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股權激勵實施效果並不明顯。徐義群、石水平（2010）用上市公司10個財務指標構成的綜合評價體係來反應企業業績，並對其進行了多元回歸。得到結論：總體上看，我國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與企業業績正相關但不顯著，且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數量與公司的企業業績不存在明顯的區間效應。
（2）股權激勵的負效應。蘇冬蔚、林大龐（2010）從盈餘管理的角度對股權激勵的公司治理效應進行了研究並發現：股權分置改革後尚未提出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其CEO股權和期權占總薪酬比率與盈餘管理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而提出或通過激勵預案的公司，其CEO股權和期權報酬與盈餘管理的負相關關係大幅減弱並不再統計顯著，盈餘管理加大了CEO行權的概率，而且CEO行權後公司業績大幅下降。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正式的股權激勵具有負麵的公司治理效應。
（3）股權激勵的正效應。何凡（2011）以2006-2010年間首次宣布實施股權激勵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建立了非平衡麵板數據，研究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的治理質量記其對股權激勵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股權激勵的實施顯著提升了公司治理質量；包含股權激勵與其他治理機製的公司治理質量與公司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三、小結
由於股權激勵在我國發展的時間還不是不長，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在肯定股權激勵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要防範股權激勵的負麵效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屬於公司自治領域，特別是對於民營性質的上市公司，監管部門的介入應保持適當的度，使上市公司具備充分的自主靈活性，以應對股權激勵實踐中發生的各種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環境的日漸成熟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自律規範運作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各界對股權激勵的認知也逐步成熟。上市公司可以積極嚐試股權激勵，通過股權激勵來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股權激勵的激勵效應，進一步推動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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