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
（W。ArthurLewis）
獲獎年度：1979年
演講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學曆：
1937年倫敦大學（UniversityofLondon）學士
1940年倫敦大學博士
經曆：
1938年一1948年倫敦大學講師
1948年－1958年曼徹斯特大學（UnversityofManchester）傑文斯政治經濟學教授（StanleyJevonsProfessorofPoliticalEconomy）
1959年一1963年西印度大學（UniversityofWestIndies）副校長
1963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經濟學麥迪遜客座教授（JamesMadisonProfessorofPoliticaleconomy）
重要著作
《經濟計劃原理》
《營運成本》（OverheadCost）
《經濟成長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
《經濟成長麵麵觀》
《國際經濟秩序之演化》
劉易斯從來不曾想過當經濟學家。家父原本希望劉易斯當律師，但他在劉易斯7歲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決定劉易斯一生出路的重要時刻，他已無從表達意見。那是1932年，劉易斯獲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獎學金，可以選擇進入任何一所英國大學就讀。劉易斯不想行醫，也不想當老師，所以劉易斯感到十分彷徨，因為在那個年代裏，隻有律師、醫生、傳教士與教師，是黑人青年能從事的工作。劉易斯一心想成為工程師，但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以及製糖業卻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師。至於家母，對劉易斯所作的任何選擇都無條件地支持。事實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劉易斯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倫敦
在翻閱倫敦大學（UniversityofLondon）的簡介時，劉易斯深深地被所謂“商學士學位”所吸引，課程內容包括會計學、統計學、商事法、企業管理、經濟學、一門外國語言以及經濟史。經濟學到底是什麼名堂？劉易斯從未聽過這個名詞，大概整個聖路易斯也沒有人知道。不過沒關係，這項學位的其他課程都非常實用，有助於劉易斯日後在民間企業或政府行政部門就職。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歲那年，動身前往倫敦，修習商學土的課程。
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修業期間，經濟學成為劉易斯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劉易斯以第一名畢業時，獲得了該校的獎學金，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翌年，劉易斯被聘為助教，為期一年，期滿後升為助理講師。過去數年來，劉易斯曾為自己的前途舉棋不定，但麵對親朋好友的質疑時，劉易斯總充滿信心地微笑。如今這些都已過去，劉易斯立誌要成為經濟學者。
當初劉易斯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對行政管理卻不陌生。從1929年離開學校到1933年赴倫敦的四年期間，劉易斯就在政府部門擔任基層辦事員。在那裏，劉易斯學到了所有文書處理的技巧——如打字、記錄、寫信及檔案管理等，對劉易斯大學時期的學業可以說是助益匪淺。劉易斯對於行政與法律架構的逐漸熟悉，也給劉易斯極大的幫助。
當然，劉易斯也賺到微薄的薪資（每個月3英鎊），可以貼補家用。家母總是竭盡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著她的努力以及慈愛，才能將五個兒子扶養成人。家父去世之際，劉易斯們五兄弟都還小（劉易斯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說是艱苦奮鬥有成的典範：一位寡婦帶著一群年幼的孩子，手頭拮據，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係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憑借的就是絕對的正直，永不動搖的勇氣，以及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在校期間，劉易斯常聽到較年長的男孩大放厥詞，說男性在各方麵均強過女性，但劉易斯總認為他們的說法太過荒唐。
跳級就讀
劉易斯之所以離開學校，是因為已修完了取得劍橋學院文憑（Cambridge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課程（相當於美國的SAT，即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測驗）。至於劉易斯有能力在14歲就修完所有課程，是因為在6歲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輟學三個月時，曾經擔任教職而那時是政府公務員的家父對劉易斯說：“別擔心，劉易斯每天都會教你一些東西，你不會跟不上的。”其實，這是家父含蓄的說詞。任何一位聰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著家庭教師學習，他在三個月所吸收的知識，應該可以抵得上學校老師在課堂上教兩年的分量。三個月後複學，劉易斯跳了兩個年級，但是學習進度仍然領先學校的課程。不過，那也是一段充滿創傷的經驗。因為在往後的學校生活中，和劉易斯一起上課的同學都比劉易斯大兩三歲，他們彎起胳膊，展現隆起的肌肉，而劉易斯卻乏善可陳。玩板球時，總是到末尾才輪到劉易斯上場。由於體格瘦小，劉易斯有嚴重的自卑感。劉易斯也理解到，在團體裏要被同事所接受，並不是隻靠學業表現而已，還必須迎合他們的價值標準。由於很早就離開學校，劉易斯變得早熟。後來劉易斯來到英格蘭，原來為同樣10歲的英國青年會比劉易斯老成，結果卻發現並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劉易斯已要成為經濟學者，連那一種經濟學者也好像早有定數——應用經濟學者。這並不是把經濟學應用到產業界或是結構性的問題上，而是在從事經濟分析時，由製度麵的背景來處理問題，因為劉易斯認為解決之道應同時兼顧製度架構與經濟分析。
至於劉易斯要專攻應用經濟學的哪一方麵，也早安排好了。畢業後劉易斯擔任的是商學係教授普蘭特（ArnoldPlant）爵土的助理講師，他也是劉易斯的指導教授。由於他的推薦，劉易斯才能獲得獎學金以及助理講師的職位（這是該學院有史以來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師的人事案，當然也引起一些反應。）基本上，他是位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但劉易斯卻不是。然而劉易斯們在經濟學認知上的歧義，卻無損於彼此的情誼。
普蘭特是專攻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他引領劉易斯走向這個領域，也建議劉易斯的博士論文選擇這方麵主題，所以劉易斯成為研究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劉易斯深愛這個研究題目，因此也就樂在其中。
