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潮再起
曆史注定了把許多的輝煌留在1997年：香港回歸、黃河小浪底大壩合龍、長江三峽截流……
曆史注定了把一次道路的選擇與思想的解放留在1998年：我們是前進還是倒退？
曆史也注定了把改革攻堅的任務留在1999年：五項改革全麵啟動，國企扭虧進入關鍵時刻……
世紀末，中國人麵臨著一場艱巨的挑戰！
美國的《時代》周刊曾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國的新總理朱鎔基像一隻飛向太陽的大鳥，但翅膀被烤焦了。
在美國人看來，太陽意味著光明，值得追求，但太陽的熱度足以烤焦朝向它飛來的任何追求者。
1998年11月16日，199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勒教授來華時和朱鎔基進行了長談，共同探討了亞洲和世界的經濟走向。朱鎔基不無自豪地請米勒教授轉告《時代周刊》：“我的翅膀還在。”
是的，總理的翅膀還在，中國的翅膀也還在！
人們不會忘記，進入90年代中後期，正是中國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時刻，中國陷入了市場疲軟、商品積壓、效益滑坡、企業虧損、工人下崗的困境。一些人不是幫助把中國的改革列車向前推一把，而是品頭評足，或者“反思”，或者“探討”，或者“分析”，認為中國改革的列車偏離了方向，正在向私有製靠攏。為此，有的認為，市場經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在不觸動所有製前提下的縫縫補補，小打小鬧；有的則提出，“階級鬥爭有可能重新上升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目前必須反和平演變……
中國的改革又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是進是退，是左是右，困擾著12多億中國人。進，我們困難重重；退，則中國20年的改革努力付之東流。
但是，退是沒有出路的，我們惟一的選擇是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衝破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用朱鎔基的話說，就是“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沒有這樣大的決心，我們的改革就無法向縱深挺進；沒有這樣大的決心，我們的經濟就難以擺脫困境！
1997年9月12日，舉世矚目的中共十五大召開。此次大會針對姓“公”姓“私”的“反思”，首次把“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作為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問題提出來。與1992年鄧小平同誌帶領我們衝破姓“社”姓“資”的禁區而走上市場經濟道路有異曲同工之妙，十五大帶領中國人民終於衝出了姓“公”姓“私”的怪圈，而開始了一場影響更深、範圍更廣、力度更大的改革。
以1998年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為標誌，中國的新一輪改革啟動了。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作為新任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推出了“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施政綱領。從此，中國的各項改革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由國務院帶頭，多少年來一直不敢正麵接觸的政府機構改革全麵鋪開了；
金融改革向縱深進軍，人民幣堅挺如故。中央人民銀行撤銷省級分行，成立跨行政區的9大直屬分行，以擺脫地方行政幹預；
糧食流通體製改革成為1998年的重頭戲，朱鎔基親自過問，在一年的時間裏，連續召開了4次全國性的專題會議，出台了兩個條例法規，並由國務院發布了十餘個相關文件；
實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製度宣告結束；
牽涉2.3億人的公費醫療製度將進行重大改革……
在20世紀即將降下帷幕，21世紀即將來臨之際，中國，不失時機地掀起了新一輪改革大潮！
春播秋收，我們的改革已初顯生機，初見成效。
1999年3月5日上午，朱鎔基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屢屢被與會代表們的掌聲打斷。據《光明日報》社的記者統計，在1小時40分鍾的報告中，大會堂內掌聲先後響起18次之多。
掌聲在朱總理闡述1998年經濟發展成就、宣布1998年經濟發展目標基本實現時響起；在宣布國內生產總值實現7.8％來之不易時響起；在宣布中國頂住了亞洲金融危機、保持了人民幣不貶值時響起；在宣布偉大的抗洪精神成為激勵全國人民奮進的強大動力時響起……
這是中國在遭遇特大洪澇災害後取得的輝煌成績，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蔓延到了全球導致全世界經濟動蕩的情況下取得的成功，中國人鼓掌，全世界也無不注目。摩根士丹利添惠總經濟師認為，中國成功處理了3大挑戰：能否保持幣值穩定、能否保持改革速度、能否保持經濟增長。令人振奮的是，人民幣沒有貶值、改革步伐沒有放慢、經濟增長達到了預期的目標。英國<金融時報>載文說：在亞洲其他國家迅速倒退的時候，中國的進步尤其驚人。中國沒有被亞洲危機拖倒，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也不會被危機拖倒。中國取得的成就應當得到讚揚。
中國新一輪的改革大潮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洶湧向前！
一、第三次思想解放
鄧公給市場經濟定“姓”
“政治”打個噴嚏，“經濟”也要患感冒，這是中國獨有的“國情”。
1978年，粉碎“四人幫”兩年後的中國，“左”的陰霾卻沒有隨之散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束縛下，我們還在以抓階級鬥爭為綱，還在反修正主義，還在堅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經濟上則又來了一次“洋躍進”：要搞十來個大慶，拿下二十幾個鞍鋼，要求到本世紀末許多省的工業要趕上和超過歐洲的發達國家……
其結果不言而喻。據學者研究，1978年的農業生產率居然隻有1952年的77.6％。“兩個凡是”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阻礙。
