡與立憲關涉，竊謂宜就現有各衙門認真考核，從容整理，舊製暫勿多改，目前先從設四鄉讞局選議紳、董事入手，以為將來立憲之始基，如能實力奉行，此尚是達民情、采公論之實際，亦可稍慰環海望治之心”。同年2月6日，他再次致電軍機處厘定官製大臣和袁世凱，對設高等審判、地方審判和司法獨立問題“不勝駭異”。他認為：“中國民智未盡開通，愛國者固多，而持破壞主義、誌在亂國者亦複不少。方今革命黨各處蠢動，沿江沿海伏莽繁多，凡內地獲一亂黨，必有海外學生聯名幹預，甚至外人出頭保護……裁判各員中難保無學術不純、心思不端者，每遇拿獲逆黨，必將強引西律曲貸故縱，一匪亦不能辦，不過數年，亂黨布滿天下，羽冀已成，大局傾危，無從補救，中國糜爛、利歸漁人，是本意欲創立憲之善政，反以暗助革命之逆謀。”因此，他主張艾十年以後再推行高等審判。他還表白說：“竊惟立憲，良法也，美名也，諭旨預備立憲固海內臣民之所欣願，洞略曉時局，尤望其早見實際者也……此電尤於裁判司法獨立一節不憚苦口力爭，非阻立憲也，蓋深盼立憲之局之必成者，莫洞若也。”
綜上所述，從張之洞對官製改革的態度來看，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張之洞在理論上認識到立憲乃大勢所趨，必須推行，但在實際上又顧慮重重，主張穩妥緩進；他對中央官製改革沒有提出多少異議，而對地方官製改革卻諸多非難，並認為有些改革與立憲無關，從中體現出其矛盾心態和具有難言之隱。
4.恪守該恪守的一切有人貪婪，不守法度，隻是一味地膨脹自己的私欲，這種人是離人心而去的。大家皆知，做人應當恪守原則，這樣才能樹立好形象。
張之洞就非常注意這方麵的問題，以中庸做人為原則。張之洞曾對僚屬歸納自己“所辦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辦之事，所用之錢皆非本省固有之錢，所用之人皆非心悅誠服之人，總之不外中庸勉強而行四字，然所辦各事亦頗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真徼幸”是表麵文字，內心對於治術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實際思想。“中庸”本為儒家思想體係的核心範疇之一。孔子稱：“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禮記》又加以發展，不僅以中庸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為處理萬事萬物的基本原則與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頤、程顥解釋：“不偏之為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張之洞可謂盡得“中庸”精髓。他有詩曰：
舌以柔而存，齒以剛而亡，健順貴兼濟，禍福豈有常，精金能屈伸，百煉仍無傷，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馳張。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從暫行起，欲停辦必先從緩辦起，百事皆然，曆之不爽。”裁汰練軍、勇營，不可“過驟”，“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辦新教育，先從改舊書院始，“令守道之儒兼為識時之俊”。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無魚，人察者無徒”，“隋文好聰察，肘腋忘獨孤，衛君辨白馬，無救國為墟，王道如春台，亡國如秋荼，法煩亂愈生，徒快巧吏胥”。他以“中庸”諫主：“高論不啟蒙，強諫不悟主”，“既遇諱疾人，豈禦藥酒苦，強教欲覺迷，徒受按劍侮，知心一言善，戾時三策腐”，“躁隱兩不佯，叩鳴視所輿”。他甚至這樣以“中庸”總結為臣之道：“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癡不聾不能為公！”話說到這個份上，實在令人歎為觀止。
