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議題二：要不要把首都南遷？
當然，要說崇禎和明朝群臣隻知束手待斃也是不客觀的。就在為要不要吳三桂進關一事“廣開言路”、“暢所欲言”之際，他們也在同時討論另一個備用方案，即要不要把首都南遷。
應該說，與困守孤城相比，南遷對崇禎而言確實是一個比較好的出路。當然，南遷之後可能會出現南北朝的局麵，但這總比亡國好吧？因此，這個問題其實也不難回答。可是，一旦要決策，涉及責任，問題就又來了。雖說當南宋比亡國強，但畢竟當南宋也很不光彩啊！誰來當宋高宗？誰來當秦檜呢？聰明的人們很自然會想，最好是別人來當，我不但不當，而且還要“義正詞嚴”地痛斥他們一頓，顯示出我的“傲然風骨”，然後再萬不得已地被他們“裹挾”而去……一個人這樣想，可能確實是好主意，可是如果所有人都這樣想呢？
第一個這樣想的就是領導本人。其實早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他就動過南遷的念頭。雖說早有此意，但皇上自己是萬萬不會做宋高宗的，他“恐遺恨於後世，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許”，坐等有人出來當秦檜。
可是，在連放棄個小小寧遠的責任都沒有人願意承擔的朝廷上，又有誰願意來當秦檜呢？麵對南遷之議，大臣們一個個唯唯諾諾。應該說，在明哲保身方麵，明朝的大臣們是強中更有強中手。終於，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想出了一個高招——皇上可以堅守北京，而自己“願奉皇太子南去”。
崇禎皇帝帶著一肚子怨氣，憤憤不平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比李建泰更強悍的是給事中光時亨，他慷慨激昂地大罵“李明睿南遷為邪說”，堅決要求死守北京，儼然是當年李綱、於謙再世，要跟這些新時代秦檜勢不兩立。
有這樣的“忠貞之士”在朝，還有誰敢當宋高宗、秦檜？於是南遷之議與吳三桂進關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議而不決。直到二月底、三月初，大順軍南路劉芳亮部沿黃河北岸進軍從南麵包抄北京，切斷了崇禎南逃之路，才幫助明朝終於完成了這次集體決策，崇禎在絕望中哀鳴道：“國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誌已決，無複多言。”
一次精彩紛呈的集體決策就這樣結束了。故事的結局是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把自己掛在了皇宮後麵煤山的一棵樹上。
這次集體決策對我們的借鑒意義是極為深刻的。決策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呢？
要與大臣們負同等責任，甚至更大責任的，是崇禎皇帝本人。盡管官場黑暗，但明朝原本也不是沒有敢擔責任的人，隻不過這些人承擔責任的勇氣都讓崇禎給打壓下去了。俗話說“上行下效”，崇禎作為最高領導，帶頭推卸責任，不敢決策，拉著一幫大臣來集體決策，替他背黑鍋。他又怎麼能怪手下那些大臣一個個向他看齊，也來推責任，拉更多的人來一塊集體決策呢？
（摘自《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