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利亞尼
莫迪利亞尼（FrancoModigliani）
獲獎年度1985年
演講日期1987年3月24日
出生日期
1918年6月18日
學曆
1939年羅馬大學（UniversityofRome）（法律）學士
1944年新社會研究學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社會科學）碩士
經曆
1942年-1944年巴德學院（BardCollege）講師
1943年-1944年1946年-1948年新社會研究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
1949年-1950年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經濟學副教授
1950年-1952年伊利諾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2年-1960年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InstituteofTechnology）經濟學與產業管理教授
1960年-1962年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2年-1970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與財務教授
1970年-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國民所得與國際貿易》（NationalIncomeandInternationalTrade），與內舍（H．Neisser）合作
《生產、存貨與勞動力之規劃》（PlanningProduction，InventoriesandWorkForces），與他人合作
《通貨膨脹環境中穩定住宅新抵押設計》（NewMortgageDesignsforStableHousingInInflationaryEnvironment），與萊沙德（D．Lessard）合作
《莫迪利亞尼論文遠》（CollectedPapersofFrancoModigliani）
演講稿：
準備這篇演講的過程，帶給我頗多樂趣。借著回顧以往，我重新回憶起一些早已忘卻的陳年往事，也發現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關聯之處。當我看到指定的題目：“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時，真有點嚇了一跳。既然談的是個人的“演化”（evolution），就好像必須由低等狀態開始，然後交待如何進展到更高的層次。這讓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經濟學是一門古老的職業。事實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我知道這樣的說法會遭到其他人的非議，不過有一個關於工程師、經濟學家及外科醫師之間爭論的故事，我認為相當有道理。那三個人各自宣稱自己的職業曆史最悠久，外科醫師首先開腔：“還記得，創世紀之初，上帝取下亞當的一條肋骨，創造了夏娃嗎？你認為誰有本事作這樣的事情？當然是外科醫師。”工程師一聽，馬上毫無懼色地跳出來說道：“等一下。你應該知道，上帝在創造亞當與夏娃之前，先創造了世界。他把陸地和海洋分開。除了工程師之外，你認為誰還有這樣的能耐？”這時候，經濟學家抗議說：“等一下！在上帝創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樣的景象？一片混沌。你們認為，這是由誰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諸位報告的就是我個人對混沌所作的貢獻。我要特別強調，在我——敘述個人生涯的故事時，希望你們能夠思考一個有關諾貝爾獎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獎有多少是實至名歸，又有多少是運氣？在我獲獎之後，許多人寫信問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條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幾小時？我總是這樣回答他們：你需要許多著作，也必須工作很長的時間，但最重要的是，想辦法找到更多的運氣。我自己這一生就極受幸運之神的眷顧。其中頭一樁幸運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許就是娶瑟琳娜（Serena）為妻。當年我還是一位年輕毛躁的小夥子，很難想像未來能夠搞出什麼名堂，不過幸運的是，她陪我一路走過了這段人生歲月。我相信，她想證明自己嫁給這個毛頭小子是項有利的投資，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覺在這項投資上大獲成功。
在意大利的歲月
現在，讓我來談談個人成長的曆程。我在互918年出生於意大利的羅馬，年輕的歲月就在法西斯主義高唱入雲的情形下度過。家父是羅馬著名的小兒科醫師，家母則是獻身於社會工作的義工，我還有一位兄長。在家人充滿關愛的保護下，我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時光。不過大家都認為我相當固執，除了這點之外，我的早年生活並無特別之處。在上高中之前，我隻是一位成績中等的學生，但我有幸進入全意大利最優秀的高中就讀，這所位於羅馬的高中曾經產生了許多位教宗、樞機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職人員．我並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但他們偉大的心靈的確彌漫在校園中。我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試著跳級，直接進人大學，沒想到還真的成功了，於是我就在17歲那年開始了大學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學製提早了兩年。