1978年6月12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隆重推出，立刻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真理標準討論，終於推翻了兩個“凡是”，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切用實踐來檢驗，一切以事實來證明，這本來屬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精髓，是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靈魂，但在極左的思潮統治下，中國人卻一直隻能惟上，惟書。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成為中國的一個轉折點。這次大會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這一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為武器，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終於結束了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
但是，我們沒有料到，就在許多人盡情地享受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有人卻又撿起了“凡是派”的舊理論，改頭換麵，弄出一個新“凡事派”。其理論核心，便是“凡事都要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
這實際上是舊“凡是派”的翻版，都是否定實事求是的原則。但它卻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它像一副鐐銬，緊緊鎖住了人們的手腳，它像一個怪圈，使人們畫地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走錯了路，生怕弄錯了姓氏，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而其矛頭直指剛剛萌芽的市場經濟。你多引進一點外資，他就說“多一個外資企業，就多一份資本主義，威脅我們國家的性質”；你劃塊地方承包給外商去開發，他就說你“出賣主權，喪權辱國”；你多發展一點鄉鎮企業，他就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會腐蝕我們的黨”；你多發展一點個體私營企業，他就說“你會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製，他就說“這是削弱黨的領導”；你說要搞市場經濟，他就說“你這是搞資本主義全麵複辟”……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認為是資本主義，沒有幹過的事情就懷疑是資本主義，我們天天被這些人搞得提心吊膽，今天說你是資本主義，明天說他是資本主義，隻有躺在家裏什麼事不幹就不是資本主義。而他們還振振有詞：“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排斥下，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
“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
“改革要不要問姓‘社’姓‘資’，就是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通俗表達。”
“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
“在當代社會主義國家中，把‘改革’當做‘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實，不隻是一種思潮或理論主張，而是一種實際行動，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中國的改革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許多人徘徊觀望，許多地方裹足不前。此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坐不住了。1992年元旦剛過，他乘坐南下的專列，開始了有曆史意義的南方視察。經過11天的考察，他終於發現了問題的症結。改革遇到阻力，關鍵是我們還沒有最終放棄實踐證明已不適合中國發展的計劃經濟體製。直到現在，許多人把計劃經濟就當做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當做是資本主義。
這位世界著名的改革家和實幹家，從時代的高度，從客觀的曆史規律出發，一語中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肯定地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有的人認為，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常識都沒有。……‘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製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
他對珠海市的負責人說：“你們這裏就是姓‘社’嘛，你們這裏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阻擋我們的視線、蒙蔽我們眼睛的窗戶紙捅破了，一股清風吹向中華：我們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並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怕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中國的出路在市場經濟。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宣布“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一決定宣告姓“社”姓“資”問題的結束。
但是，以為從此以後，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會一帆風順，那是對中國國情的幼稚想法。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就存在著一股特殊的勢力，隻要你想搞一點什麼改革，尤其這項改革又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上沒有的，他們便會出來品頭評足一番，搞得你惶惶然，悚悚然，不知所措。十四大之後，就在我們準備全副身心地搞市場經濟建設時，又一場不該發生的爭論發生了。
老問題成了新障礙
姓“社”姓“資”才擺平，姓“公”姓“私”又攔路了！
對於姓“公”姓“私”的問題，大部分中國人不會不熟悉。在那搞早請示晚彙報的年代，我們曾將“鬥私批修”編成歌曲唱得震天響，“狠鬥私字一閃念”成為思想彙報的一個重要內容。粉碎“四人幫”後，我們才知道，那不過是“四人幫”對我們的愚弄。
誰也沒有想到，進入90年代，這個老問題竟然又跳了出來，攔在了改革的麵前，攔在了市場經濟大潮的麵前。
早在1991年，國家教委提出的一份報告裏，就反映說，高等學校的一些經濟理論工作者對經濟領域中的問題極有看法：“一些地方和單位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正在向著私有化的方向邁步。這些現象嚴重損害了公有製經濟，如果聽任這種發端於個別沿海地區的現象蔓延，必將危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一些原來主張私有化的人，越來越明顯地把股份製作為實現這一主張的掩飾和途徑……”
