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做了一個私人的決定影響到公司的話，那你在公司的前途就完蛋了。”
凱琳·傑克（Karin Jack）是雷曼兄弟前首席運營官布拉德 · 傑克（Brad Jack）的妻子。她回憶說：“20年來，布拉德沒有做過一件與雷曼兄弟無關的事情。他沒有給朋友寄過明信片，也沒有給家裏人買過聖誕禮物，除非這些事情有雷曼兄弟的標簽在上麵。作為一個雷曼兄弟員工的妻子，你要自己一個人在醫院待產，獨自一人養育孩子。”
上述內容是枟名利場枠記者薇琪·沃德（Vicky Ward）在她的新書枟魔鬼的賭場枠中描寫的場景。雷曼兄弟這家百年老店於2008年倒閉後，薇琪·沃德通過走訪調查，還原了雷曼兄弟高層們的婚姻生活，如美劇枟絕望主婦枠一般，雷曼兄弟的妻子們背後不願為人知的故事，她娓娓道來。
薇琪給了我不少啟發。2009 年 10 月中旬，“胡潤中國百富榜”（實際上是“千富榜”）發布後，我發現中國的女富豪最為耀眼———共有104位女富豪上榜，前50位女富豪財富總計3 376億元，人均財富66億元，9位女富豪身價超過100億元。全球十大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一半是中國內地的。事實上比女富豪更為龐大、同樣不失精彩的一個群體，則是中國富豪的主婦們，她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走到商業舞台正中央去顯露身手，卻分明是中國商業變遷史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於是也萌發了采訪寫作一本類似著作的想法，並馬上行動。我選取了100位主婦或稱“賢內助”樣本（樣本選擇不限於“胡潤中國百富榜”）進行分析和調查采訪。通過對這些樣本進行簡單分析，我發現了12種有趣的現象。
富豪擇偶的時代印記
在近100個樣本當中，柳傳誌（妻子龔國興）、宗慶後（妻子施幼珍）、沈文榮（妻子陳紅華）等出生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企業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張茵（丈夫劉名中）、黃光裕（妻子杜鵑）、李寧（妻子陳永妍）等出生於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企業家，以及陳天橋（妻子雒芊芊）、江南春（妻子陳玉佳）等出生於 20世紀70年代的企業家，李兆會（妻子車曉）等出生於 20 世紀 80年代的財富新秀，他們與日後成為自己另一半者的邂逅經曆，都帶有著鮮明的年代特征。
譬如30多年前，沈文榮和鄉村教師陳紅華走到一起時，陳紅華的擇偶標準是“隻要是黨員”；到了20世紀90年代，黃光裕與杜鵑的結合則與彼時中國民營企業“野蠻生長”需要頻頻與銀行打交道相關———杜鵑是信貸專員；而到了最近一些年，才與貌，甚至財富，都成為富豪們綜合評定未來伴侶或被未來伴侶評定的重要元素，找明星、找主播或奉子成婚等商界前輩眼中的新生事物在他們眼中則見怪不怪了。江南春、李兆會分別迎娶鳳凰衛視女主播和華誼女明星，便是兩個例證。
另一半適時退居幕後
盡管中國民間商人有著“夫妻上陣”的傳統，但日後看，超過半數的明星家族企業都曾選擇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讓妻子退居幕後。如今的首富級企業家劉永行、劉永好等四兄弟當年決定成立希望飼料集團時，作出的第一個決定便是所有劉家媳婦都不得再染指任何公司事務，當初辭去公職幫劉永好打理生意的妻子李巍自然也在此列。
另一位首富級企業家———2009年在港上市募資規模甚大的忠旺集團董事長劉忠田曾在十幾年前將自己和妻子兩邊的親戚叫到一起，支付每家500萬元，一為“酬金”，二為“勸退”。四年前，劉忠田萌生上市打算時，又將妻子王誌傑也一並請下了台。如今，劉忠田夫婦持有忠旺集團40億股，以2009年10月28日的收盤價計，身家接近300億港元。
2010年3月枟福布斯枠發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身家約27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內地女首富吳亞軍的丈夫蔡奎在龍湖地產上市後就辭去了執行董事、副董事長等職務。
當然，退居幕後不等於退休，劉永好的妻子李巍後來自己開了多家公司，涉足花卉種植、印刷業等行業，生意做得甚為紅火，甚至辦起了一份雜誌———她是一位將自己的愛好通過商業形式體現得淋漓盡致且不耽誤做一位賢內助的典型樣本。
對家庭聲譽愈加重視
中國的明星企業家和富豪視家庭聲譽與公司聲譽同等重要。作家王朔2007年一次做客鳳凰衛視時隨口說了句：“楊瀾沒找對老公，吳征就是一個騙子，前一陣還忽悠我們徐靜蕾投資呢！”未料引起軒然大波，楊瀾第一時間撰文枟王朔先生，說話要負責任枠進行回應，並在回應中稱：“我也想告訴他（王朔），我的家庭很幸福，請不必操心。”
如果說楊瀾遭到揶揄時的快速反應出於她所處行業的職業習慣，那麼阿裏巴巴公司2009年9月（正值公司創始10周年和馬雲45歲生日）對坊間關於馬雲套現逾2億元“對與妻子張瑛離婚進行補償”傳聞的澄清，則是出於避免一家明星公眾公司可能遭遇更大危機的未雨綢繆———即使馬雲、張瑛兩人真離婚也未必會對公司股價有實質性影響。“謠言很險惡，很匪夷所思，不排除某些競爭對手的刻意為之。”阿裏巴巴內部網的一則帖子稱。
