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孩子叫別人家的孩子”，新生代孩子們已經學會用此來調侃自己的父母。台灣作家洪蘭在《好孩子》 一書中也表達出類似觀點，在她看來，大陸父母過於憂心、焦慮了。“有的人孩子才三個月就在擔心他的天賦在哪裏，然後搶著送孩子去早教班或者高級幼兒園”……
人們常說，孩子是反映父母心靈的鏡子。而父母的恐慌，幾乎無一例外會作用於子女，哪怕他們還隻是呀呀學語的嬰童。
日本幼教專家內藤壽七郎就曾從幼兒心理角度闡釋這一問題。他記得，曾有一位年輕母親找他谘詢，說自己用母乳喂養嬰兒五個月後，開始給孩子喂斷奶食品，之後孩子一連四天發生便秘。內藤壽七郎檢查後認為，主要問題出在母親。“她因為給嬰兒服用了斷奶食品而心理緊張，這種不安通過肌體傳到嬰兒那裏，從而破壞了嬰兒大腸的植物性神經的平衡，引起便秘。接下來，孩子的便秘又引起了母親的不安，由此產生了惡性循環。”內藤壽七郎因此對她表示，在嬰兒便秘記錄裏，有的甚至達到十天以上。這句話對年輕的母親是極大的安慰，回到家後，孩子的便秘立即好了。內藤壽七郎因此總結，當母親悠然自得的時候，孩子也會悠然自得；母親如果神經質，孩子也會變得神經質。
從教育角度而言，孫雲曉同樣認為，孩子年齡越小，父母為他們營造的微環境越重要。“當孩子沒考好的時候，你跟他說沒關係，這隻是暫時的，隻要你繼續努力，掌握了正確的方法，肯定能考好，這樣，孩子就不會恐慌了。但許多家長經常會說‘我白養你了、你算沒希望了’，它否定孩子的能力和個性，會導致孩子悲觀、無助。”
孫雲曉因此提出童年恐慌的概念，在他看來，今天這個時代，是一個特別容易讓孩子感到恐慌的時代。有一個極端的例子——銀川，曾經有一個13歲的小學女生，在畢業典禮當天上吊自殺，給父母留下遺書：我是差生，我沒考好，我死了，可以給你們省10萬塊錢。孩子的父母非常痛苦，其實他們隻是偶然和鄰居提起，孩子考不出好成績，若要上重點中學，就要花10萬塊錢。“在孩子心中，10萬塊是驚人的數字。兒童麵臨巨大的壓力時，因不能理解、不能承受而產生的一種較強烈、較持久的焦慮心態，就叫童年恐慌。”
孫雲曉認為，孩子童年恐慌的背後，正是現代父母的恐慌；而父母的恐慌，又反過來造成孩子的恐慌。與他觀點形成映照的，是這樣一組數字：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連續十年對全國中小學生進行跟蹤調查，發現1999年，中國有近半數中小學生學習超時、睡眠不足。2010年第三次調查時，發現近八成中小學生學習超時、睡眠不足。而另外一組數字，剛好可為以上情況注解：調查顯示，83.6%的中學生父母要求孩子考進前15名，54.7%的父母希望孩子將來讀到博士學位……
如今這個時代，其實並非隻有中國父母才會恐慌。
2009年美國《時代周刊》曾以“父母應如何養育子女”作為封麵報道。文章認為，與前數十年社會強烈的反叛情緒相比，隨著持續的和平與繁榮，美國父母近年在養育子女上恐慌和焦慮反倒增加，在教育方麵表現出過度重視和過度投資。父母們對子女成功的關注，讓養育子女變為一種開發產品的過程。
文中提及，有家長要求護理學校開設漢語課程，因為這對孩子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並不為早；有家長因子女考試成績不佳而向正在授課的教師興師問罪；有高校係主任稱，不少一年級新生非常脆弱，到校不長時間就盡顯疲憊，一副似要崩潰模樣，稍有壓力就可能會讓他們垮下；美國的各處書店也都充斥著如何教孩子盡早盡快提高智力的書籍；另外，當有研究發現常聽莫紮特音樂有助於智商最高可提高9分後，佐治亞州甚至向每位新生兒的家庭都派發一張介紹這個現象的CD光盤……
