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奏保幕僚，按奏保方式可分為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種。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這種辦法最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最大，但有時卻不大方便。例如劉蓉和郭嵩燾二人，追隨最久，功勞亦大，才能足任方麵，曾國藩早想讓他們升任高位。而礙於兒女姻親，理應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隻好托人代辦。第一次曾國藩打算將劉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沒有辦成。其後駱秉章入川奏請攜左宗棠同行，曾國藩留左而薦劉，終於達到目的，使劉蓉二年之中連升四級，由候補知府躍居陝西巡撫之位。郭嵩燾則先由李鴻章保為兩淮鹽運使，再托兩廣總督毛鴻賓奏保廣東巡撫。有時是因事暫離，奏保不便，也托人代辦。如同治四年曾國藩北上剿撚時，隻帶部分秘書人員隨行，便將留在兩江總督衙門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給署理江督李鴻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種權宜之計。例如，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後，欲整頓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轄這一地區的安徽巡撫翁同書的阻撓，便致函對前有恩的湖北巡撫胡林翼，要求安徽與湖北間各舉數員，交互奏保，庶幾“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翁礙著胡的麵子，不便拒絕，遂使曾如願以償。
幕僚追隨幕主，出謀劃策，出生入死，曾國藩自然酬以實惠，這也是趙烈文所說的“集眾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國藩奏保幕僚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難，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劉瀚清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劉是江蘇武進人，原是湖北巡撫胡林翼的幕僚，負責草擬奏稿，很受胡的器重。鹹豐七年（1857）四月，太平軍席卷蘇、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劉瀚清身當幕主及形勢危殆之時，辭歸鄉裏，引起胡、曾的不滿。胡林翼於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劉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1862），劉瀚清進入曾國藩幕府，以後又隨曾北上鎮壓撚軍，但移督直隸時，劉又遲疑不肯隨行，在曾國藩的眼裏，劉是不能任艱巨的人，因此雖敬其有才，但也不保舉。劉後任上海預備學校校長，負責培訓赴美留學生。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之人；三是個人不願出仕之人。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日記中寫道：“老年一膺薦牘，速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曾國藩以後接受教訓，對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複錄用。”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同治四年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複原官，薦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蕺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消此議。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除了薦舉人才，曾國藩還經常為陣亡將士舉辦隆重的祭奠儀式，以鼓勵將士赴湯蹈火，舍生忘死。
