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
我們已經談到了德國怎樣由於廣泛的商業活動，在次序上僅後於意大利，而遠在其他歐洲國家之前，就繁盛了起來，我們現在必須先把它最早期的工業環境及其發展情況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後接著敘述它的工業曆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獵用的。那時的農業還處於原始狀態，極為簡陋，這項工作是丟給奴隸和婦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務是戰爭與打獵；這就是德國貴族身分的發端。
在整個中世紀時代，德國貴族所堅守的就是這種製度，壓製衣夫，反對工業；至於他們既處於領主地位，這兩項事業的發展必然能使他們獲得利益這一點，他們卻茫無所知。
的確，德國貴族對於行獵活動這種相沿已久的傳統的愛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們久已在犁頭上、織機上發了財，但是對於那個祖傳的工作還是念念不忘，在議院中還夢想保留狩獵事業與狩獵規則，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好象同一塊土地在同一時間，可以用於園藝、植林及科學耕作，也可以供作野豬與鹿兔的馳逐之場。
德國的城市與寺院對於鄰近地區在文化上的影響很大，這一點雖未可忽視，但它的耕作事業則長期停滯在未開化狀態。
這時在古羅馬屬地，在塵世與宗教首腦人物駐在地區，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屬於他們勢力範圍、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漁業集中、水陸交通便利的所在，興起了許多城市。這些城市在多數情況下，隻是由於對當地需要的供應以及國外運輸業務的經營而獲得發展的。那個時候要使國內工業獲得廣泛發展，要使它能夠支持出口貿易，隻有從大規模發展養羊與植麻事業著手。但是大規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發展農業，而從事於大規模養羊則必須具有防禦狼群與盜賊的保衛設備。當時在各個諸侯與貴族彼此之間以及對備城市不斷發生著爭鬥，在這樣情況下，安全的環境就無法實現。牧場上的牲畜總是盜劫的主要目標；而貴族們為了愛好野獵，謹慎地保留著大片的森林地帶，這樣對於野獸的為患就談不到徹底掃除。豢養的牲畜既少得可憐，生命財產的安全又沒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麵資本和自由兩個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麵則對於農業的發展全無興趣，這樣就必然使農村以及城市的發展停留在一個非常落後的狀態。
如果將這些情況作了適當考慮，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處於完全相反情況下的法蘭德斯與布拉奔能夠在那樣早的時期就實現了那樣高度的自由與繁榮。
可是雖然障礙重重，沿波羅的海與北海的德國城市，由於漁業、航運業與海外貿易的關係，終於獲得了發展；在德國南部及阿爾卑斯山麓一帶，則由於意大利、希臘及陸上運輸業的影響而有了發展；在來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則靠了從事於葡萄種植與酒類貿易而有了發展，這一帶土壤特別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紀時路政不修，陸上交通困難，加以普通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此現在還更為重要，這就使這一帶地區處於有利地位。
由於各地區發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誌各城市聯盟，如漢撒、來因、斯瓦比亞、荷蘭、瑞士等聯盟，各有不同的特點。
這些聯盟組織由於普通貫串著一種少壯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強盛了一個時期，但它們所普遍缺乏的是內部的安全保障，是團結一致的原則和力量。由於貴族所有地的存在，由於鄉村間存在著的農奴製，這些城市是互相分離的，它們的聯盟遲早會垮台的，因為這時農業人口逐漸增加，境況也比較富裕（通過當地統治者的勢力，他們彼此之間原來存在著團結的關係）。這些城市如果在農業發展上企圖有所迎展，則首先必須設法與農業階級或貴族階級相結合，使之成為聯盟組織中的成員，否則將自取滅亡。但是它們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卻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覺才能與知識。它們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們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這些聯盟組織中隻有兩個，瑞士聯邦與七省聯盟，的確實現了這種結合，這也並不是由於深謀遠慮的結果，而是由於形勢上的迫不得已，當時環境也有利於這樣的措施，由於這個原因，這些聯盟就得繼續存在。瑞士聯邦不過是德意誌帝國一些城市的一個集合體，是由居於這一地帶的自由人民結合在一起而建立起來的。
