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製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幹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製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再發文《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製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審計署、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就這樣，戴國芳和他的鐵本，被卷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驚濤駭浪。
宏觀調控的分水嶺
鐵本悲劇性地成為2004年那場宏觀調控的“祭旗者”，卻是由非法用地問題意外引發的。
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者在江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占地問題。在南京的采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在長江邊建鋼廠。”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占地的問題。他們致電詢問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複是該部並不清楚這個項目。於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尋找到了鋼廠工地。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征先用，環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環保總局派出調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問題很快從毀田占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漩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隻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象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國務院通知下達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仍然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占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跳上台麵，無疑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麵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麵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問題也許花錢就能夠擺平。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價值十幾億元廢舊鋼鐵，其中有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責任。”這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繳至當地的國稅局。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後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江蘇，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彙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的問題。
4月初，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麵檢查。這是自1990年的柳市事件①後，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嶽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向溫家寶總理彙報查處情況，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了聯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
——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
——違規審批征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征地拆遷；
——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20多億元用於固定資產投資；
——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
——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