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一天，十四歲女孩馬玨放學回到家裏，聽見父親書房裏有人說話。父親馬幼漁是北大國文係主任，平日裏自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馬玨隔著窗子一看，來客瘦瘦的，平頭。進去見了麵，按慣例行了個禮，父親在旁邊說：“這就是你平常說的魯迅先生。”
生在書香門第，馬玨年紀雖小，讀書不少。她平常最愛看魯迅的小說，覺得裏麵“有許多都是跟小孩說話一樣，很痛快，一點也不客氣”。之前她沒見過魯迅，想象當中，魯迅應當是個穿西服、留分頭、拿拐杖的愛漂亮的老頭兒。
可是，站在真人麵前，這些想象被徹底顛覆了。“他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而是“一個不愛收拾的人”。馬玨還注意到魯迅的帽子：“衣架上掛了一頂氈帽，灰色的，那帶子上有一絲一絲的，因為掛得高，看了不知是什麼，踮起腳來一看，原來是破得一絲一絲的。”
這些印象保留在馬鈺的習作《初次見魯迅先生》裏，並登在她就讀的孔德學校校刊上。魯迅看了此文，很欣賞。
小孩的眼睛裏，有一種不含雜質的真實。
一年過後，一個秋天的下午，雨後放晴，距北京數千裏的廈門，湛藍的海水泛著粼粼波光，一陣一陣的細浪衝上沙灘，似乎在歡迎一位剛從北國而來的遠客——一個留著平頭、身形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沿著海邊，欣喜地揀拾著美麗的貝殼。這人正是魯迅。
魯迅後來想到一句自己認為挺精妙的話，來形容這裏的廈門大學，那就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上”。
有人說他孤傲冷峻，許多場合“隻會齜著滿嘴黃牙在那裏冷笑”，但他在給愛人的信中卻饒有興致地講起了廈大流傳的笑話：“教員寄宿舍有兩所，一所住單身人者曰‘博學樓’，一所住有夫人者曰‘兼愛樓’，不知何人所名，頗可笑。”
也許在遼闊的大海邊，魯迅才會流露出一點孩子氣，才會回到《故鄉》裏閏土描繪的那種童話世界裏。
說魯迅也有孩子氣，大概不會招到太多反對；說魯迅傻，肯定會有許多人不以為然。一個對中國曆史和社會洞察深透的思想家，如何與“傻”字掛得上鉤？更何況魯迅還曾被冠以“世故老人”的頭銜呢。然而，人非聖賢，總不免有犯傻的時候。
魯迅與許廣平是同車離京南下的，一赴廈門，一往廣州，兩人相約各自奮鬥兩年之後再見。離別後的相思是一種痛苦的煎熬，聊以慰藉的則是兩地間的鴻雁往來。魯迅甚至每天都算計著何時收到廣州來信，而等待迫切，猜想過多，卻耽擱了寫信。另一頭，許廣平因幾天未見魯迅來信，便以為他感冒了並為之焦急。魯迅後來說：“回想那時，也有些傻氣，因為我到此以後，正聽見英人在廣州肇事，遂疑你所坐的船，亦將為彼等所阻，所以隻盼望來信，連寄信的事也拖延了。”
廈大的郵政代辦所設有郵筒兩個，一在所內，一在所外，夜裏寄信隻能投所外的那個。後來郵政所換了一個夥計，魯迅看他“滿臉呆氣”，有一次擔心他會忘了去開所外的郵筒，於是又另寫了一封信，第二天上午投進所內的郵筒。許廣平知道後立即下了命令，從此不準半夜投信，以免讓人擔心，並且告知：“所外”的信上午收到，“所內”的信下午收到，正和寄出的次序相同，因此“殊不必以傻氣的傻子，而疑‘代辦所裏的夥計’為‘呆氣’的呆子，其實半斤八兩相等也”。
然而，簡直傻氣十足的魯迅，有時竟狡黠如市井無賴。
對廈門的螞蟻，他曾用“可怕極了”四個字來形容——有一種小而紅的，無處不在。那些螞蟻時時覬覦他的點心和糖，即使住在四樓也是如此，他經常無奈地將一包點心和螞蟻一同拋到草地裏去。但他後來想了一條妙計，就是將糖放在碗裏，將碗放在貯水的盤中，這樣形成一道四麵圍水的防禦工事。他很為這個小智慧而自鳴得意。
在《兩地書》裏，魯迅還記述了這樣一些細節：“樓下的後麵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鐵絲攔著，我因為要看它有怎樣的攔阻力，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刺了我兩個小傷，一股上，一膝旁，不過並不深，至多不過一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點沒有什麼。恐怕這事將受訓斥；然而這是因為知道沒有危險，所以試試的。倘覺可慮，就很謹慎。這裏頗多小蛇，常見打死著，腮部大抵不膨大，大概是沒有什麼毒的。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連晚上小解也不下樓去了，就用瓷的唾壺裝著，看沒有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雖然近於無賴，然而他們的設備如此不完全，我也隻得如此。”
除了寄信，魯迅這期間還有許多事顯得傻裏傻氣，常受許廣平揶揄。比如，班上有五個女生，他起誓一般對許廣平說：“我決定目不斜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了廈門。”許廣平回信笑話他孩子氣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