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現實、問題與發展前景
高端訪談
作者：梁賚
網絡語言常常與媒體和公眾熱切關注的社會焦點相關。近年來，在因特網上有一組常見的網絡流行語，與當今中國社會各類人群的地位、行為和思想意識關係密切，譬如“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貧二代”，譬如“仇富”、“仇官”、“仇貧”，譬如“拚爹”、“啃老”、“屌絲”……不一而足。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待這些網絡流行語，又可以將它們與兩個社會學名詞掛起鉤來。這就是“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那麼，網絡流行語與這兩個社會學術語究竟有怎樣的聯係，以及如何看待當今社會的種種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為此，我們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教授。
從“兩大陣營”到“十大階層”
領導文萃：按照學者的習慣，寫文章也好，作演講也好，都喜歡從概念或者定義出發。尊重您的習慣，能否首先來了解一下今天兩個社會學名詞——“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
唐鈞：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是兩個社會學的專用名詞。按社會學大師吉登斯的解釋：社會分層一般被用來指稱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社會分層通常被認為是基於資產或財富的，但也可以基於性別、年齡、宗教等其他屬性。社會流動是指個人和群體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流動。要說明的是，這是一個與人口流動不同的概念，後者指的是個人和群體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當然，社會流動和人口流動之間又有千絲萬縷的聯係。
領導文萃：建國六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情況是怎樣的？有什麼變化？
唐鈞：在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強調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當計劃體製的神經中樞發出一個指令後，就要盡可能迅速傳輸到與之相關的操作終端。適應計劃體製的需要，社會結構就要越簡單越好。所以，當時的中國社會，被分為“兩大陣營”，除了“人民內部”，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在“人民內部”，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商”之分，但這隻是“社會分工”的不同。一般而言，在城市裏，你就是“單位職工”；在農村，你就是公社社員。重要的是，在理論上，“人民內部”是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一旦有衝突，就會有一部分人被劃到“階級敵人”那一邊去。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尤其是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中國社會的各色人等社會經濟地位開始變化，並最終導致了新的階層分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老所長陸學藝教授，當時帶領他的弟子做了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影響深遠的研究課題，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按照課題研究所作的劃分，當今中國社會已經分化為“十大階層”。這十個階層就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十大階層各有各的經濟利益，也就有了各自的社會需求、價值判斷和政治訴求。久而久之，這些差別就更深入地表現為精神文化方麵的多元化。
“二代”現象與社會分層
領導文萃：近年來，媒體上出現了“二代”熱，常見的有“富二代”、“官二代”，還有“貧二代”，最近又出現了“星二代”，等等，公眾對此議論頗多。您對此有什麼看法？這與社會分層有什麼關係？
唐鈞：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最先致富的，應該是一批民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戶，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被稱為“富人”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這一代富人，相當一部分出身卑微，但在那個時代，向上的社會流動渠道基本上是暢通的，所以他們靠自身的勤奮和努力成就了一番事業，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資本和財產。三十多年以後，他們這一代人都已經年過半百甚至年齡更大，他們的子女也都成人。中國的民營企業以家族企業為多，於是，從“誰來接民營企業家（第一代富人）的班”的議論開始，媒體和公眾把眼光聚焦到他們的後代，亦即“富二代”身上。