塔齊布的生榮死哀就很能說明曾國藩的這個用人之道。塔齊布原是湖南提督鮑起豹屬下的一名守備。當時曾國藩為幫辦團練大臣，每月總要調官兵與湘勇會操。曾國藩發現塔齊布忠勇奮發，習苦耐勞，深得兵心，反遭副將清德所忌和提督鮑起豹的羞辱。因此，專折上奏，彈劾清德，同時舉薦塔齊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時間裏，曾國藩連續保奏他為遊擊將軍、參將、副將，直至取代鮑起豹而任提督，成為湘軍前期的一名主要將領。塔齊布任提督時，“受印日，士民聚以觀，歎詫國藩為知人”。塔齊布也知恩圖報，盡心盡力為曾國藩打贏了幾場大仗，尤其是在關係到湘軍存亡的湘潭、嶽州兩仗，塔齊布更是立下汗馬功勞。鹹豐五年（1855）七月，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嘔血而亡。曾國藩為之黯然神傷，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領高級將領和幕僚離開老營抵九江營地，向塔靈沉痛追悼。接著，派人護送靈柩至南昌公祭，然後送回原籍安葬。曾國藩上奏朝廷，詳細奏述塔齊布在湘軍創建中的功勳及諸多成績，並請在長沙建專祠。曾國藩還親自為“塔公祠”撰寫楹聯：“大勇卻慈祥，論古略同曹武惠；至誠相許與，有彰曾薦郭汾陽。”曾國藩對塔齊布的功勳如此稱頌褒獎，對其後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帖，使湘軍將官十分感動。十四用權是為做事，而不是為謀私十四、用權是為做事，而不是為謀私領導用權絕不能為私利，而應當以公心做事為重，否則就會走上危路。因此，千萬不能濫權，而是要以嚴格的態度做人，踏實的態度做事，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工作的領頭羊”。
左宗棠的領導心智是：掌握好自己手中的權力，用到公正處、用到關鍵處。
1.掌權即用計智之表現有些人手中有了些權力，便不知哪麵朝前，以至於濫用一氣，最終不定哪一天被打回原形。隻有明白了使用權術應多多結合謀略智慧，而且越用越順手，越用越大，才能最終成為一名成功者。
左宗棠自初入湘幕，防守湖南有“功”，步入官場，經過幾年的摸爬滾打，已熟知官場中的那一套，比如，組個楚軍，再攻太平軍，官銜便步步高升起來，一直升到浙江巡撫，組織起了金華會戰。正當左宗棠率所部近萬人投入金華決戰之際，清軍福建記名提督秦如虎於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於金華南麵的處州府（今麗水），使太平軍金華守軍失去一麵屏障。八月，由廣西按察使調任浙江布政使的蔣益澧帶領廣西左江鎮總兵高連升的八千湘軍經湖南、江西進入浙江與左宗棠軍會合。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高連升攻占壽昌。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營距龍遊城五裏處的新涼亭，布署對金華外圍的進攻。他飭令蔣益澧、劉典、高連升在北、西、東三麵猛攻湯溪，以打破金華與湯溪等地的掎角之勢。湯溪太平軍頑強拚搏，與敵軍血戰數日，守住了該城。左宗棠對湯溪攻剿不利，“恐未免曠日持久，致滯戎機”，於兩軍的相持中尋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時，曾國荃的湘軍正加緊圍攻天京，李秀成則率十餘萬太平軍馳援天京，抵達天京城南，展開了雨花台大戰。李世賢奉洪秀全之命，帶領太平軍七萬餘人從浙江趕到江蘇，參加了這次戰鬥。李世賢率軍離浙，使金華一帶的太平軍在同敵軍的對壘中失去了優勢。左宗棠乘機調整戰略部署，計劃“俟龍遊、湯溪攻克，緩攻金華，急攻嚴州”，以圖在金華北麵的嚴州打開缺口，形成對金華的圍困之勢。九、十月間，左宗棠分軍數路進攻龍遊、湯溪、蘭溪、嚴州等地，同太平軍交戰數十起，雙方均有勝負。太平軍依靠“各城及附城諸壘堅不可拔”，“遂以死守城壘穴牆開炮為得計”，導致“官軍逼攻愈猛，傷亡愈多”，使左宗棠時常“不得已仍收隊而還”，隻能發出“蓋攻堅之難如此”的感歎。但左宗棠深知攻下龍遊、湯溪、蘭溪三城的重要性，盡管其軍隊傷亡頗多，還是堅持硬攻。他指出：“龍遊、湯溪兩城為金華要道，必兩城下、後路清而可攻金華。蘭溪一水直達嚴州，必蘭溪下、餉道通而後可攻嚴郡。”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調整主攻方向，他認為太平軍“以金華為老巢，恃嚴州為掎角。嚴州地勢，外通皖南徽、寧兩郡，內達杭州，形勢尤重”，於是，他派遣精兵猛攻嚴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嚴州落於左宗棠軍之手，金華北麵的屏障已失，左宗棠狂妄地說：“現在嚴郡既克，金華右臂已斷，如能速克蘭溪，則嚴州之水運通，金華孤而杭州亦震，龍、湯兩城之克亦當不遠。”在這危急關頭，駐紮在湖州、紹興的太平天國戴王黃呈忠、首王範汝增、梯王練業坤率十餘萬人增援金華。李世賢離浙後，負責節製金華一帶太平軍的忠裨天將李尚揚親赴湯溪前線指揮反擊，多次撲向左宗棠大營，太平軍在金華戰區仍然還有可為。但是，太平軍個別將領的變節行為，使左宗棠輕易攻取了湯溪。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1863年2月26日），駐守湯溪的太平天國戰將彭禹蘭向敵軍密約乞降，遂於第二天將李尚揚等八名戰將誘到城外，被埋伏於此的蔣益澧部湘軍俘獲。十日夜，蔣益澧率兵攻城，彭禹蘭則開啟西麵城門，引狼入室。盡管城內太平軍進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軍的攻勢，十一日晨湯溪陷於敵手。十二日，龍遊、蘭溪的太平軍在經過數月“忍饑頑踞”後，鑒於湯溪已經陷落、李尚揚等主將被俘的情況，主動從兩城撤離，左宗棠“見三城已複，正擬南取永康、武艾，北取浦江，為進搗金華之計”。適接蔣益澧飛函報稱太平軍援軍黃呈忠與金華守軍已從金華遁走。這樣，左宗棠在十三日不戰而得金華，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說：“金華府城最得地勢，城垣堅固異常，考曆代浙中兵事，均以此為關鍵，攻取之難，十倍他郡。此次乘勝而克，實非愚臣意料所到……浙事轉機或在於此。”