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及十五大召開後，這種議論沉寂了一段時間。但不久，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些過熱現象，這個與姓“社”姓“資”一脈相承的姓“公”姓“私”問題又以“反思”為名再度提出來，從1994年開始漸成氣候，1996年年底、1997年年初達到高峰。其要點則是：私營經濟是否動搖了社會主義？“抓大放小”是不是私有化的步驟？廠長負責製是否削弱了黨的領導？家庭聯產承包製是不是“單產風”？“引進外資是不是扼殺了民族工業？”
《人民日報》的兩位主任編輯馬立誠和淩誌軍所著的《交鋒》一書中，詳細披露了曾經在京城鬧得沸沸揚揚的四篇“萬言書”的出籠經過。
1995年春天，第一篇“萬言書”在北京私下裏傳遞。
此“萬言書”的題目是<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幹因素>。文章的主旨是：改革開放正在中國造就一個新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且正在同共產黨內部的“壞蛋”沆瀣一氣，對國家的安全產生著嚴重的威脅。
該文的依據，一是所有製結構變動。根據我國生產力的現有狀況，黨中央決定恢複私有製經濟成分，使其對社會主義公有製起到有益的補充作用。執行這一決策以來，我國的所有製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所占比重由76％降為49.3％，集體(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體名義的私有經濟)由23.5％升為38.2％，私營、個體、三資企業由0. 5％升為13. 5％。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有由51.4％降為41. 3％，集體由44.6％降為27.9％，私營、個體、三資由0.7％升為30.8％。目前，通過租賃、出售、兼並、股份合作製等形式，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仍在進一步下降。預計，到2000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將降為占1/4，集體將占1/2，私營、個體、三資將升為1/4。作者認為私有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一定的度，就會對我國社會主義基礎的性質產生嚴重的影響。
二是階級關係的變化。文章說：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它至少已經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隨著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民間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人數和經濟實力目前還在進一步擴大，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萌芽也已經開始出現。……資產階級若要變經濟上的補充地位為主體地位，變政治上的從屬地位為領導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獨占國家政權……一旦條件成熟，就會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支持與配合下將整個共產黨“連鍋端”。
與此差不多的時候，又一篇也是洋洋萬言的“盛世危言”出籠了。該文從分析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入手，認為“我國的經濟結構、社會意識已經發生了一定變化，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各種因素增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在我國遠未解決”。為此該文提出：“階級鬥爭有可能重新上升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96年，第三篇“萬言書”在北京一家雜誌公開發表，標題是《關於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地位的若幹理論和政策問題》，正文則直指主題：“當今中國，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對立，焦點就在於堅持還是否定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文章不無“憂慮”地說：“近年來，在我們的不少書報刊物上頻繁地出現私有製優於公有製這樣的宣傳。對這些宣傳絕不可輕視，因為它從思想深處動搖著人們對公有製和社會主義的信念。”文章甚至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罪魁禍首便是改革：“每逢改革開放加快時，非公有製經濟就加速發展，必然衝破國有經濟所占份額。”言下之意，要是不搞改革多好，我們就不用擔心會不會私有化了。
對此，我們不禁聯想起“四人幫”的一句“名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1997年，在鄧小平去世的前後，一份《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的第四篇萬言書出來了。這份萬言書開列了一個很長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名單，其中有經濟學家、作家、法學家、理論家。列入“批判”對象的還有幾十家報刊：<讀書>、<東方》、《中華讀書報》是基本上被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把持；《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北京電視台經常讓“自由化分子”露麵；一長串理論刊物更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陣地。此文在海外全文刊登，以後又“出口轉內銷”，在國內廣泛流傳。姓“公”姓“私”的問題，上升成了關係“中國前途命運”的問題。一時間，中國的上空彌漫著一股濃烈的否定改革、否定市場經濟的硝煙味。
山雨欲來風滿樓
如果認為這隻是一些人在一些理論刊物上“說說”而已，無妨大局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人對政治的敏銳或者說是敏感，是許多民族都無法比擬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毛澤東振臂一呼，就有幾億人卷入一場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去。
1978年，因為有“兩個凡是”，我們竟不敢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1992年，因為有姓“社”姓“資”的束縛，我們竟不敢承認市場經濟。
而現在，因為有姓“公”姓“私”的枷鎖，我們無法進行所有製的完善與改革。