張之洞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維護自己的廉正形象。無論撫晉、督粵、經營荊楚，還是入讚廷樞，他都頗得人望，“一時稱賢”，在民眾心目中，大體保持了廉潔清正的聲名。他在一封給侄子的信中，於諄諄告誡之間，相當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風：
良民頌聲載道，公事無瑕可指，雖有強宗、訟棍，彼何能為。至於紳士之十分狡狠者，若自揣力不能鋤去而降伏之，則亦不能不略用籠絡駕馭之法，免致撓我政事……既不戀缺，更可放手辦事，專心為民，即使將錢漕贏餘減去大半，亦不過與無缺等，尚落得口碑載道，萬家屍祝也……州縣處處克己恤民，劣紳何從挾持煽動哉。侄能稟請減成征收，又能捐巨金辦緝捕破重案，已是探驪得珠，聞之深為欣慰，勉力為之，必然與地方日臻浹洽……須知聲名功德是本官的，餘光治潤是眾人得耳。
這一長篇自白，道出張之洞數十年為官治民的經驗之談，勾勒出他作為集儒臣與能吏於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內心世界。對於這種心態，不可用“求虛名”一言以蔽之。誠如張之洞所言，為官清正所獲得的“聲名功德”固然屬於為官者，而其功其德卻造福於百姓，“餘光治潤是眾人得耳”。
5.雙管齊下，才能各個擊破
一個人要想有所收獲，單憑一兩下功夫是微不足道的，必須雙管齊下，才能各個擊破。
張之洞任湖廣總督以及暫時代理兩江總督期間是長江沿岸教案接二連三地頻繁發生的時期，張之洞運用雙管齊下的策略，使事件最終都得以比較合理的解決。
先是1891年6月武穴教案。武穴位於鄂贛交界的長江口岸，屬湖北黃州府廣濟縣管轄，設有武黃同知署，1876年被辟為啟航港，清政府在此設立洋關，雇用外國簽手（即海關檢查人員）常駐。此後，外國傳教士紛紛來此傳教。
6月5日晚，廣濟縣天主教徒歐陽理然肩挑4名幼童從武穴街上走過，被屠鋪幫工郭六壽看見，便上前盤問。據歐陽理然稱：“幼童是從廣濟縣附近收來，將送往九江法國天主教堂。”當時，蕪湖教案發生後，長江各地風傳教堂“迷拐幼孩，殘害幼兒”，或挖眼製藥；或虐殺幼童稚女，取其紅丸，以煉丹藥等言。郭六壽聯想至此，於是和眾人一起將歐陽理然扭送官府。正在此時，歐陽理然所帶的4名幼童中，有一名因病餓死去，眾人於是謠傳死孩將被送入武穴衛斯理循道會福音堂。一時眾怒洶洶，千餘群眾聚於該福音堂前，向堂內投擲石塊。時堂內包、白兩教士分赴外地有事，僅留眷屬、小孩等守堂。紛飛的石塊打中堂內燃燒的煤油燈，引起大火，女眷們攜小孩外逃。前來救火的武穴洋關簽手柯林及一位外地來此傳教的英國金教士被憤怒的群眾打死。事發後，法艦、美艦各一艘從九江駛往武穴。
外逃的洋眷在武黃同知顧允昌等保護下於次日被送上路過的洋航“德興”輪，“德興”輪抵漢口後，洋眷即前往英國駐漢口領事處訴稱事件始末。英國領事嘉托瑪立即照會湖廣總督張之洞，要求“嚴懲凶手”，旋即英國政府也聲言，如不滿足英方要求，就聯合法、德一起，自行處理這件事。張之洞在接到武穴地方官府的稟報及英國領事照會後，很快抽調水陸精銳部隊，部署在各個地方，既防止外來入侵，又震懾不明真相的鬧事者。另一方麵他又命令江漢關道派輪船駛往武穴，將金教士、柯林的屍體運回漢口妥善安置。另外，又派候補知府裕庚前往明查，命令文武水陸各營嚴防滋事，照會駐武漢各領事，讓他們通知“各教堂暫勿收養嬰孩”。
武穴教案發生後，廣濟知縣彭某即派兵拘捕疑犯23人。裕庚馳赴廣濟後，即會同黃州知府李方豫及廣濟知縣審辦，判處為首者郭六壽等二人“正法”，從犯6人“分別監禁枷示”。
