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 方 主 義”（Orientalism）這個概念目前在西方和東方的文化學術界一直是人們大談特談的一個熱門話題，但人們必須記住，這並不是東方文化本來的意義。它是在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執教的巴勒斯坦人後裔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1935~2003）出版於1978 年的一本書的題目。在這本書中，作者基於後殖民主義的解構立場，對產生於18 世紀西方的所謂“東方學”或“東方研究”中所帶有的偏見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時也對這一理論術語本身所含有的文化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性作了新的理論建構。這本書的出版引起的爭議一直持續到作者逝世之後。但不管我們今天如何強調這一概念的意識形態意義或學科意義，我們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西方人基於對東方的理論或誤解而建構或虛構出來的概念，與真正的東方並無任何關係。按照賽義德在書中的描述，“東方主義”至少包括這樣兩層含義，第一層指的是一種基於對“東方”（Orient）與“西方”（Occident）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之差異的思維方式。在這方麵，東西方在地理上分別居於地球的東西半球，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語言文化上都始終存在著許多難以彌合的巨大差異。第二層含義則指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對處於弱勢地位的東方的長期以來的主宰、重構和話語權力壓迫方式。毫無疑問，西方與東方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表現為一種純粹的影響與被影響、製約與受製約、施予與接受的關係，因此在這種不平等關係建構出來的“東方主義”顯然是不真實的。在另一個層麵上，東方主義又可以在三個領域裏重合：長達四千年之久的歐亞文化關係史；自19 世紀以來不斷培養造就東方語言文化專家的東方學學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學者所形成的關於“東方”以及“東方人”的“他者”形象；如此等等。本部分所描述的中國文化在歐洲人眼中的形象實際上也涉及了上述三個方麵。
自從賽義德的同名專著出版以來，東方主義便一直是東西方學者所主要關注的理論課題之一。誠然，賽義德早在20 世紀70年代後期就出版了這本專著，但是為什麼直到20 世紀80 年代後期東方主義這一話題才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中心呢？這其中的意識形態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其一是在那時，關於後現代主義問題的討論正在歐美文化學術界和文學理論批評界如火如荼地展開，特別是利奧塔—哈貝馬斯之爭更是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學者和批評家。而後現代主義論爭在這一時期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其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下，很少有人涉及後現代主義或後現代性在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產生的反應和出現的變體，更有一些權威性的理論家甚至斷然宣稱，“後現代主義實際上是美國的一個事件”①，因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國家，“讚同性地接受後現代主義是不可想象的”②。雖然這些學者中的大部分人後來已經改變了自己的片麵之見，但客觀上所產生的影響確實難以消除。應該承認，在那時，幾乎所有介入後現代主義論爭的學者都一致認為，後現代現象是西方社會發展到特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而言下之意，在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其社會文化土壤的不適應，後現代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陰影自然使得討論後殖民主義或東方主義問題的嚐試黯然失色。另一個原因則是東方或東方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以及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在西方殖民主義明顯地對第三世界和殖民地占主宰地位時，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就以一種落後、愚昧的他者形象出現。20 世紀60 年代曾風行過的所謂文化相對主義開始時旨在說明，相對於具有他性的（東方）文化，西方文化（主要是歐洲文化）無疑具有著明顯的優越性，因而始終處於權力和話語的中心（centre），而東方或第三世界的文化則處於邊緣地帶（periphery），這一點具體體現在東西方文化關係上就顯得不平等；而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或稱“後冷戰時期”（Post-Cold War Period），新的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已經形成，原先的一方占主導地位另一方居從屬地位的狀況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近年來東方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麵的日益強大和發展，尤其是亞洲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在經濟上的飛速發展和在政治上的日益強大使得原先的兩極對抗之關係逐漸演變為多極角逐———既爭鬥又交往的複雜局麵。這時的東方雖然仍以他者的麵目出現，但其固有的“邊緣性”和“他性”之本質特征已並非如以往那樣，而是以一種有著潛在的強大力量的他者形象出現於各種國際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講壇。東方在不少方麵雖然仍不能和西方相對抗，但也至少可以與之共處和對話，並逐步從邊緣向中心運動，進而成為西方帝國的潛在競爭對手。最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在西方世界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呼聲有增無減，也有一些西方國家開始把一向被他們視為“殖民地”的印度當作地區性的“不穩定因素”。這一切均說明，在全球化的時代，東西方的不平等狀況有了根本的改觀，東方的崛起同時也引起了一些東方人的沾沾自喜，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有些雄心勃勃的東方文化研究者竟然試圖用博大精深的東方思想和文化來統一21 世紀的世界。① 盡管東方或東方主義目前已成為人們興趣的中心，但它仍然不是它本來的形態，而是一個在西方人眼中的表現或再現（representation）或形象（image）。正如賽義德所描繪的那樣，“東方主義不僅僅隻是由文化、學術或機構被動地反映出來的一個政治主題或研究領域；它也並非隻是由一些關於東方的文本組成的結構龐大擴散的結合體；也並非隻是反映並表現了某些企圖製約‘東方’世界的‘西方’帝國主義的險惡陰謀……東方主義是———但不隻是表現了現代政治—知識文化的某個方麵，而且它本身與其說與東方有關倒不如說與‘我們’的這個世界有關”②。這就無可辯駁地揭示了東方主義的虛幻的本質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