越發明亮的利劍使無論是敵人或是對手都望而生畏，所以左宗棠的官運地位也是直線上升。敵人見了他害怕，對手見了他讓座，都因為他的那把已順手的權力之劍。
2.考慮問題不能出漏洞自己瞅準了的事，就應該幹到底，半途而廢的做事隻會白白地浪費人力、物力和時間，弄不好還會誤了大事。左宗棠做事絕對徹底，想盡辦法把建福州船政局所需之人、之財、之物、之地……統統組織起來。
左宗棠經過不懈地努力，終於使福州船政局的建立計劃付諸實施，這使他信心倍增，多年來他心係國防，憂國憂民的迫切心理總該緩一緩了，飽受多年外敵欺辱的日子也將會在不久的將來隨著軍事實力的增強而不複再現了。
正當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見白來尼，“並約日意格及始議之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等同來定議”船廠事宜時，忽於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接到清廷調他擔任陝甘總督的諭令。左宗棠感到離閩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來尼處畫押後再返回福州“麵訂移交後任”。同時他加緊了船政局的籌建工作，並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選。經左宗棠“再四思維”，認為隻有丁憂在籍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可以擔當此任。沈葆楨不僅“在官在籍久負清望，為中外所仰”，而且是林則徐的女婿，左宗棠把舉辦船政的重任托付於他，用意十分明顯。左宗棠“三次造廬商請”沈葆楨，希望他“主持此事，必期就緒”，而沈“始終遜謝不遑”。左便請求朝廷出麵“溫諭沈葆楨勉以大義”，並特命沈“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製”。左宗棠還布置設局經費由署理布政使周開錫會商福州將軍和督撫調取。一切工料及延聘洋匠，招募華工，開設藝局等，責成胡光墉一手經理，並請奏清廷寬限時日以安排待辦事宜。
清廷同意左宗棠提出的寬限數旬赴陝甘的請求。左宗棠“晝夜忙並”，抓緊進行人事、購機、籌款、製訂船政章程、藝局章程、購買局廠地基、挑選駕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實。
在人事方麵，沈葆楨經左宗棠反複勸說答應總理船政，從而為左離閩後船政局創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經營的較順利展開確定了得力的人選。左宗棠於九月二十三日向清廷遞上《請簡派重臣接管船務折》舉薦沈葆楨總理船政後，立即將該折抄給沈葆楨閱看。沈被左的數次真誠相邀所感動，致函左答應待第二年六月丁憂期滿後“始敢任事”，至此，左宗棠才如釋重負，發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進而左宗棠請旨敕下沈葆楨於“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係眾望而重要”。左宗棠對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請創辦船政局時已列出社會上紛紛揚揚的七個難題，此時他要離閩西行，最擔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問題。他建議由沈葆楨總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納。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籲、清廷的積極支持和沈葆楨勇於以船政為己任的情況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興辦和早期經營能夠有所起色。沈葆楨從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擔任總理船政大臣到光緒元年十月初一日（1875年10月29日）赴兩江總督任的八年多時間內，對船政局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福州船政局設總理船政大臣，這是左宗棠的灼見，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上空前的創舉。總理船政大臣有折奏事的權力，地位相當於督撫，這是隻設總辦的江南製造總局等軍事工業所望塵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確實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經費方麵，左宗棠估算購機及機器的保險、裝運，洋員的薪水及往來盤費、募雇洋匠的盤費、蓋造鐵廠、船槽、船廠、學堂及外國員匠公廨住屋，並置辦一切用器、購買地基等項費用“約需銀四十三四萬兩”作為建廠經費。清廷在左宗棠的奏折中批道：“著照所請。”除上述購機建廠費用外，左宗棠還奏請船政局每年的造船等項經費，即常年經費由閩海關六成項下每月撥銀五萬兩，對此，清廷也諭令“如數籌撥，毋許遲誤”。
怎樣才能防止失誤？左宗棠主張：“一切言動，切宜慎之又慎”：