事實上，家庭問題常常會給企業尤其是家族式企業帶來極大的困擾。一個典型的案例是真功夫的創始人蔡達標。婚姻的破裂使他的前妻潘敏峰及其弟潘宇海（真功夫另一個大股東）與他反目成仇，並引發了一係列對抗風波。
另一個代表性案例是李東生。2007年他轉讓市值近1 。2億元的 T C L 股票給前妻洪燕芬作為離婚補償，現任老婆魏雪甚至還應和道“這是我和李總（李東生）的共識”。隻是另一句“我和李總的結合是命中注定的”講得挺沒水平的，難道李東生和前妻當初的結合隻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夫人外交”易，女性富豪合作難
中國有著“夫人外交”的傳統。1992年，當過大學教師、辦過書刊公司的尹明善不顧家人和朋友反對，掛牌成立了重慶市轟達車輛配件研究所。由於尹明善的妻子陳巧鳳和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親戚，這使尹明善、左宗申兩人的合作一拍即合，於同一年開始了各自的摩托車事業。16 年後，力帆與宗申的年銷售額分別為125億元和111億元，“產業航母”的地位顯而易見。2010年 3 月，我去重慶拜訪左宗申，剛提到尹明善，他就甩了句：“這老頭是我的徒弟呢！”
不過，女強人與女強人之間的合作就沒那麼容易了———你很難找到王石、馮侖、潘石屹、胡葆森等江湖兄弟的“女性版本”，抱團就更是鳳毛麟角了。一方麵，這與女性並未真正進入商業權力中樞的事實有關；另一方麵，則與女性的敏感、中國的商業傳統等元素有關。
2008年 5 月，三個女人一台戲———楊瀾與中國最大飾品生產企業之一的義烏新光集團董事長周曉光、“流行樂壇天後”席琳·迪翁宣告聯手成立“天女至愛飾品有限公司”。周曉光和她的丈夫虞雲新同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CEO班研習時結識楊瀾，成為合作的發端。不過，一年後，“天女至愛飾品有限公司”銷聲匿跡，倒是另一家楊瀾和席琳 ·迪翁合作的“中國首家高級定製珠寶品牌店”（LAN）亮相，劉嘉玲、章子怡、周丹、周濤等名流前來捧場，人群中唯獨沒有了周曉光的身影。
賢內助樂見企業上市
2009年7月，霸王集團的赴港上市給廣東日化行業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從沒想過有一天會與資本市場發生關係的陳啟源和萬玉華恍如夢中，這對夫妻也成為珠三角作坊式生產者豔羨的對象。
類似的事件如野火般在各地複製、燃燒，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浙江溫州市政府出台了枟關於加快溫州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意見枠，霸氣十足地宣稱到2011年溫州上市公司要達到30家。而截至2009年10月中旬，江蘇江陰和福建晉江，兩個縣級市的上市公司數量分別達到23家和17家。
上市意味著要走向透明和規範，並更加關注企業業績可持續性地穩健上升，這是常識。不過我在上述幾個區域調查時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男人在外麵打拚得起勁，賢內助在家裏卻操心個半死———不為別的，隻擔心公司的不規範運作會帶來災禍。所以當區域內越來越多的公司上市時，更多家族企業中的夫妻會選擇“跟風”，他們的首要考慮是，上市至少可以通過好好包裝把自己的過去“洗白”；這也是這些地區的財務顧問公司生意興隆的重要原因。
這一思維雖略有偏頗，但卻是一種真實存在。不過，如果加上眾投行急功近利式的推波和當地政府追逐政績的盲目助瀾，上市這一“流行性共識”卻有可能潛伏危機———看看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國公司們的不良口碑吧。
女性在基建、能源和資源等行業大都靜默
基於中國特殊的政經語境和行業特征，女性在基建、能源和資源等行業中大都充當幕後的默默支持者，較少走到前台。張雲芹（嚴介和妻子）、陳紅華（沈文榮妻子）、趙寶菊（王玉鎖妻子）、管亞梅（劉漢元妻子）、張唯（施正榮妻子）等皆屬這一類型，其家族企業所涉足的行業分別為基建、鋼鐵、能源、飼料及新能源。
嚴介和當年利用BT 模式（Build－Transfer），僅在2002年一年就在江蘇省內通過承接近18億元的企業負債，一舉收購27家國有企業的股權，還順利獲得60億元的基建大單。嚴介和宣稱其執掌的太平洋集團“私有共用、私營共有，權力公眾化，資產社會化”，彼時張雲芹充當了其賢內助的角色。幾年後危機爆發，嚴介和無奈選擇左手倒右手，張雲芹走到前台，但業務已大不如前，關係網亦是舊有的順延。
陳紅華、趙寶菊、管亞梅、張唯則自始至終默默輔佐著各自丈夫，如今的沙鋼、新奧、通威和尚德分別是它們所在省乃至中國民營鋼鐵和能源領域的重要一員。但陳紅華嫁給“黨員沈文榮”後再沒拋頭露麵；趙寶菊無論在新奧遭遇危機還是美國能源部長來訪時亦未曾走到過前台；管亞梅在 2004 年通威上市時唯一一次出現在公眾麵前，亦未發表任何演講甚至鮮與賓朋交流；施正榮成為首富級人物、接受電視訪談時才在描述中簡略勾勒了張唯的鮮明個性：“在澳洲留學時她（張唯）說，如果我做跟專業不相幹的事情，明天就會跟我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