類似的故事，在中國同樣不勝枚舉。比如，如今年輕的中國父母，在孩子還是嬰童時便會讓他參與各種感統訓練、哭聲免疫訓練、排便訓練、爬行訓練、注意力訓練、抓握訓練……這讓教育專家、《好媽媽勝過好老師》作者尹建莉忍不住感慨，“家長的整體文化水平越來越高，養育兒童卻越來越不自然，越來越粗野無知。有多少人在對孩子以愛的名義進行控製，以反自然的手段，擾亂孩子的正常發育，甚至逼孩子退行。”
在《時代周刊》報道中，對於那些和中國父母一樣充滿育兒恐慌的美國父母，給出的藥方是——養育子女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他們獨自玩耍，讓孩子從玩耍中積累知識和發展智力。
這樣的回答，讓習慣從網上尋找類似“德國幼兒園”、“日本訓練營”這樣他山之石的中國父母，多少有些失望。因為持這種觀點的育兒書，或是微信微博瘋狂轉發的養兒文章，可以信手拎出一大把。
但就如近日在微信圈短短幾天達3.2萬次瀏覽量的《逆談家庭教育》一文作者，一名七年級學生的爸爸、也是宜昌市一中一位優秀的高中班主任唐敏所說：再完美的理論，不可操作，都是偽科學……獨生子女，這個地球上特殊的群體，打敗了多少教育理論。唐敏覺得，寫教育理論的專家，能大膽提自己的孩子，那就是真專家，而龍應台就是其中一個。
誰給 “壞孩子”貼上標簽？
很多年輕一代父母，都聽過作家龍應台與大兒子安德烈一段關於金錢與名聲的論述——“假定說，橫在你眼前的選擇是到華爾街做銀行經理或者到動物園做照顧獅子河馬的管理員，而你是一個喜歡動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認為銀行經理比較有成就，或者獅子河馬的管理員‘平庸’。每天為錢的數字起伏而緊張而鬥爭，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
這段話，出自《親愛的安德烈》一書，該書是龍應台與安德烈持續三年36封兩地通信的集結。
安德烈14歲時，龍應台離開歐洲返回台灣就任公職。等她卸任回到兒子身邊，安德烈已是一個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歲青年，坐在桌子另一邊，“冷冷”打量她。
此時的龍應台，不再是那個可以白天寫《野火集》，晚上給孩子哺乳的媽媽。“當月光照下來，我坐在黑的房間裏喂奶，我覺得這才是人間一等一、頂天立地的大事。”多年後無奈無助的龍應台隻想重新“找回”兒子。於是，她向安德烈建議，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兩人思想，並以專欄形式在報刊發表。安德烈同意了，但條件是：“你不要再打那麼多電話‘騷擾’我。”
通過通信，龍應台與安德烈分享了自己成長的南部小漁村，敘述了貧窮而缺乏養分的環境，讓她學到對弱勢者的同理心與悲憫；安德烈則堅決捍衛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喜歡電影，並且如何從60年代的嬉皮文化中，叛逆出一種值得深思的價值……但龍應台說，《親愛的安德烈》不是親子書，不是指導手冊，而是一本傷心筆記。“裏麵是一個做母親的人，在挫敗中如何試著去跟一個成長中的兒子相處，如何去了解他這一代人。我邊做邊跌倒，邊跌倒邊做，是一個飽受挫折的過程。”
和龍應台一樣，同樣以無奈麵貌示人的，還有戎先生馮麗麗夫婦。他們完成的《下鄉育兒》，算是一本另類親子書。不同於其他書中，那些擁有生活智慧、強大內心、把孩子一手送入哈佛耶魯或北大清華的家長，《下鄉育兒》裏的角色都顯得軟弱無力：孩子天天換了幾個小學都無法適應，最後輟學在家，一直延續到九歲，最後變得連睡覺都害怕；執行家庭教育的父母看上去也懦弱無能，沒有單位，做著散工零活。最終，這對有社交障礙的夫妻，帶著有心理問題的孩子，無奈選擇了下鄉養兒。在鄉下，普通孩子該做的事情——學習讀書，有明確目的的遊戲，天天一樣沒做，她每天隻是買菜、做飯、洗衣、放羊……但一年鄉下的生活，居然使一家三口的生活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