兩書寄爾，均由郭二叔轉遞，想已接得。明年不須會試，前書已言之。爾意從二伯入山讀書，甚慰我意。唯念爾母衰病日甚，需人侍奉，且一家僑寓省城，無人經理。爾一入山，即家書亦難時得，殊為不便，爾可與爾母酌之。或能請二伯來城專課爾讀，而左邊住宅一所即退去，別開一塾，以為潤、勳、陽三兒延師課讀之所，計亦良得。爾從二伯讀書，得稍長學識，又可就近照料家私，一便。二伯年老仍須作館，若迎之家塾，可無須遠涉，二便。所愁者不過無錢耳。我在外每年以二百兩寄家，以敷家用，今擬明歲以後，多寄二百兩歸可耳（以一百六十金為二伯金）。爾少年僥幸太早，斷不可輕狂恣肆，一切言動，均宜慎之又慎。凡近於名士氣、公子氣一派，斷不可效之，勿貽我憂。朱卷及同門年齒錄可各付一本來。浩齋師課爾極費心力，明歲又不在家塾，光景之窘可想。爾意欲吾寄謝敬，自是至理。今緘六十金奉之，爾親送去，為我致聲（前已作書謝之矣）。雋卿先生現在此，我自致謝。石渠、芝生兩先生處，各奉二十金。湛湖先生聞已下世，其世兄至不成材，不必理會。如師母尚在，可送二十金，唯須擇妥人交到，不令其世兄知也。兩主考已由折弁帶寄土宜各五十兩。白蘭岩學使及丁稚璜太守、閔鶴子明府、恩筱農房師，則均不寄銀，以其為外官也。恩索楹聯，茲付一首來，可請郭二叔設法遞寄，廷芳宇則可無庸致書矣。郭二叔處借項，必須速還，可由若農觀察處借支浙捐銀百兩還之。明歲二伯六十壽辰，可奉百金。此外，或將寄歸壽帳呈一副（中作一金壽字），不必署款也。昨江西士民送我壽屏兩副，萬名傘三把，壽幛三個，壽聯一副，壽彩一幅，可存之家中，傘則送入祠內可也。
謹慎者，能讓問題不出漏洞。左宗棠的謹慎觀當細心讀之。
3.千萬別濫用權力
在有些私心者看來手裏握有權力，心中便硬朗。能用手中之權力亮亮自己的招牌，也實則是人人樂此不疲的過癮之舉，如果用得好，用得利索，說不定手中的權力會愈來愈大，愈來愈有威力。但左宗棠最忌諱的是濫用權力！
自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軍於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正式起義後，至鹹豐二年五月（1852年6月）的近一年半時間內，他們在廣西境內同清軍對戰。此後太平軍在洪秀全的帶領下，衝出廣西，進入湖南。在湘南，太平軍連克道州、郴州等重鎮，清廷為之震驚。太平軍突入湖南，使湖廣總督程采極為恐懼，想躲到省城避禍，並函請尚在廣西的欽差大臣賽尚阿督師湖南，賽尚阿又把湖南軍務推卸給程采。鑒於這種狀況，鹹豐皇帝一麵嚴旨賽尚阿、程采同辦湖南軍務，一麵改任廣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撫，想以此來加強內線的防禦。這樣，擔任雲南巡撫的張亮基被清廷任命為湖南巡撫。
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接連攻克道州、郴州，圍困長沙，由湘南至湘中，三湘形勢危急。恰在此時，在貴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已向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推薦了左宗棠。張接受了胡的推薦，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專人攜帶書信到山中請左出山入幕，經張亮基遣人“備禮請”，胡林翼積極敦促，以及與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湖南湘陰人）兄弟等人的勸說，加上左宗棠於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與林則徐會麵時聽林親口稱讚張亮基是一個“直爽敏幹”的官員，他遂決定應張之聘，成了湘撫的幕賓。此時，太平軍攻打長沙之役正方興未艾。
太平軍在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率領下攻占湖南郴州後，西王蕭朝貴率數千太平軍從郴州出發，向長沙城發動進攻，打響了長沙戰役。此時正值湖南新舊巡撫交接之際，張亮基尚未抵長沙，城防由幫辦軍務羅統典負責。但不久清軍主力調往長沙和張亮基、左宗棠的到來，使清朝方麵得以苟延殘喘。也就在張、左進入長沙城僅四天之後，洪秀全、楊秀清統率太平軍抵達長沙城南，雙方鏖戰更趨激烈。
左宗棠剛剛進入湘幕，便審度戰場形勢，向張亮基“幹以數策，立見施行”。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他認為太平軍“背水麵城”，隻有西路的土牆間、龍回潭是太平軍的糧食補給線和惟一的西進路線，因此，他主張“先以一軍西渡，扼其他竄，可一鼓殲也”。看來左宗棠是妄圖將太平軍扼殺於長沙城南，其胃口可謂不小。因此刻太平軍攻長沙城甚急，城垣多次被太平軍所用隧道爆破戰術轟塌，張、左等人隻得留在城中死守。但太平軍進攻長沙八十餘日也未能攻克，洪秀全決定從長沙撤軍，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深夜，太平軍主力從長沙經龍回潭轉移，後轉戰於益陽、嶽州等地，衝出湖南，進入湖北，左宗棠初次出山就顯示出高人一籌的軍事才識，足使清軍將帥刮目相看。由於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將其以知縣用，並加同知銜，他總算是第一次撈到了官銜，步入仕途。
但左宗棠明白“絢爛之極，正衰歇之征”：
