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賓
托賓（JamesTobin）
獲獎年度1981年
演講日期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學曆
1939哈佛大學學士
1940哈佛大學碩士
1947哈佛大學博士
經曆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學初級研究員
1950年-1955年耶魯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7年-耶魯大學史特林經濟學教授（SterlingProfessorof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國企業準則》（TheAmericanBusinessCreed），與哈裏斯（S。E。Harris）等合著
《國家經濟政策》（NationalEconomicPolicy）
《經濟學論文集：總體經濟學》（Essaysin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後的新經濟學》（TheNewEconomicsoneDecadeOlder）
《計量經濟學論文集：消費與計量經濟學》（EssaysinEconometrics：ConsumptionandEconometrics）
長大之後的誌願是當經濟學家或教授，他想這樣的小孩大概很稀罕。他生長於一個大學城，念的是大學的附設中學，他的同窗好友大多數是大學教授或員工的子弟。他一直是成績特優的學生，拿A是家常便飯。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初他真的從未想過以學術研究為生。他原來很喜歡新聞記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職業；他從6歲開始，就自行編製報紙。他也曾想過念法律，因為他喜歡爭辯討論，而且他在十多歲時就對政治著迷。當時他應該知道大學裏有經濟學這門課，但究竟內容為何，他則一無所悉。當然，有關經濟的課題，經常會出現在中學的曆史課與公民課裏頭。因此他認為經濟學將會是日後自己在大學所選修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學科，可能是修習法律課程前先修的部分課程吧。
意外的獎學金
他無憂無慮地成長，也一直認定自己會在家鄉上大學——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冊成為新鮮人的前一個月，他獲得哈佛大學提供的柯南特獎學金（ConantPrizeFellowship）。他應該對此稍作解釋。家父好學多聞，喜歡閱讀各類書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區公立圖書館借書最多的人。他在《紐約時報》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個州每州兩名的新生獎學金。當時哈佛的校長柯南特（JamesBryantConant）希望此舉能夠擴大哈佛學生在地緣上與社會階層上的涵蓋麵。反正申請一下也不會有任何損失，他就接受家父的建議提出申請。事實上，伊利諾斯大學附設高中也並未為他通過哈佛獎學金考試而刻意作任何準備。附設中學每年畢業的學生大約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而且在他的破冰之舉後，後來又有多人獲得全國性的獎學金。
所以說，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設中學改變了他的一生。伊利諾斯大學一直都是很好的學校。但他很懷疑，假如他在該校就讀，是否會走進經濟學的世界？而哈佛，基於下列幾個原因，的確促成了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
當時，哈佛已經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經濟學研究中心，能夠與之匹敵的隻有哥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教授不管是資深還是資淺，都屬一時之選。他還是學生的時候，就遇到了兩位在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裏昂惕夫，當時已任教職，另一位是薩繆爾森，他是擔任初級研究員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課。在30年代，哈佛資深教授陣容中，熊彼特可說是諾貝爾獎的必然人選，漢森、錢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遺多讓。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躍，未來應還有獲獎機會。哈佛大學吸引了資質相當優秀的研究生，而這批傑出的學生未來繼續從事學術生涯，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他初到哈佛時，打算主修社會科學中的一科或是數學。到大一結束，他已偏向主修經濟學，但卻還沒有修過任何經濟學的課程。因為在當時，即使是經濟學原理那種入門課程，也被視為對大一學生還太過艱深。因此，在大二，即18歲那年，他才開始經濟學原理的課程，老師波拉德（SpencerPollard）是專攻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生。
初生之犢
