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民族的脊梁
魯迅是中國文壇的巨匠，又是文化革命的偉人，“民族魂”，在他奮鬥的一生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魯迅的少年時代是在憂患中度過的，因家在農村，使他得以接近農民，知道他們畢生受著苦難。
1893年，魯迅遭遇了兩次大的家庭變故，先是祖父因故下獄，不久，父親又患重病，他每日出入於當鋪藥店之間，二三年時間家產變賣典當一空，然而終於不治，家境也由小康轉人困頓。此間，他飽嚐了人世炎涼，也“看見世人的真麵目”，對他日後的思想和創作有極大的影響。
1902年，魯迅以官費赴日本留學，先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文。到日本不久他便毅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統治的辮子，並在贈給摯友許壽裳的斷發小照上題詩道：“我以我血薦軒轅”，表示他誓為祖國人民解放而獻身的決心。當時，日本是中國革命派海外活動中心。課餘，魯迅“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積極參加反清革命活動。他大量閱讀西方科學文化書籍，孜孜不倦地研究國民性問題，希望從中找到中國貧弱的原因和療救的辦法。
1904年9月弘文學院結業後，魯迅轉入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希望用新醫學解除人民的病痛，並“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然而他醫學救國的夢想很快就破滅了。當時正是日俄戰爭時期，課堂上經常放映時事幻燈片。一次，他看見一個據說為俄國軍隊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抓住要殺頭，而圍觀的中國人卻神情麻木，周圍的日本同學照例鼓掌歡呼起來，魯迅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清醒地認識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醫治人們靈魂，激發民族的精神，於是他決定棄醫從文，以文藝喚醒沉睡的同胞，恢宏民族誌氣。1906年魯迅離開仙台重返東京。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新文化統一戰線發生了分化，革命中心轉移到南京，北京文化界顯出一種沙漠般的寂寞與荒涼。同時，魯迅的進化論和個性主義思想也受到了現實的嚴峻挑戰，“寂寞新文苑，平安舊安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訪徨”。便是他這時孤苦心境的真實寫照。但魯迅既未停下探索的腳步，更未放棄戰鬥。他支持北京女師大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鬥爭，抨擊北洋軍閥政府官僚章士釗代表的複古逆流，痛斥段棋瑞執政府製造“三·一八”慘案的血腥罪行，駁斥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誣蔑中傷愛國民眾和進步學生的卑劣行徑。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等文章中，他總結了曆史上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的血的教訓，提出了“痛打落水溝”的徹底革命主張和韌性戰鬥原則。
魯迅曾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更無情麵的是解剖我自己”。在寫作小說《仿徨》的同時，魯迅寫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散文詩集《野草》，他以火一樣的激情燭照出舊世界的腐朽與醜惡，更以詩一樣的語言真實袒露了自己勇毅而又孤獨的靈魂。《野草》是一曲革命者心靈的真誠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