先兩日甫得爾都中四月晦日書，正以爾盤費少，直東軍務正急，頗為懸係，今竟安然無它也。會試不中甚好。科名一事，太僥幸，太順遂，未有能善其後者。況所寄文稿本不佳，無中之理乎。芝岑書來，意欲爾捐行走分部，且俟下次會試再說。我生平於仕宦一事，最無係戀慕愛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諺雲：“富貴怕見開花。”我一書生，忝竊至此，從枯寂至顯榮，不過數年，可謂速化之至。絢爛之極，正衰歇之征，唯當盡心盡力，上報國恩，下拯黎庶，做完我一生應做之事，為爾等留些許地步。爾等更能蘊蓄培養，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學，則詩書世澤，或猶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旦澌滅殆盡也。世俗中人，見人家興旺，輒生忌嫉心，忌嫉無所施，則諛諂逢迎以求濟其欲。為子弟者，以寡交遊、絕諧謔為第一要務，不可稍涉高興，稍露矜肆。其源頭仍在“勤苦力學”四字，勤苦則奢淫之念，不禁自無。力學則遊惰之念，不禁自無。而學業人品，乃可與寒素相等矣。爾在諸子中，年稍長，性識頗易於開悟，故我望爾自勉以勉諸弟也。都中景況，我亦有所聞，仕習人才，均未見如何振奮。而時局方艱，可憂之事甚多，外間方麵，亦極乏才，每一思及，輒為鬱鬱。爾此後且專意讀書，暫勿入世為是。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閑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既久，一旦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節目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目今人稱之為才子，為名士，為佳公子，皆諛詞不足信。即令真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極無足取耳。識之。六年不見爾母及爾曹兄弟姊妹，又兩新婦兩孫，亦時念之。唯現在汪逆入粵後，凶焰尚張，其蓄意在竄江西，另尋生路。眷屬來閩，必從江西取道，暫可緩之。俟賊蹤有定，再由此間派人來接。將來恐須由長沙雇船到九江湖口，換船至江西廣信府之河口，由陸路赴福建之崇安，雇船到福建省城，方為妥便也。（此路遊勇土匪，無處無之，來時尚需帶勇士百名防護）潤兒今歲，原可不應試，文詩字無一可望，斷不能僥幸。若因家世顯耀，竟獲僥幸，不但人言可畏，且占去寒士進身之階，於心終有所難安也。爾母於此等處，總不能明白，何耶？前接爾信，索銀甚急，已托周壽山由福建銀號彙兌紋銀八百兩，交芝岑兄收轉交爾用。想芝岑早已接得，除還借項二百兩外，當以二百兩送綿師，二百兩送芝岑，餘即留芝兄處，應酬各項。
曾國藩有一句話：“為政須知下塘上岸”，講的是進退之功；同樣，左宗棠講“絢爛之極，正衰歇之征”，道理亦相同。不知這些道理，恐怕會濫權。
4.洞悉全局後再出手
蠻幹的人，隻能把事情變得更複雜，有時甚至複雜得無從下手，無力回天。左宗棠在打仗之前，仔細分析敵我局勢的細枝末節，直到心中有數，勝券在握，才進行他的實際行動，從而仗仗旗開得勝。
在眾多的戰爭中，人們似乎見識了很多的闖將、猛將，但對一個富於智慧，深知兵法，文武雙全的將軍卻知之甚少，尤其對諸如左宗棠的文韜武略，大家不一定能很全麵地了解。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以浙江巡撫的身份率軍由贛北經皖南進入浙西開化，開辟了浙江戰場。
浙江與天京、蘇南同為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賢兄弟著意經營江浙，在浙江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後，北進江蘇，兩次攻打上海，旋率兵救天京之圍。浙江戰區主要由李世賢負責，他以金華為中心，以二十餘萬的兵力設重防於浙西、浙中地區，試圖阻止左宗棠由西向東的進犯。同時，李世賢還設兵於寧波、紹興，並會同汪海洋和李秀成部將分別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楊輔清部太平軍在皖浙交界一帶活動。
還是在鹹豐十一年底左宗棠準備入浙之前，楊輔清率太平軍進攻徽州，“意在擾徽郡以犯江西”，左宗棠“以徽郡為皖南、江西大局所關，且係臣軍入浙後路，斷不可任其滋蔓”，遂派劉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擋楊輔清的攻勢。隨後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廣信“拔營入婺”，進入皖南。左宗棠與楊輔清在皖南展開激戰，楊輔清戰敗撤退。此時，清廷正“因浙省軍務緊要，迭經諭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清廷給左宗棠下達的進兵方案為：著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親赴浙江衢州，收複金華、嚴州（今建德市），然後攻取杭州。但嫻熟兵略的左宗棠認為，浙江大部分地盤已為太平軍占據，在浙西僅有衢州府城為清軍把持，該城已成孤注之勢，一旦進入該城“後路將梗”。他根據多年的作戰經驗向清廷上奏指出：逆賊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頻年東南賊蹤驗之，曆曆不爽。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然後可以製賊而不為賊所製。臣若先入衢城，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圉，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墮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率親兵由婺入浙，先剿開化之賊，以清徽郡後路，飭所部老湘營由白沙關漸進，扼華埠要衝，以保廣信而固衢城，這樣，左宗棠率軍以開化縣作為入浙的突破口。而且左宗棠還以“正值戎馬倥傯之會，有時奏報稍遲，或思慮未周，奏報未及詳盡”為借口向清廷陳述其獨到的用兵方略，得到了清廷的許可。
