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馬 兵
文學批評往往有刪繁就簡的慣性，在展開對某位作家的評析時慣於就某些聲名顯赫的作品踵事增華，而失察另外一部分沒那麼有影響卻一直潛滋暗長並對作家未來走向發生意義的作品。作為新世紀山東文壇新生代力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劉玉棟似已被牢牢錨定在鄉土道德守望者的位置上， 固化為齊魯大地道德理想主義龐大文脈中的又一明證。這一來是因為他鄉土題材的小說委實出色，《我們分到了土地》、《給馬蘭姑姑押車》、《葬馬頭》、《火色馬》等名篇更是連獲殊榮；二來他對故鄉齊周霧小村的詩性書寫，確能接續到蕭紅的呼蘭河、師陀的果園城、林斤瀾的矮凳橋、韓少功的馬橋等先賢前輩的小鎮譜係，儼然構成新世紀鄉土寫作的新地標。但熟悉劉玉棟創作的讀者都知道， 鄉土隻是他文學世界的二分之一，他還有另外二分之一的城市題材小說，而且這些作品在風格上迥異於他溫婉體恤的鄉情挽歌，從主題、敘事到結構、修辭，無不閃爍著鮮亮的先鋒光澤，它們咄咄逼人的異質性的鋒芒，對於劉玉棟本人乃至新世紀的山東文學，都起著重要的揭蔽效用―我一直認為，要真正理解他的鄉土世界，必須先從他的城市題材小說說起。這本《浮萍時代》的及時出版，其意義當也在此。
與小說集同題的《浮萍時代》標明寫於1993年4月，是集子中寫作時間最早的一篇。今天看來，這篇近20年前的作品，對城市人際關係疏離性的影射依然不失精準。一個叫鬼子的朋友的突然死亡給活著的人提供了檢視人生過往的機會，可無論是在父母、朋友、老情人還是那個迷一樣的叫紅羊的女人那裏，一種實在確鑿的情感支撐始終閥如，“一切是多麼沒有意義”！西美爾在他的哲學隨筆集《橋與門》 中曾談到，害怕被觸及，害怕被卷入的距離心態最能表征現代城市人生活的感覺狀態，距離成了現代社會個體存在的樣式。而當商業邏輯把人從傳統情感關係中抽離出來，漂浮性的感受於焉而起，於是“心理性的浮遊不定的孤獨個體感覺，如今被視為確定牢固的生活”，這樣的個體生命感覺必然趨向於冷感與鈍化。一如小說裏“我”對友人之死的意義尋繹，終要落入情如“浮萍” 的感P胃。事實上，整個90年代，劉玉棟城市題材的書寫都滲透著類似的意緒，他筆下的人物對他人和外在世界總有頑固而恒久的疏離，他們無力抗拒城市的異化而變得木然徒勞，他們在與本真狀態的分離中孤獨地生活或者死亡，甚至麵對自己時他們也充滿陌生。且看這一係列的小說題目：《後來》、《向北》、《越跑越快》、《傍晚》、《白色》、《淹沒》、《堆砌》、《午後》……這些盡可能祛除了感情色彩的中性詞彙透射出一種無動於衷的冷漠，而在這背後是作者對脆弱的城市情感生態的不信與失望。較有代表性的是《後來》和《向北》。
《後來》裏的郭明前妻帶著兒子跟了一個玩具商，他與新認識的女友唐棣不溫不火地談著戀愛。他決定帶唐棣回故鄉去探視自己生病的母親，瀕臨下崗的唐棣借乘火車的機會推銷飾品並因為疲累而睡倒在別人的肩頭， 目睹這一幕的郭明選擇自己下車離去。小說沒有過多描寫郭明心理的糾結，卻讓他在一瞥中觸動深埋在心的暗疾：妻兒為了更體麵的生活離他而去，而現在的唐棣也為了生活的體麵疲於應對， 雖然他們沒有正式結合，可輪回的跡象已曆曆可見。小說第一句寫到：“後來，郭明就認識了唐棣。”不過“後來”的故事沒有救度郭明，反讓他嚐到了又一層的跌落。“後來”之後還有“後來”，但對郭明來說重複的卻依舊是昨日的故事。就題材而言，《向北》寫的似乎是與《後來》相反的事件，小說寫一對戀人準備去婚姻登記處登記；就傳遞出的人生況味而言，這個結婚的故事卻比離婚的故事更顯寒涼。“我”和劉萍在一個春天的周一早早出門去婚姻登記處，可到了地方卻發現登記處搬到別處，有人告訴我們向北走，我們一路往北沒有找到登記處，卻發現前麵是一漆漂浮著白色泡沫的汙水溝和一片開闊的拆遷地。小說有意把一對新人的瑣言碎行和沿途所至作巨細無遺的記敘，隱喻性地暗示期待與現實的落差。這場被延宕下的登記之旅昭示出作者存在主義式的命意， 與其說是登記的目的地不明，毋寧說婚姻羅盤的指北針就是混亂的，它指向的不是詩意和甜蜜，而是迷惘與荒唐。在劉玉棟看來，城市除了會銷蝕掉人們正常的情感認知外，還處處隱伏著種種不安穩的元素，在它們的凱靚之下，人們很難獲取心靈的安適。在小說《蛇》 中，他把這種不安穩借由虛擬的蛇的意向傳遞出來。一個因為高齡小產的女人落下了憂鬱症的病根，丈夫為了撫慰她的情緒帶她去海邊療養院。一切都顯得那麼美好，但是一個客人提醒說海邊的山上有蛇，反倒加重女人神經兮兮的症狀。一直到故事結尾，也沒有一條真正的蛇出現，但其引發的話題和觸發的驚驚卻成了罩在人物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閱讀這些小說，總讓人不由得記起加繆的名言：“生存，就是使荒誕存活。” 與之相匹配的是敘述者那種不無倦怠與惘惑的態度，也仿如加繆筆下那個對一切都置身事外的“局外人”默爾索，在格格不入的城市裏遭遇一堵堵“荒誕的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