波拉德同時也是他的導師。哈佛大學部的學生，除了修習四門課之外，也要和導師定期會麵，經常是一對一的性質。一般來說，導師是與學生住處鄰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學生。導師製並不是為學生分級，基本上係參考牛津與劍橋的在家指導學習製度（housesystem）。波拉德當時建議，他們把討論課題全心投入“這本來自英格蘭的新書”。他剛從英國回來，知道該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經引起很大的震動，因此推斷該書勢將成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書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凱恩斯撰寫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波拉德並不拘泥於學術成規，他毫不在意他當時隻不過剛修習經濟學原理。而他也實在太年輕，總認為老師無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讀這本書。所以他開始閱讀，並且一路和波拉德討論念過的章節，從初次接觸《通論》開始，他就被經濟學迷住了。
和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一樣，他之所以會被這門學科吸引，不外兩個原因。其一，經濟理論是一項迷人的知性挑戰，與數學或奕棋相似。他非常喜歡分析與邏輯論證，由小學到大學階段，代數可能是最令他眼界大開的科目。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透過經濟學的研究，顯然可以對經濟大恐慌及其為全球政治走勢所造成的可怕影響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決之道。他個人並未身受經濟大恐慌之害，但透過他的雙親，他能深入感受到當時政治與經濟麵的各項問題。家父係一位學識豐富、心思細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則是社會工作者，她的一輩子幾乎都在處理失業與貧窮的個案。
就他個人的觀察，對他們這一代經濟學者而言，第二項因素在引發學習興趣與獻身決心上影響更為重大，這是和後來的經濟學者不同之處。他們所以被這門學科所吸引，絕大部分是因為經濟問題的解答，能讓他們發揮處理數量化問題的專長。
由於有了凱恩斯，經濟學讓他充分領略兩個世界的極致。他著迷於凱恩斯理論和正統古典經濟學家的抗衡，他對普遍籠罩著的錯誤作全麵顛覆，進行鼓舞年輕人的經濟學聖戰。真理得彰之後，他們得以獲得自由，也同時可以達成充分就業。他早已是新政（NewDeal）的熱誠信徒，對蕭條、失業與貧窮極為關注。按照凱恩斯理論，羅斯福總統采取的美元貶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經濟學上都是正確的作法。
凱恩斯的震撼
懷著一腔熱誠，再加上沒有過去理論的包袱，他比哈佛的許多前輩，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觸凱恩斯的新著。凱恩斯是後來所謂“宏觀經濟學”的啟建者，當時和他共事的年輕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曾以“整體的產出理論”來形容凱恩斯的理論，這實在是相當貼切的用語。與這種理論恰好形成對比的，是針對特定市場或部門的產出與價格理論，也就是目前通稱的“微觀經濟學”。當時專攻經濟學的學生在修過經濟學原理後，最主要的理論課程內容正是這些。他喜歡這門新學問采用的方法，即把整體經濟情況以一套聯立方程式的係統加以模型化；當時他除了代數外，還修過微積分。事實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學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這樣的模型，來表達與分析凱恩斯的理論以及它與古典論的不同所在，他們說明得甚至比凱恩斯本人還清楚。
當時的哈佛已然成為凱恩斯學派進軍新世界的灘頭堡，但資深的教授大多懷有敵意，其中有複蘇計劃。哈裏斯（SeymourHarris）是個例外，他很早就轉向支持凱恩斯。他對他們這些大學部的學生有相當重要的啟發，而對他更是照顧有加。哈裏斯可以說是一位學術界的企業家。他是《經濟與統計評論》（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的編輯，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House）講壇的資深教授，他在這兩處開放篇幅與課堂，供大家盡情辯論各種經濟理論與政策。
年輕一輩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職的研究生，都對凱恩斯的著作反應熱烈。他們如此熱衷的原因，基本上和他類似，但他們在經濟學上的素養卻比他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頗受歡迎的《美國民主的經濟方案》（AnEconomicProgramforAmericanDemocracy）小冊子，以左傾的觀點來鼓吹這套嶄新的學說。
至於最重要的事情，當屬漢森前來哈佛，並擔任經濟學的立陶爾講座（Littauerchair）一職。漢森從明尼蘇達大學轉來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剛好50歲；同年，他也開始了經濟學的課程。一開始，漢森對凱恩斯理論是采取批判的態度，也曾出版對《通論》冷淡的評論。後來，他整個想法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對任何時代的學者來說，都是極不尋常的，特別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觀點還已經印成了白紙黑字。漢森成為美國鼓吹凱恩斯理論與政策的領導者，他所主持的財政政策研討課程，可以說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與應用的研究中心。在華盛頓位居要職的官員，與學校的師生齊聚一堂研討；他不禁覺得，重大的曆史似乎就是在那間課堂中寫下的。對大學部的學生來說，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漢森親自教授宏觀經濟學，不過當時還是歸屬在貨幣銀行學的科目底下。對他來說，漢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數年後，他也成為他的至交。
兩種理論間的折中