不過，我當時對於自己未來要作些什麼尚無主見。由於家父是醫師，所以大家認為我該研讀醫學。家父在我年幼時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紹箕裘。但在走向注冊窗口要簽下醫科的申請表格時，我閉上雙眼，想到的盡是鮮血！一想到血，我就臉色慘白，因此我當下決定，最好還是和醫科高得遠一點。那麼要作什麼好呢？我個人對其他學科也沒有特殊的興趣，於是就采用了當時最時髦的作法：進入法學院就讀，那時法學院的出路相當多．法律方麵的課程，對我來說非常簡單，我可以自行運用的時間相當多，除了準備考試需要稍微抱佛腳之外，並沒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課堂的講授並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課。為了打發時間，我在不經意間開始涉入一些經濟方麵的活動。由於略通德文，一家同業公會於是要我把一些文章從德文翻為意大利文，我由此開始接觸到一些德文的經濟問題文獻。在我翻譯的文章中，有許多是關於價格管製的問題。
當時，意大利有一項專為大學生參與的論文競賽，按主題分為工程、音樂、文學以及經濟學等。那年經濟組的主題是價格管製，這項措施因為意大利加入埃塞俄比亞戰爭（EthiopianWar－1935年）而實施了一段期間。由於至少已經翻譯過二十篇有關價格管製的德國文獻，我自認為是這方麵的專家，於是決定參加這項論文競賽，不過倒沒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獲得頭獎。評審委員會告訴我，顯然我在經濟學方麵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這方麵發展呢？從那時起，我開始認真思考未來要成為經濟學者。大約是1936年，經濟學係隸屬於法學院，課程內容對現代經濟學幾乎完全沒有著墨。不過，在當時意大利一些傑出經濟學者的建議下，我開始研讀經濟學的文獻。我研究馬爾薩斯以及其他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但對凱恩斯則還沒有任何的接觸。雖然凱恩斯的《通論》已經問世，但我無法找到意大利文的翻譯本，甚至連英文版也付諸閾如。
不敢恭維的法國大學
就在我開始攻讀經濟學的一年後，因為政治情勢急劇惡化，我離開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在盟友納粹的壓力下，通過了一係列歧視猶太人的法律，讓我無法繼續學術研究生涯。當時，我未來的嶽父卡拉比（GiulioCalabi）在法西斯政權下備嚐苦頭，因此決定即刻離開意大利，前往法國。他在那裏有許多人緣，特別是和一家名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來密切。我非常高興接受他的邀約，與他們一家人同赴法國。我試著在法國繼續經濟學方麵的研修，但也不太順利，因為法國大學的水準甚至還比不上意大利。固然法國大學課堂上的學生人數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諱，他們來上課的唯一目的，隻是在製造各種不同的噪音——他們也的確達到了目的，因為你幾乎完全聽不到老師在講些什麼。至今我還是搞不懂，他們為什麼要來上課。於是我自己到圖書館苦讀，在學習上有了一些進展。後來歐洲戰雲密布，卡拉比一家決定遠赴美國。當初也隻作暫留的打算，並沒有長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結婚，婚後我回到意大利參加論文口試，獲得了學位———剛好及時在1939年8月前往美國。
當1939年9月我們抵達美國時，大戰正好爆發。我們登岸之後，就知道要在這裏待上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我到處找工作以維持生計。我開始銷售意大利文與其他外文書籍，但仍未忘情於經濟學，希望能繼續這方麵的進修。結果我又很幸運地獲得了新社會研究學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的獎學金。這是一個聚集歐洲學者的學術研究中心，在各個不同的學科都網羅了一批知名學者，其中對我意義特別重大的是馬爾夏克（JocobMarschak），彼時他剛從英格蘭抵達美國。他不隻是偉大的經濟學家與優秀的老師，私下也是一位獨特而熱情的人。他視我為入門弟子，同時一開始就建議我：如果想成為有一席之地的經濟學者，一定要鑽研數學。事實上，在此之前，找個人並沒有受過數學方麵的訓練，甚至還有些排斥感。他建議我選修數學及統計學方麵的一些課程，這些知識在往後我撰寫論文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師切磋
那時是1939年。凱恩斯的《通論》可以說是經濟學界討論的中心議題，另外就屬熊彼特有關景氣循環的研究。我們學校裏有針對他們兩位理論的專題研討，內容非常有趣。當然，那時我們正逐漸走出經濟大恐慌的陰影。凱恩斯讓你覺得，造成經濟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經被他所了解，未來也將可以避免再度發生。因此和凱恩斯理論相關的研究討論，確實讓大家興致高昂。馬爾夏克還邀我參加在紐約召開的一場研討會，由來自波蘭的著名經濟學家朗吉（OskarLange）所主辦。與會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馬爾夏克之外，還有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如庫普曼及瓦德等．遺憾的是，馬爾夏克在時任芝加哥大學專職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於1941年離開了新社會學院，前往該校任教。不過當時我已經上了軌道，而且就在馬爾夏克離開之後，另一位非常傑出的經濟學家勒納來到新社會學院。