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左宗棠攻占開化後，遂於二月克複遂安縣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嚴州”的建議，認為由李世賢設重兵的“金華介衢、嚴之中，城堅賊眾，臣軍若由金華進攻，則嚴州之賊必由淳、壽一帶潛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弈者置子四旁，漸近中央，未有孤立賊中而能善其後者”。但這時李世賢率大軍出金華攻衢州，左宗棠隻好從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賢軍在衢州一帶交戰相持兩個多月，李世賢因久攻衢州不下回軍金華，以龍遊、壽昌、蘭溪三縣為掎角之勢。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圍後，改變了原先擬訂“直搗嚴州，以規省會”的用兵計劃，認為“杭州守賊無多，賊之大勢趨重金華。自應並力先將龍遊、壽昌、蘭溪、湯溪等處次第攻剿，撤其藩籬，犁其巢穴，然後分兵嚴、處蹙之，以取破竹之勢”。於是，他製訂了“先金華而後嚴、處”的進攻方略。從左宗棠戰略的這一轉變來看，他起初因兵力不足，不敢與李世賢決戰於金華，想走捷徑從嚴州進取杭州。而此時他在衢州一帶屢敗太平軍，且“新募之勇陸續前來”，又“造船調炮，添設水師”，使左軍的實力大為增強。這樣，左宗棠決心在金華與李世賢決戰，妄圖於此殲滅太平軍主力，為攻克全浙打下基礎。從此，左宗棠結束了在衢州一帶徘徊半年的局麵，把進取金華作為戰略重點，展開了金華一線的會戰。
左宗棠能把戰局及敵我實力分析的如此透徹，組織布局軍隊如此精辟，實堪稱為一代儒將，用兵神出鬼沒，戰術變幻莫測，確實已擺脫了一般軍事指揮者身上形影不離的那種打仗猛，指揮死搬教條的方法。這在戰爭中是指揮者所很難做到的。
5.在其位，絕不懈怠地謀其事
人們都說“在其位，謀其事”，說明別人信賴你，重用了你，把你擺在一個能更好發揮才能的位置，你就應不遺餘力地在那個位置上發揮自己的能量，無論是遇到多麼大的阻礙，你都應竭盡全力地去克服它、解決它，爭取不負別人的一片赤誠信任之心。
左宗棠一生戎馬生涯，馳騁南北，為晚清的統治耗盡了一生精力，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老年的他還會進京入朝為沒落的朝廷輔政。
左宗棠能夠“入讚綸扉”，可謂是清廷對他這個功績卓著、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倚重。他初到京城，即被召見兩次，慈安太後談及他數載“憂勞”，“聲淚俱下”。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讚”中樞。正是鑒於清朝統治中樞的腐敗，人們也對左宗棠“入讚綸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馬君實目之”。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國，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對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權益方麵一再退讓，表示“此時萬無言退之理”。嚴重的民族危機感和試圖改變軍機處、總理衙門一向“積弱”的高度責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對於左宗棠任職中樞的情況，在翁同和的日記中有一些記述。翁多年為光緒皇帝的師傅，且躋身清流，自然與左交往甚頻。他們“初次識麵”後，左就給翁留下“豪邁之氣，俯視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總理衙門對待外國公使畢恭畢敬的媚態，他召見英使威妥瑪交涉鴉片加稅等事宜，數議於總署，均“談次有風棱”，使翁同感到左宗棠的舉止確在“壯中朝之氣”。
可見，左宗棠是把“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作為任政要綱努力加以實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貫主張。此時他把重點放在興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經山西、直隸，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因此，他入樞垣後就倡議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屬“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鴻章，結果是“李相則姑漫應之而已”，對左的建議並不支持。左宗棠隻得調派他的部將王德榜、劉、王詩正率各軍抵涿州一帶修治永定河，他還“躬親其役”，蒞涿州工次，勘察金門閘壩，巡視南岸河堤。經四個多月的加緊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壩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認為是“直隸十餘年為之無成且群疑為不治者”的永定河經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較大改觀。醇親王奕“遣人往閱，始歎為創見”。