他獲獎的學士論文，就是探討他認為屬凱恩斯及其攻擊的古典經濟學者雙方的中心理論。傳統的經濟學主張，價格的變動可以發揮清理市場的效果，價格上揚可以消弭超額需求，而價格下跌則可以消弭超額供給。應用到勞力市場，則意味著工資降低可以消除失業。勞力有超額供給，不可能是長期均衡的現象。除非法律或是工會限製工資下跌，否則由於追逐工作機會，工資必然會下跌，從而為失業者恢複或創造工作機會。這是傳統經濟學核心理論的應用，也就是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的觀念。經濟體自私而短視，他們對自己能接觸到的市場訊息，會考量個人利益而作出反應。在每個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況下，卻奇妙地使整個社會蒙受最大福祉。競爭給社會帶來了這項奇跡。
凱恩斯理論卻不認為這樣的機製可以用來消姐非自願性失業（nvduntaryunemPdyment）。他並非隻認為這樣的機製時效遲緩，需要政府政策的輔助，而是根本就認為這項機製行不通。他認為整個經濟會處在一個失業均衡的狀態。傳統經濟學者認為，自由競爭市場可以對資源做有效的配置。凱恩斯卻指出：假如有工作意願也有工作能力的勞工找不到事做，就顯示出整個市場製度存在極嚴重的失靈。再怎麼說，最無效的事，莫過於讓有生產力的資源閑置。
他獲獎的論文就在找尋凱恩斯理論的缺失。這似乎頗令人驚訝。不過，他也不認為凱恩斯有必要在反對者的大本營中，堅決爭取理論上的全麵勝利。不論失業是長期失衡還是短期均衡的現象，凱恩斯務實的論點都不失其重要性。他個人發表的第一項專業著作，就是根據這篇論文改寫而成，發表在哈佛編輯出版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這項議題至今仍相當熱門，他也一直對它相當關切，他並發表過一些相關論文，包括1971年他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2年度）所發表的就任演說槁。
1939年從大學畢業之際，他早已忘記法律，而很自然地決定成為專業的經濟學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學部優秀學生的方法，也就是將獎學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他的獎學金獲得展延，順理成章地進入研究所就讀。從大學部轉到研究所的過程中，他並沒有碰到多大困難，因為早在大四時，他已選修過若幹研究所的課了。這時，他需要的是加強選修一些專業研究工具的課程，包括數理經濟學理論以及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當時的哈佛，才剛剛要開始迎頭趕上這兩種分析工具的發展腳步。
良師益友
回想起來，當初教授們幾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責任留給他們自己。他們希望他們能自學並且與同學相互切磋，他們的確是做到了。教授們把他們視為學術鑽研過程中的夥伴，而不是所謂的“徒弟”。他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著重將一大堆固定的教材傳授給學生，然後再測驗學生對於教授所傳授的知識究竟學習到何種程度。他大學畢業的論文，名義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導師錢伯霖指導，但他告訴他，他對他論文的主題一無所知，因此也就放任他自行負責。然而，在他們這一段師生關係期間，可以說是充滿了趣味。他們爭辯天主教的平均地權論（Catholicagrarianism），這是他所認為的經濟烏托邦。1946年-1947年他撰寫博士論文期間，他自己選擇的指導教授是熊彼特，他應該是一位本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甚至是社會科學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歡凱恩斯，對於他的論文主題——消費函數——也無興趣。他看了他所寫的論文，也提供了一些頗有助益的建議，整體來說幾乎沒有插手。每次他們見麵時，總是談到許多其他事情，讓他日後受用無窮。
當年他們的理論課程多為沿襲英美的傳統，也就是說，數學式的表達基本上是附屬於書麵文字以及圖形，經常屈居於注釋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馬歇爾正是凱恩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指導老師。絕大部分的市場分析，都是單一時點的“部分”均衡分析。至於將經濟體係視為一個整體，涵蓋許多商品、許多消費者與生產者、許多市場間相互影響的“一般”均衡，則並沒有受到重視。
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在歐洲大陸有較穩固的傳統，由法國——瑞士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在1970年首倡。雖然，牛津大學的埃奇沃思和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Fisher），都曾在這方麵有所論述，但他們對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小彌爾、直到馬歇爾等一脈相承的英語係經濟學主流，依然未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於英國的希克斯與亞倫以及哈佛的裏昂惕夫與薩繆爾森的大力倡導，數學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漸蔚為風潮。盡管能彼特在資本主義動態理論上的觀點和瓦爾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協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上，也相信瓦爾拉斯對經濟學奠定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