我和勒納有過數次嚴肅的討論。雖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卻總認為他把《通論》的涵義給過度簡化了。他所接受的凱恩斯理論，隻局限於某些我看來並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資的僵固性及貨幣需求的一種特殊現象——所謂的流動性偏好——會導致“流動性陷講”（Liquiditytrap）；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基本上是一個不穩定的係統，任何衝擊都會帶來重大的影響，而且並不存在可以恢複的穩定均衡。我認為勒納對這個觀點相當堅持，從而認定財政政策是促使經濟穩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餘或赤字，則是消彌衝擊的唯一方法。我認為這樣的看法過度簡化了凱恩斯理論，因為這隻代表了凱恩斯體係中的狀況，而不是常態。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則表現為一篇於1944年發表的文章，標題為《流動性偏好以及利息與貨幣理論》（LiquidityPreferenceandtheTheoryofInterestandMoney）。
在我撰寫這篇論文時，我也開始了第一份教職，那是在紐約通勤距離內的新澤西女子學院（NewJersegCollege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當時珍珠港事件剛剛爆發，不少人由大學轉到華府任職。這項職缺隻有一個學期。我常喜歡告訴現在那些年輕同仁當初我擔任的課程——一學期有四門課，包括兩個班的經濟學、一個班的統計學以及一個班的經濟史。除此之外，我還在新社會研究學院教一門課。結束了新澤西女子學院的教職後，我轉往當時仍隸屬於哥倫比亞大生的巴德學院（BardCollege）。在那裏，我完成了1944年發表的有關流動性偏好的論文，隨即引起各界相當的關注。
我教的學生相當優秀，其中有些成為傑出的經濟學者，許多還成為至今依然保持聯係的好友。教授與學生之間的友誼與交往，堪稱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意大利的大學在這方麵就相當欠缺，師生的關係較為淡薄。有些學生協助我改進英文（1942年時，我的英文還有點生澀），也幫我編輯論文。
嶄露頭角
現在談談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審稿人赫維茲（LeonidHurwicz），他是一位相當被看好的年輕經濟學者，後來我們曾在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共事，也成為好友。該篇論文發表時，我還相當年輕，由此成為受到各方肯定的經濟學者，同時意外地在1949年膺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該篇論文的主旨在於闡明，除了在工資絕對的僵固性這個可疑的假設之下，凱恩斯體係一般的確能依循古典理論的路線而恢複充分就業的均衡。不過，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樣的機製會全麵瓦解，或許當年經濟大恐慌發生時就是如此。這些特殊狀況不應該被視為常規，而隻是一種例外情況。因此，主要的穩定工具應該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這就是該論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學院的教職生涯，因為被征召進入陸軍服役而告終。其實，我更早就該接受應召入伍，隻是因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剛出生——小孩在當時可說是價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將入伍之際，征兵委員會又通知我，他們能夠找到一些還沒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過了。不久之後，戰爭即告結束，我則接到重返新社會研究學院的聘書。
我在該校有雙重職務：一是擔任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ofWoldAffairs）的研究員，另一則是在新社會學院教授數理經濟學。我在研究所的研究專案，是和內舍（HansNeisser）合作，設計世界經濟的大型（以當時的觀點來看）計量經濟模型，以顯示各國之間經濟上的關聯。當時，最強的計算工具還隻是電子計算機而已；因此，這項專案研究可以說是頗具野心。不過，至少我們成功地形成了一個構架，日後被許多類似專案當作指引或觀念的來源。
在這段期間，我也開始對儲蓄的研究極為關注，而這方麵的研究也成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題。為什麼我會對這個問題如此關切呢？因為當時有儲蓄過多這個觀念，而在凱恩斯的一些著作裏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儲蓄過多，後果可能會是嚴重的衰退。凱恩斯的追隨者主張，儲蓄是由所得決定，而且當所得增加時，儲蓄占所得的比重也跟著上升，也就是說，假如你愈有錢，你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部分也跟著增加。由於大家普遍預期戰後所得會上揚，那麼按照上述說法，儲蓄比率將會愈來愈高，因此我們便不免要懷疑，未來是否有足夠的投資機會能夠來吸納這些儲蓄。
我並不相信儲蓄率將會一直持續增長，認為這不過是當時一種流行的想法，於是我開始著手這方麵的研究，試著證實儲蓄率有一種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趨勢。我的研究發現，儲蓄受到特定期間個人絕對所得的影響較輕微，反而是個人所得相對於其慣性水準（accustomedlevel）的比率，對儲蓄的影響較為重大。在同一時間，哈佛大學的杜森貝利（James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討同樣的想法。我們所建立的理論，現在稱為杜森貝利-莫迪利亞尼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