左宗棠對外國的鴉片輸入向來深惡痛絕。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事實，這也是左宗棠個人的能力所無法解決的。清政府為減少鴉片輸入和白銀外流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於同治七年（1868）與英國駐華公使阿禮閑協商將進口鴉片的征稅由舊額增加20%。但十幾年過去了，增稅的問題一直受到外國鴉片販子的阻撓而未能實現。左宗棠痛陳鴉片煙毒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稅捐的辦法來阻絕鴉片的建議，對於試圖解決積重難返的鴉片流毒問題具有積極的意義。當然，從外國鴉片販子的瘋狂傾銷和吸食鴉片已成為普遍存在的社會積弊方麵來看，左宗棠這種堵卮塞漏的舉措已經無濟於事。
左氏關於“洋務必當振作”的主張是針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二十年來在對外交涉與聯係中遇事屈從、過於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擔任總理衙門大臣後，決心一改前此的軟弱格調，以“壯中朝之氣”。因他任此職時間甚短，其在對外交涉中的表現僅能從與英使威妥瑪談論鴉片加稅一事中體現出來。他說自己“奉命與聞各國事務，責無可辭，曾於接晤英使威妥瑪時論及鴉片宜加征稅厘冀可減癮”。他以“權自我操”為談判基點召見威妥瑪，使“威妥瑪無以難之”。但威妥瑪為保護英國已取得的侵略權益，又在談判中“語多反複”，“於加價一節，猶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認為如從其議，實與他的“期收實效本謀大相乖謬”。於是，左宗棠不僅駁回了威妥瑪的無理狡辯，而且懇請清廷敕下各督撫將軍對“洋藥”予以加稅，以行使國家的主權。左宗棠此舉被時人稱為“奇橫有趣”，“可令彼族奪氣”。清政府長期因“積弱”而媚於列強的習慣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後對左宗棠做出了“爾向來辦事認真，外國怕爾之聲威”的評價，從中華民族反對外國侵略的角度觀之。這無疑是對左宗棠一貫勇於維護民族尊嚴的愛國舉止的最高褒獎。
左宗棠入政樞垣後，以身作則，反對結黨營私的官場弊端和不負責任的官僚作風。他說：“自入國門以來，每聞朋儕許與之，談輒遜謝不遑，且以黨附為戒。遇言者指摘樞垣，必麵陳勿予駁斥，以開言路。”
盡管左宗棠在入京輔政期間成績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卻被排斥出樞垣，這隻能說明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朽確已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並沒有因為“入讚綸扉”的挫折而後退，他依然在兩江總督任上為加強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鬥爭而努力拚搏著，他的行動恰與李鴻章的誣蔑不實之詞相左。
左宗棠為政，“力戒官場習氣，少爺排場”，這既是他的家風，也是他為政做人之規則：
得沈觀察書，知爾等廿一日抵西安，計期臘月十一二可到。督署三堂後有房屋盡彀住家。一切已諭知易、溫兩巡捕妥為照料。爾等既來，自以蘭州住下為是。我已奏明出屯哈密（距肅十八店，且中間須過八百裏戈壁也。），伊犁事了，乃可回蘭。爾明正來肅見我（須將家眷老小安頓妥當），可坐加套快車，住肅旬日仍回蘭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規模，不要沾染官場氣習、少爺排場，一切簡約為主。署中大廚房隻準改兩灶，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兩孫須延師課讀（已托石翁代覓），爾宜按三、八日作詩文，不準在外應酬（見楊石翁用姻愚侄，臬司、蘭州道府以下均用三字片可也。）我問各事，可先寫一信來，要詳細明白，至要至要。
請記住：左宗棠的訓戒“不要沾染官場習氣，少爺排場，一切簡約為主”。
6.規摹局勢，先後緩急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眼裏手中，看待處理的方法也大有不同，有些人不分事情之中的輕重，到手就做，結果把過程變得十分複雜，以至於到最後雞飛蛋打，隻落得自己窮抱怨。
但如左宗棠，指揮幾十萬軍隊，遙遙萬裏去荒漠邊關打一場漫長的仗，其中的前期準備、進軍安排、後勤保障卻如同神在幕後參與了一般。
用兵貴在節製精明。而要做到節製精明，首先要做到“規摹局勢，先後緩急”，這與左宗棠上麵說的“臨陣複出以小心，則事無不濟”是一個道理。
治軍的目的是為了用軍。治而不用，或者用而不治都屬於無道之將帥。