經濟方麵的種種問題，幾乎全都同所有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但是，在迄今為止的改革中，所有製還是一個禁區，相當多的人回避觸及所有製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曉亮批評說：“明明是所有製關係的調整和改革，卻不說所有製改革。”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改革後，土地之外的其他生產資料已經屬於農戶所有，甚至土地也可以轉包了，這已經是所有製的多樣化以及公有製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其成功舉世公認，但我們卻不敢說是所有製關係的變化。為什麼？我們怕背上“私有化”的罪名。
隨著一聲聲姓“公”姓“私”的質問，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惶惑了：個體私營是私有化，引進外資是私有化，股份製是私有化，特區是私有化……這不是要將市場經濟扼死在搖籃裏嗎？
北京一些私營企業老板準備轉移財產，移師海外；
杭州一個食品城在招商活動中，公然宣布“個體食品商販謝絕入場”；
溫州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複辟的典型”……
中共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遭到一些人的“口誅筆伐”：<厲有為意欲何為？>的文章公開發表……
不過，就在這姓“公”姓“私”問題擾得人無所適從、不知所措的時候，一些理論界和新聞界以及政界的人士也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旗幟鮮明地對姓“公”姓“私”問題進行反駁與還擊。
《經濟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國經濟改革不容逆轉》一針見血：“有個別人對我國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提出質疑……從一些同誌的論證來看，問題的症結歸根到底還是在於如何看待所有製狀況和分配狀況，有人之所以斷定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歧途，資本主義複辟已是現實的危險，主要的根據就在這裏。”
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麵對許多人對他的公開批評甚至“批判”，他幹脆不遮不掩地表示自己的觀點：股份製經濟不是私有化；私有經濟的發展不是私有化；國有資產的產權經過市場流通和交易，有買有賣不是私有化。
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則把目光投向了帶領他們走過了一個又一個險灘、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的中國共產黨，投向了共和國的領袖。
江澤民妙語論“公私”
就在姓“公”姓“私”問題鬧得全國沸沸揚揚，大有將市場經濟置於死地之勢的時候，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領袖們並沒有因此惶然。他們信奉實事求是的原則，信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麵對這一極左思潮，他們既不輕易否定，也不因此止步，而是從實踐中去找答案。據有心人統計，從1995年至1997年9月十五大召開之際，江澤民在中國國內考察41次，李鵬40次，朱鎔基37次。1996年5月3日和4日，江澤民又連續兩天召見了7個省市的領導和企業界代表，就所有製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問題進行調查與討論。最後形成一致意見：“隻有堅持‘三個有利於’的標準，改革才有正確的方向，才能不斷深化。”“要鼓勵探索，允許試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去試，大膽去闖。”“回避問題，退縮不前，隻能無所作為。”
國內外許多人都敏銳地感覺到，中央即將對姓“公”姓“私”問題作一個決斷了。
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他準備了幾個月的講話。這便是後來被國內外稱為與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五二九”講話。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解決了姓“社”姓“資”的問題，為後來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了理論準備，同樣，江澤民的“五二九”講話，則解決了已嚴重阻礙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姓“公”姓“私”問題，為三個多月後的十五大作了輿論與理論準備。江澤民在講話中，直截了當地對公有製問題作了係統深刻的論述：“完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製結構，具有重大意義。要堅持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以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製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
江澤民的講話，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姓“公”姓“私”的問題，而且再一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判斷一個問題的對錯，有一個非常科學的標準，那就是“三個有利於”，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方法，可惜在一些人的“左”視下視而不見。他們隻看書本，隻憑教條，結果給我們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混亂，一個又一個的前進障礙。
1997年9月12日，舉世矚目的中共十五大召開，江澤民總書記代表十四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首次把“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作為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問題提出來。江澤民同誌說：“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製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同時，我們“要全麵認識公有製經濟的含義。公有製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製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製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製力上”。