盡管張之洞接收英領事嘉托瑪的照會後，立即明確表示“力任保護、緝凶”，並在實際中也這麼做了，但英方並不滿足，他們肆意訛詐。對此，張之洞做了堅決的抵製。英領事稱武穴教案為“謀殺、故殺，放火搶劫”，並要求將那些旁觀哄鬧者一一拿辦。張之洞駁斥說：哄鬧混毆非謀殺，多人共毆一人非故殺，失火延燒非放火故燒，攫取零物非搶劫。他拒絕拿辦圍觀者。嘉托瑪又派費、梅兩個教士前往廣濟做觀審委員。費、梅二人提出許多無理要求，強調該案的發生都是因為平日蓄謀而成，並不是一件偶然事件，要求將首從各犯全都嚴辦，張之洞一一據理駁複。費、梅二人又以教堂曾向武黃同知求援三次未允、馬口司巡檢不肯收留洋眷為由，要求按謀殺罪分別予以撤職查辦。張之洞駁稱：武黃同知本非地方正印官，手下並無兵勇捕役，所以根本無法製止當時的事態，而且根本沒有差役不肯救護洋人之事，而該同知收留洋婦洋孩在署中住宿一夜，這是人所共知的，這就是保護之實。
由於英國政府的挾製，總理衙門致電張之洞，要他“設法速結，免生枝節”。最後，雙方議結如下：（1）郭六壽等二人正法，胡東兒充軍，胡視生等3人各杖200，流放到3000裏之外的地方，田福兒等4人分別處以流、徙、杖刑；
（2）馬口司巡檢陳培周以“保護不力”被撤職；賠付柯、金2人恤銀各1萬兩，教堂“由官修複”，賠償損失2.5萬兩，合銀4.5萬餘兩。
武穴教案議結不過兩月，鄂西重鎮宜昌又爆發教案。蕪湖、丹陽、武穴等地教案發生後，宜昌風聲緊張，反洋教揭帖到處張貼。張之洞命令宜昌地方軍政官員“務須嚴切提防，萬勿大意”。
9月1日，飯鋪老板遊某丟失幼子，鳴鑼尋覓，找了一整天都沒找到。後來一位法國天主教聖母堂雇工告訴他，他的孩子現在在該堂，遊某於是在9月2日這天帶人前往聖母堂，果然在那裏找到了他的孩子。正在交涉時，堂外已有成群的人聚集，紛紛斥責教堂拐賣幼童，“有喊打者，有喊燒者，勢如潮湧，聲如山崩”，堂內修女急忙派人報官。此時，有十多個圍觀者“執短木棍，盤辮紮腰，在前吆喝”，帶領眾人衝入聖母堂，尋找其餘被拐幼童。忽然，緊鄰的美國聖公會教堂中一蘇姓教士向人群開槍，擊傷一人，憤怒的人群立刻闖入聖公會教堂，蘇姓教士等人倉皇逃走，眾人放火將聖公會教堂焚毀，又在聖母堂點火，堂中7名修女及巴姓教士（分屬法、德、美三國）被人打傷。附近河街教堂也被焚燒，宜昌的英教士、英僑住宅及正在興建的英國領事館等七八處建築有的被焚燒，有的被哄搶。
事發後，宜昌鎮總兵羅揞紳、知府逢潤古等當即率兵前往彈壓，護送洋人登上停在江邊的輪船，並將受傷修女、教士妥善護理。又派兵保護各洋行、稅務司、領事館及傳教士、外僑住宅。
宜昌教案涉及麵很廣，教堂之外，還有外僑住宅及領事館，國家則有英、法、美等國。張之洞得知後十分焦急，連忙電函逢潤古等“務將啟釁放火之人緝拿訊取，此節最關緊要”。逢潤古等人力加偽飾，複電稱：此案係民人找尋幼童、洋人開槍傷人而發，聖公會、聖母堂及洋人住宅係洋人理虧心虛、縱火自焚的。張之洞複電要求核查，一再囑咐“千萬不可飾以卻”，並派候補知府裕庚乘船奔赴宜昌查辦。當張之洞得知聖母堂內幼童並沒有被人挖目割腎之事發生後，電責逢潤古等人所報不實，又派荊州道方恭釗赴宜昌確查。他說此案關係到法、英、美等國，不能拿它當尋常地方小事來對待，不可謊報搪塞……如果想虛詞推諉，企圖大事化小，不但沒有好處，還必定會耽誤大事。
9月10日，德國公使巴蘭德聯合英、法、美、意、比、俄、日、西等9國公使照會總理衙門，敦促清政府迅速處理此案，英法兩國並派軍艦從漢口上駛。英國領事趁機再次提出湖南全省通商之事，試圖要挾，被張之洞拒絕。但張之洞擔心各國以此為借口，聯合起兵，於是多次致電方恭釗、裕庚等人查拿凶犯，並說，如果查不到首犯，就必須像江南各案那樣，嚴格追查地方文武官員的責任。在張之洞的嚴責下，宜昌地方官員在宜昌、沙市、漢口等地捕獲12人，分別處以“徙、流、充軍”等懲罰。10日，開始交涉賠款問題，最後，議定賠償法國教堂銀10萬兩，英、美分別為6萬多兩。
晚清辦理外交者，皆以處理教案最為棘手。張之洞的做法無疑就高明了許多。他上能得到朝廷的稱讚，下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外能使列強無話可說，甚至有苦難言，內能贏得輿論的支持，被稱為有民族氣節。他在處理廣州，長江沿岸等地教案過程中，事先采取各種預防措施，事後麵對外國領事、主教的訛詐，據理反駁，義正辭嚴，終於使其奸計狡謀未能得逞。爭是一種誌氣，張之洞不可無爭之氣，否則難為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