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以前，台灣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經曆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可謂“世界之最”。這個戒嚴令正式的名稱叫《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簡稱台灣省戒嚴令。
這是因為1949年，國共內戰末期，國軍一日轉進三千裏，共軍追趕不及，最後轉到台灣來。台灣就這樣成為“複興基地”“反共堡壘”，兩岸開始進入長期對峙狀態。
在台灣頒布這個戒嚴令，等於宣布台灣這個小島也處於如戰爭般的緊急狀態。另一方麵，這個效力超過憲法之上的“戒嚴令”，也成為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重要法律基礎。
常常與戒嚴令被同時提起的還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部在1948年公布的憲法臨時條款，被蔣介石認為是一部“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共匪叛亂”的動員令，全中國進入了“動員戡亂時期”。以國民黨統治者的立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效力在憲法之上，再加上戒嚴令有許多模糊而又特殊的地方，等於也為他們的許多統治手段開了方便大門。
“戒嚴令”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就好像兩尊門神，一左一右，緊緊保護著國民黨政權免於任何被顛覆的可能性。
在戒嚴的幾十年裏，台灣的民眾習慣於一種說法——“亂世用重典”，所以也很少去思考戒嚴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政府”會說“這個戒嚴是對付敵人的，不是對付同胞的”“就像金屬探測器隻會對金屬起反應，桃木劍隻會讓妖精頭痛一樣，如果不是敵人，戒嚴令就影響不了他”。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沒什麼錯，而且其實，幾十年來，一般百姓的日子該怎麼過就怎麼過，照理說，戒嚴令應該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反攻大陸”是戒嚴早期最神聖不可動搖的任務，一切為“反攻”做準備，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無所不在的標語口號，不僅在牆上可以看到，就連信封、電影票、火車票、煙盒、喜帖，甚至連兒童的玩具上都可以看到如“光複大陸國土，解救大陸苦難同胞”的字樣。社會各個領域都感染了這種緊張的氣氛，許多公職機關單位還會辦各種演習，男員工晚上要值夜班到各處輪流巡守，需要拿著手電筒到單位各處巡察，如果被安全人員滲透進來，貼上代表炸彈的有色紙條還沒察覺，就要倒大黴了，年底考績扣分。學校老師也會告訴小朋友說，路上如果看到鋼筆或汽水瓶不要亂撿，那可能是炸彈……
在社會上，當時處處強調：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不過很少有人真正看過“匪諜”的樣子，對於“匪諜”的印象，都來自各種畫得陰森恐怖、惡毒狡猾的漫畫海報，好像“匪諜”隨時會出現。這種宣傳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至於我小時候每次做噩夢夢到壞人，那個形象都是“匪諜”的形象。
問題就在於，國民黨當局總是在四處找敵人，縱容情治單位機關鷹犬介入所有人民的活動。對“敵人”的認定標準從寬，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這種肅殺的氣氛無形中就給民眾一些壓力。
台灣人現在會稱那段時期為白色恐怖時期，不管你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在那個時代，一不小心，有意或無意，都會被卷入那種恐怖的旋渦當中。
在台灣，白色恐怖始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這原本是一次查緝私煙的行動，卻意外地引爆了本省人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接下來則是一連串恐怖的肅殺及清鄉事件，這也讓許多台灣本省人就此閉口不談政治，好長一段時間對政治冷感。
所以，在這幾十年間，台灣的政治基本是穩定的（因為也沒人敢自找麻煩），社會經濟發展歸發展，現在看來卻是一種很畸形的發展。明明沒有戰爭，但在長期的“戒嚴令”統治下，大家都避免去想那些越想自己就越覺得可怕的事，隻一心想去賺錢，賺了錢又可以過上好日子，吃喝玩樂。在這種情況下，大腦活動好像都停止了一樣。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思想活動啦！因為大家都很習慣去接受官方的思想，民間的思想活動一脫離官方思想的標準，就會被指說“有偏差”“不穩定”之類的，隻要一被扣上這個大帽子，情治單位就像神創造天地一樣，想要什麼就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