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和其他年代一樣），是一個生氣蓬勃的地方。校園裏可以說是百家爭鳴，那些所謂“熱門”的學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競相開課，互相競爭，懂得門道的人總是能享受到知識的盛宴。倫敦經濟學院典型的高材生，由於汲汲於探索多種相互衝突的理論而腦筋靈活，還經常要分辨知識的真偽，所以富於懷疑精神。該校向以培養優秀的經理人與差勁的國會議員而著稱。
倫敦經濟學院並重視凱恩斯學派（Keynesianism），當時負責講授此種理論的是年輕的講師，知名的教授卻對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該校卻是發展與推廣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econmics）的先鋒，特別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Hicks）、亞倫（RoyAllen）、卡爾多（NicholasKaldor）、哈耶克（FriedrichHayek）、羅賓斯（LionelRobbins）。
以事實驗證理論
這就是劉易斯所處的研究環境。這個圈子裏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關理論的建構：把文字轉化為圖表，再將圖表轉化為方程式。劉易斯是其中少數以事實來驗證理論的人。
劉易斯在1937年獲得研究產業組織的獎學金，從此開始投入這個主題。1948年，劉易斯抵達曼徹斯特（Manchester），並出版了《營運成本》（OverheadCosts）一書，這是由劉易斯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
劉易斯對營運成本感興趣的部分，是當單位平均成本高於邊際成本時的價格結構問題。柏萊圖法則（Partorule）認為價格應該等於邊際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況中引用此一法則，恐怕廠商就要關門大吉了。實際上，這種狀況一如今天的航空業，在破產與獨占之間擺蕩。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於強製施行邊際定價，並補貼廠商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的差額。從整體產業政策的觀點來看，這似乎不切實際，而且劉易斯們也無法認同其正當性，因為許多納稅人將會被迫為自己從未享用的服務付費。假如劉易斯們從使用者付費的觀點來看，那麼問題將縮小到如何將固定成本分攤到使用者這個課題上。就這項問題，劉易斯是從鐵路“對交通載運者收費”的原則出發，並結合羅賓遜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別取價理論（newpricediscriminationtheory）。
營運成本另外一個層麵是時間的麵向。需求經常是不穩定而有波動，假如產出的成品無法儲存，勢必會定期或不定期地發生生產能力閑置。如何分攤這方麵的成本呢？劉易斯認為處理這個問題的正確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資視為生產者所分擔不同時間內不同產出的聯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負擔，而且這些支出的總和不能超過總成本。
因此，劉易斯論文的重點，是要探討在營運成本的不同計算方式下，產業的價格係統如何，而不是著眼於單純的單位產出成本。這些價格係統包括：複式定價、不同時段的差別定價、數量折扣、權利金折讓以及相關的製度問題，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購等，而有關定價的法律史也是劉易斯的興趣所在。由於往後的二十年，英國廣泛地實行價格管製措施，因此劉易斯的著作也就有了現成的讀者。
混合型經濟的管理
這項有關產業結構的分析，成為劉易斯閑暇時著作的背景資料，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名為《經濟計劃原理》（ThePrinciplesofEconomic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滿一百周年的費邊社（FabianSociety），可以說是英國工黨（LabourParty）的智囊團。事實上，費邊社成立在工黨之前，並獨立於工黨之外。1947年，劉易斯曾參加費邊社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並宣讀了一篇論文，主題是避免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以及必須采取的措施，結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擊。劉易斯對於他們情緒化的表現感到驚訝，於是向大會秘書長說：“你們真的需要委托專人對管理混合型經濟（mixedeconomy）的問題和潛在風險進行研究。”他說：“為什麼你不來做呢？”劉易斯想了一下，隨即答應了他的提議。
費邊社出版的研究小冊，一般大約在二三十頁之間，但是劉易斯的這份報告卻超過了一百頁。並不是劉易斯喜歡長篇大論，實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經濟這個課題，的確需要這樣的篇幅。這本書並不是開山之作，但剛好趕上議題廣受討論的時機，因此雖然探討隻能限於1948年英國存在的問題，後來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泛發行。書中對避免通貨膨脹所開的處方，是屬於凱恩斯學派的觀點，也就是維持貨幣所得的年增率不超過3％。最近為了這次演講，劉易斯又重新創覽了這本著作，有一點引起劉易斯注意的是：混合型經濟的施行，經常是為了順應民眾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後總會迎麵撞上國際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轍（如1936與1981年的法國、1945年的英國以及1976年的牙買加）。針對一個新掌權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府，其所實行的混合型經濟將會遭遇哪些問題，實在有人該寫本手冊——一陳述，書名或許可以用類似“最初的兩年”這樣的標題。當然，這有待其他的作者來執筆了。
再回到劉易斯的學術發展曆程。根據劉易斯的猜想，此一係列講座的主辦單位。是希望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處的環境發生關聯。然而，劉易斯個人的情況並不是這方麵的典範。一開始劉易斯就說過，其實劉易斯最初想當工程師，但卻陰差陽錯地成為經濟學家；劉易斯去大學任教，是因為並沒有其他工作可供選擇；而成為應用經濟學者，則是因為那是劉易斯指導教授研究的主題。之後劉易斯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著這樣的軌跡。劉易斯並不是在抱怨，因為比起別人，命運之神已經給劉易斯太多的眷顧。在此，劉易斯隻是很忠實地陳述實際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