由於計劃經濟時代思維慣性的影響，又因為事實上能否致富與政策的“讓”與“不讓”很有關係，所以，對於“富人”階層，中國社會的公眾心態並不平衡。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項社會調查很能說明問題，調查當時，對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讚同；但是，當要他們對自己身邊的富人進行評價時，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卻對他們的致富手段表示質疑。這樣的質疑，再度被延伸到他們的後代身上。
另一方麵，當“富二代”被媒體聚焦時，他們中一些人不遵守社會規範的“越軌行為”乃至“犯罪行為”經常被曝光。繼而，這樣的社會關注點又被轉移到“官二代”、“星二代”身上。這實際上造成了相關“二代”的不端行為乃至犯罪行為被泛化到整個階層的負麵影響。
從社會學的立場看這些“二代”的指稱，是不應讚成這樣“貼標簽”的做法的。因為這樣做的後果，會使公眾對被指代的社會群體產生“刻板印象”。也就是說，這樣做，會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認識或者心態，認為隻要是富裕家庭的後代，或者是官員家庭的後代，或者是明星家庭的後代，乃至貧困家庭的後代，一定會是怎樣怎樣的。由此而造成的惡果，可能是導致事實上的社會歧視。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社會階層，都會有符合當時社會的“好、中、差”評價標準的各類人等。所以，各種“二代”熱議，就某個社會群體的表現而言，通常是以偏概全的、是不公平的。
領導文萃：但是，有些“二代”，譬如某些“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他們的表現常常與社會所期待的“好”的標準差距很大，甚至直接就是作惡多端。難道人們對此抨擊有什麼不妥嗎？
唐鈞：我們在茶餘飯後談及的“二代”，常常是指一些未成年人。他們在心智未成熟的情況下，做出了一些越軌甚至犯罪的事情，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當然，這裏有社會環境的影響。譬如從最近社會熱議的某“星二代”的案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應該檢討的社會因素著實很多。像酒吧夜店這樣的場所，應該是少兒不宜的。從在英國的留學生那裏傳來的信息，在英國，為做菜而去超市買一瓶料酒，也得出示身份證件，證明自己是成年人才行。中國的法規，則沒有或者少有這方麵的禁忌，譬如電影、電視的分級製度，譬如諸多未成年人不能進入的場所，有的根本沒有相關的規定，有的規定了也不執行。
當然，當一個“二代”做了錯事甚至犯了罪時，卻又不能以不良的社會環境為借口而試圖脫罪。中國法律關於家長對未成年人監護的權利義務是有明確規定的，我們常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就此而言，家庭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部分。當家長因為溺愛而不履行監護權時，悲劇就開始了。當家長對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的“二代”不顧一切“護犢子”時，家庭，這個最微觀、最貼身的社會環境就走向了反麵。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懲罰也許是一種拯救，因為在這樣的大小社會環境下，今天逃過了，明天還不知會犯什麼罪，也許到那時將悔之晚矣。
正因為有這樣的“二代”的表現，有這樣的“二代”的家長的表現，就引起了社會的不滿。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看，社會心態是一麵凸透鏡，通常不會如實地反映社會事實。一般來說，不是擴大就是縮小。就這樣，“官二代”的“我爸是李剛”，“富二代”的“有錢就能擺平一切”，加上現實中對特權、對財富的趨炎附勢，“二代”現象就被無限放大了。
“仇官”、“仇富”現象
與社會分層
領導文萃：現在社會上對“二代”現象的抨擊甚至無限放大是否也包含著對“一代”的不滿。也就是說，這與“仇官”、“仇富”的現象有某種聯係。
唐鈞：毫無疑問，肯定是有的。“仇官”、“仇富”的現象本身也具有“貼標簽”的意味。公眾仇的是什麼？其實仇的是特權。所謂“特權”，廣義上說，就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公民都能享有，隻是某些特殊的階層或某些特殊的群體才能享有的權利，尤其是福利待遇。“官”有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的特權，“富”有以資本財富為背景的特權，這些特權人民群眾絕對是“高攀不上”的。所以，“富人”、“官員”乃至“明星”就被泛化成特權階層的符號。
尤其是政府官員，北大的李玲教授最近指出：“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享受的是免費醫療”。“恰恰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不願意給老百姓免費醫療，也就是說他們在享受著免費醫療，不給老百姓免費醫療。”當這些代表有權有勢的階層在那裏掰乎“天下沒有不要錢的午餐”時，你說招人恨不招人恨。
現在的官員，不光是領導，就是基層的一個“小吏”，也可以是那副讓人“不寒而栗”（“小吏”的上級領導的評語）的嘴臉。據媒體報道：有個“北漂”小夥，因為按現行規定，辦護照必須要到戶口所在地去辦，他回家鄉四次，每次都被同一個“小吏”挑出一點毛病，然後無功而返。有熟知官場潛規則的網友說，這副嘴臉應該不那麼簡單，背後可能是有潛台詞的，小夥屬於“不懂事”。至於應該“懂”的是什麼“事”，就不用言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