另外，“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股份製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不能籠統地說股份製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是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
江澤民同誌還明確地指出：“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這對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增加就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有重要作用。”
原來讓我們視為禁區的姓“公”姓“私”問題，不過是我們杯弓蛇影，自欺欺人！
我們終於衝出了姓“公”姓“私”的怪圈，終於衝破了姓“公”姓“私”的束縛！
新一輪改革大潮也隨之而起。
新的裏程碑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曆了三次思想解放，而每一次思想解放，必然伴隨著一次新的改革大潮。因此，這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思想解放，是具有轉折性質的思想解放。
1978年，我們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這是我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
1992年，我們打破姓“社”姓“資”的怪圈，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的目標。這是我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1997年，我們走出姓“公”姓“私”的誤區，確立了以所有製改革和完善為中心的進一步改革方向。無疑，這是我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馬立誠、淩誌軍先生認為三次思想解放實際上貫穿著一條反“左”的主線：第一次思想解放是衝破“個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衝破“計劃經濟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則是衝破“所有製崇拜”。
黨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對我國傳統的公有製理論作出重大修正，並將經濟改革的方向指向傳統的公有製，十五大是第一次。無論是國人還是洋人，誰都從中可以體會到其中的意義之大。
分析江總書記的報告，在所有製改革方麵，我們至少可以發現有8個方麵的突破：一是提出了“混合公有製”的新概念；二是提出公有製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當中的國有和集體成分；三是公有製的主體地位是針對全國而言的，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產業可以不同；四是把公有製和公有製的實現形式分開；五是選擇什麼樣的公有製實現形式，標準是“三個有利於”；六是股份製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七是非公有經濟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八是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對各類企業予以保護、監督和管理。
從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在所有製變革問題上，發生了超越社會發展階段，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傾錯誤，造成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束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開始執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但是，以往我們在所有製的改革上總是小心翼翼，尤其是把國有經濟等同於公有製，把公有製等同於所有製，阻礙了所有製的改革。實際上，公有製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並不意味著以國有經濟為主體，也不意味著公有製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越大越好。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都有很大的發展，但由於集體經濟和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速度明顯快於國有經濟，因而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多，但是國有經濟仍然控製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公有製經濟仍然占主體。1996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中，非公有經濟已經占到24％。從全社會企業資產的結構看，個體、私營、三資企業資產占了13％，但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本中仍占優勢。1996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為6.9萬億元，其中公有製經濟為5.2萬億元，占67％。我國國有企業在基礎產業、能源動力、基礎材料工業以及金融公用事業中占有絕對優勢，其中航空、郵電、鐵路、石油、電力、煤炭等行業中，國有企業占了90％以上。可以說，國有經濟完全控製著國民經濟的命脈。
我們從追求“一大二公”那種純粹的公有製經濟，到認識到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是一大進步；十五大提出“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則是我們在所有製問題認識上的一大突破。
二、無悔的選擇
中國人學會了念“市場經”
前不久，地處山東省萊州市東南山區的郭家店村，出了一件饒有趣味的新鮮事：父親當兒子的雇工，心甘情願；老子拿小子的傭金，理直氣壯。
郭家店村是短枝新國光蘋果的發源地，苗木銷售覆蓋全國15個省、自治區、市。幾年來，每到育苗高峰期，數以千計的外地打工者擁到這裏。看到大把票子流到他人手裏，沒有責任田的父母們閑不住了。有的幹脆對兒子明講：和打工者一樣，出勤一天10元錢。父親給兒子嫁接果苗，婆婆幫媳婦做飯，他們之間除正常贍養關係之外，兒子、兒媳還理所當然付給父母工錢。村民範有光是村裏有名的育苗大戶，他母親楊淑芳經常給他管理苗木，料理家務，去年他一次付給母親工錢4000元。已有40多年黨齡的楊淑芳大娘說：“觀念變了，我們拿工錢也感到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