其餘的德國城市聯盟都已沒落，這是由於它們藐視鄉村人民，荒謬地認為市民身分高於農民，以此自傲，看到農民處於屈從地位反而沾沾自喜，並不想從事於提高他們的水平，使城鄉獲得共同發展。
這些城市隻有靠了世襲王室的威權才能達到統一。但是在德國這種權力操於各諸侯之手，他們為了使自己的獨斷統治避免受到約束，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級位較次的貴族處於服從地位，因此他們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個世襲帝國的成立。
因此德國的國上都堅持著羅馬帝國的觀念。皇帝隻有居於軍隊首領的地位時才能算是統治者，隻有在進行戰爭時才能使那些諸侯以及城市處於他們的旗幟之下。所以在德國受到國王的保護的公民自由，在意大利就受到國王的敵視與摧殘。
但是對羅馬幾次的遠征，不但越來越削弱了德國的王權，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國範圍以內，在這個國家的中心，原來是可望建成一個統一政權的，但是霍亨斯陶棻王室傾覆以後，統一政權的核心也就隨之化為齎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來是既貧且弱的，它看到國家無法獲得鞏固，就從事於利用國民精神以降服異族，由此得以在德意誌帝國東南境建成了一個鞏固的世襲君主政體，後來勃蘭登堡的侯爵們在東北境也仿效了這個辦法。這樣就在東南和東北以對異族的統治為基礎，建成了世襲王位的獨立國，一方麵在國境的西隅成立了兩個共和國，它們與祖國越來越貌合神離，在國家內部也一直在鬧著不團結，實力日益消耗，處於分崩離析的局麵。後來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了一係列的重大變化，如火藥與印刷術的發明、羅馬法的複興、宗教改革、美洲大陸與通往印度新航線的相繼發現等等，使德國的厄運達於極度。
上文所說的這些智力上、社會與經濟上的變革，造成了德意誌帝國各組成部分之間、各諸侯之間、各城市之間、甚至各個城市的各行會之間以及各個等級的分子之間的傾軋分裂。全國的活動力這時所傾注的並不是工農商業或航運業的發展，也不是殖民地的開拓或國內製度的改善，實際對於任何實質上的改進都全不在意。人們所爭論不休的隻是在於宗教教義與教派繼承的問題。
這時漢撒同盟與威尼斯正趨於衰落，德國的大宗貿易，以及在南北各城市的權力與自由，也就跟著一蹶不振。
於是發生了三十年戰爭，各地區、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躪。荷蘭與瑞士都退出了，而國內膏腴之區則被法國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紐倫堡、奧格斯堡等，曾經在力量上超過一切選侯轄區，現在由於常備軍的存在而陷於完全無能的地位。
在變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權能夠比較地鞏固，各城市能夠比較地團結一致，如果能夠有一個完全屬於日耳曼民族的國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於國家的統一、權力和自由，那麼在德國工農商業的發展方麵將獲得如何不同的結果是不難想象的。有些政治經濟學理論硬要我們把國家的物質福利完全歸因於個人的生產，與上述的一些觀察相對照時即不難看出，這種論調實在是不切實際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即一切個人的生產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國家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的。德國采用了羅馬法，對德國來說，再沒有比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個人的法律地位與關係發生了莫可言狀的混亂，而這一點還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響。還有比這個更大的惡劣後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種階級，這些人是學者，也是法理學家，他們的精神，他們的語言，在在與民眾不同，他們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無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們否認一切人類正確知識的價值，處處對公開的事理故神其說，所倚恃的是獨斷權力，這是一種最卑鄙的仗勢行為，他們就在這樣的權力下過生活，到處所宣揚、所辯護的隻是他們的利益，自由的基礎在他們手裏受到了徹底摧殘。因此直至十八世紀初葉，德國在各方麵還是非常落後，在文學、國家行政、法律的製定與執行各方麵都還沒有能脫離未開化狀態；農業簡陋，工業與一切大規模商業都奄無生氣，國家缺乏團結一致的力量，與外國發生交涉時處處顯得軟弱無能，毫無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