孫子說：“用兵的規律如同流水一樣。流水的規律是避開高處而流向低處，用兵的規律是避開敵人兵力實處而攻擊敵人虛弱的地方。流水因地形製約其流向，用兵則要因敵情來決定取勝的策略。用兵作戰沒有固定不變的態勢，流水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流向。能根據敵情變化而取得作戰的勝利，這才稱得上用兵如神。”因此，每次戰鬥，左宗棠要“親履行陣，於敵情、敵勢、地勢刻意講求，頗有所悟”。這裏的“頗有所悟”，實際上就是對敵情做出正確判斷後，破敵之策成竹在胸的心理活動。
在收複新疆的戰鬥中，左宗棠一如既往地“規摹局勢，先後緩急”。他認為“關內關外用兵雖有次第，然謀篇布局須一氣為之”。而“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而且“天山南北兩路，舊有富八城、窮八城之說。北自烏魯木齊迤西，南自阿克蘇迤西，土沃泉甘，物產殷阜，舊為各部腴疆，所謂富八城也。其自烏魯木齊迤東四城，地勢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麵西抵阿克蘇四城；地勢褊狹，北可製南，南不能製北”。“官軍出塞，自宜先剿北路烏魯木齊各處之賊，而後加兵南路”從而“致力於北而收功於南也”。
我們一直覺得，左宗棠這位儒將打仗就像寫文章一樣，“規摹局勢，先後緩急”無疑是動筆前的整體構思，在這個被稱為創作過程中最為艱苦的階段，他要根據不同的文體和要求，對素材進行分析，對題材進行挖掘，並且還要圍繞著主題來確定重點，進行詳和略的安排布局，甚至還要對文章的結構進行策劃。在“謀篇布局一氣為之”後，左宗棠便開始展示他大手筆的魄力和膽識。
打仗不是寫文章。但是，把仗當成寫文章的人，一定是一個出色的將領。
既然把打仗看成是寫文章，那麼就要遵循文章之道。而文章之道最講究一氣嗬成，這樣才能夠首尾相映，氣韻貫通。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下筆前認真構思，反複揣摩，在已經達到呼之欲出的境界時，才可能立馬可就。
這就是左宗棠在打仗時慣用的緩進急戰之策略。
如，在收複新疆的軍事行動中，僅籌運軍糧就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而收複疆北路僅用了五個月的時間，收複吐魯番、達阪、托克遜三角地區耗時則不到半個月。進攻南路用了四個半月時間，整個收複新疆的實際戰鬥時間僅僅用了七個多月。這也就是說，左宗棠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戰鬥的準備。對此《左宗棠》的作者安靜波先生這樣記敘道：
小到每一舊運道的修築，新運道的開辟，從某個地方采購軍糧的利弊得失，每軍每月需多少糧食，以及進行某個重大戰役事先需運多少軍糧，分儲在什麼地方？需用多少車駝？行多少路？每戰之前，對進攻部隊（包括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截擊部隊和防守部隊之間的配合，對進攻時間的選擇（盡量避開嚴冬和酷暑）以及收複失地後的善後工作等等，都要經過仔細周密的籌劃，都要耗費左宗棠大量的心血，可謂殫精竭慮。
如此說來，打仗這篇文章其實並不好寫。左宗棠的兵法之一是“寧可緩進，斷不可輕退”，他說：
弟入閩以後，惟上冬劉克庵副帥小挫一次，旋即複振。龍岩克後（康軍之力），繼克南陽（劉、王兩軍之力）汪逆老巢。而高、黃兩軍之攻漳城，屢獲勝仗，尤足寒賊膽而固民心。弟駐師延平，就近兼拿盜匪，擬即晉省辦事。因汪逆時有北竄之意，故暫仍未動。楊、簡兩鎮新募之營亦到，兵力足敷。外間謠言退駐浦城，並無是說。弟自辦軍務以來，拿定主意，寧肯緩進，斷不輕退。其製賊之略在保完善之區、製鴟張之寇。初奉督辦之命，即以此上陳，至今未敢變易，故於廣德、寧國之不剿不防必抗疏爭之。無如三函兩牘概置腦後，卒釀此時閩、粵紛紜之局也。嚐歎東南大局，若有實心任事、稍通方略者三數人及早經理，斷不至蔓延流毒至今。見在大局雖稍有眉目，然戡亂之人實不多覯。而運氣卻好，亦不可解。豈古來所謂命世英豪亦半憑運氣耶？抑國家景祚方隆，群盜固應數盡耶？伯爵兩辭，未蒙鑒諒，不敢為再三之瀆，實則非家門之福。弟之不受賀，而申諭家人以忌滿之說，由衷之談，非有所矯執也。浙之官民均切去思。新撫馬轂山一遵舊令尹之政，遇事虛懷商榷，稍可慰意。閩事敗至不可堪，徐中丞以廉慈聞，實則衰庸充位而已。戰事尚順，惟賊意欲下海以賒死。其汪逆一股時思北竄，現雖極力截剿，未知果無漏逸否。澱甥、癸侄已早安抵營中，且令其留心學習。喜幕中多端士，無各軍民氣汙我素絲耳。
左宗棠說：“自辦軍務以來，拿定主意，寧肯緩時，斷不累退。”而一旦投入戰鬥，就要“取急風雪雨之勢”，以“急戰”之態，一氣嗬成，令敵毫無還手之機。在古牧地之戰中，左宗棠僅用六天就擊敗敵人主力；達阪之戰，左宗棠用四天就消滅了敵軍。
在總結收複新疆的戰鬥時，左宗棠說：“南疆底定，以事功論，原周秦漢唐所創見。蓋此次師行順迅，掃蕩周圍萬數千裏，克名城數十百計，為時則未滿兩載也，而決機製勝全在‘緩進急戰’四個字。”
左宗棠作為一儒將，並非僅知習文弄字，對中國兵法之研究也是有其獨到之功夫的。如，這一“緩進急戰”其實與孫子的“兵貴勝，不貴久”和“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一致的。對這種戰術，《六韜》是這樣評價的：“故知者，從之而不釋；巧者，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雪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