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徐家瑾
徐家瑾（1904一1931），字汝懷，化名沙文靜，如皋石莊人，家裏開香店，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1919年就讀於如皋第一高等小學（現如師附小）。當年，如皋學聯掀起“毋忘國恥，抵製日貨”浪潮，他被推為學生代表，參加檢查和銷毀日貨。1921年考人江蘇省第一代用師範（南通師範），在校期間與同學王盈朝、楊文輝等組織“晨光社”，開展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研究活動。同時，支持如皋旅寧學生、南京市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吳亞魯的倡議，於1922年8月在如城成立進步團體“平民社”。1924年暑假，平民社在掘港開年會，徐家瑾在會上演講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深受與會者歡迎。同年，他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春，經王盈朝介紹，徐家瑾加入國民黨。“五卅”慘案發生後，通師學生義憤填膺，徐家瑾主持師生聲討大會。6月3日領導罷課遊行，分組演講，散發《大家猛醒》傳單，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爭生路，打倒帝國主義。並以南通學聯名義，致電北洋政府外交部、上海交涉使、全國總商會，表示不達雪恥目的決不罷休。4日，南通學生成立“五卅”血案後援會。徐家瑾被推為主席，提出八項反帝後援措施。8日，主持出版《血潮》，親自負責寫稿、校對、發行。同時組織通師學生化裝演講，四出宣傳。募集銀元數千援滬。
1925年暑期，徐家瑾於通師畢業，任教於通師附小。1926年春，經三盈朝、叢允中介紹，與楊文輝，徐芳德等人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通師附小他積極開展革命活動，介紹《中國青年》等書刊，與該校國家主義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學校播下了紅色的種子。後來遭到惡勢力的排擠，轉至如皋東鄉馬塘小學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徐家瑾憤然辭去教職，偕楊文輝往武漢投奔革命，7月15日武漢政府叛變，楊文輝悲憤之極，投江而死。徐家瑾隻身趕赴江西，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隨後入粵，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劍英部教導團做政治工作。12月11日參加廣州起義，被捕入獄。後越獄，到上海找到黨組織。1928年春由江蘇省委派回如皋，協助縣委工作。
當時如皋縣委正積極準備組織武裝暴動。徐家瑾4月28日到達如皋，聽了縣委書記王盈朝的介紹，他根據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提出準備工作不夠，主張秋收後暴動，但當時暴動命令已發出了，無法改變。縣委分工他留在城裏與劉君霞、周惠吾等人組織工人、貧民、店員、學生，策應攻打縣城的農民，準備在城裏建立縣蘇維埃政府。這次暴動於5月1日開始，至5月5日就告失敗，劉君霞、周惠吾被捕犧牲。他以國民黨員的身份，仍堅持如城的地下鬥爭，5月13日國民黨在如城成立如皋各界反日救國運動會，他當選為執行委員。不久，吳亞蘇繼任中共如皋縣委書記，回縣重建黨的組織，徐家瑾被任命為中共城中區委書記、代理縣委特派員。在此期間，徐家瑾仍領導如城各界開展反日救國活動，查抄焚毀奸商的日貨，並籌集千餘元在如皋城裏開設“讀書消費合作社”，自任經理，作為縣委在城裏的聯絡點，又在西門外開設糖果店作為縣委交通站。他還打進國民黨縣黨部機關報《皋報》任主編。他利用公開合法身份，積極恢複並發展組織，利用輿論宣傳工具，宣傳革命道理，領導了如師學生遊行示威，反對國民黨當局屠殺西鄉農民。但後來因他在《皋報》副刊《先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飯碗》的短文，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罪惡，被國民黨右派分子控告，於10月30日不幸被捕，被連夜解往蘇州高等法院。在法庭上，他義正辭嚴，使法官瞠目結舌，無辭以對，加之黨組織的營救，國民黨隻得判以有期徒刑2年6個月了事。
當時蘇州司前街監獄，關有犯人2000名，其中政治犯800名。監獄中有中共地下組織“監獄特支委員會”，下轄4個支部，擁有黨員200多名，連看守中也有3名黨員。徐家瑾一關進這個監獄，就接上關係並被選為監獄特支委員。
蘇州監獄承襲封建舊製，有“籠頭”統治，獄官可以加私刑，釘鐐，敲詐勒索，犯人吃“五子飯”（有砂、石、稗、穀、蟲），號房陰暗潮濕，蚤虱蚊蠅成群。徐家瑾組織難友聯名要求取消酷刑，改善待遇，典獄長不理睬，徐家瑾就發動絕食，經過3天絕食鬥爭，典獄長被迫取消“籠頭”統治。徐家瑾還在獄中創辦工農學校，自編講義，第一課就是“工人替資本家做工，而資本家壓迫工人”。監獄裏有個犯人，係國民黨改組派，常竊聽、告密。一次提審徐家瑾時，公然到庭指控徐家瑾煽動。徐家瑾冷笑道：“他是著名無賴，貪贓枉法老手，看守所裏誰人不知？他家裏有錢送，你們就給以特殊待遇，喝酒吃肉，抽大煙，嫖女人。這樣的無賴，有什麼資格作證？”監獄當局十分狼狽。
1930年7月，徐家瑾等又組織了第二次絕食鬥爭，聯名寫了《江蘇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囚徒的呼籲書》和《控訴書》，提出十項嚴正要求，由地下關係傳出發表，新聞記者及社會名流紛紛來監探訪，報紙大登犯人鬧監消息。這次鬥爭持續了6天，驚動了南京“國民政府”，急派代理司法行政部長朱履和來蘇州查處。朱履和一麵與犯人“談判”，一麵指使人毒打徐家瑾，加釘重鐐，黑牢禁閉。徐家瑾本來就遍體鱗傷，骨瘦如柴，再迭遭折磨，已是奄奄一息。敵人怕他死掉，抬送二所51號，令同號犯人照料將養。
1930年10月，中共江蘇省委製定“鴻賓計劃”（暴動計劃），要求監獄特員組織難友暴動，調太湖遊擊隊參加行動。攻克蘇州城建立蘇維埃。以配合中央紅軍反“圍剿”鬥爭。徐家瑾全力著手準備。蘇州縣委秘密送進銼刀，徐家瑾把這些銼刀分送各號內，組織大家於深夜躲在被窩內挫鐐。並組織看守中的黨員秘密配製鑰匙，一切準備就緒。由於叛徒告密，敵人突擊搜監，搜出暴動計劃，因而增調兵力，加強戒備。因此，難友暴動未能實行，獄中多數骨幹暴露。監外暴動剛開始便告失敗。
1930年12月14日，徐家瑾等30餘人被押往鎮江軍法會審處審理。他拖著鐵鐐，望著路邊臨時拉起的長繩吟道：“軟軟欄杆英雄血，鮮花萬古香不滅……”火車開了，他與難友相約：身份已經暴露，天大的事，應由我們5個共產黨員包攬下來，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多數難友。因而在受審時，他們勇敢地承擔了一切責任，被判死刑。
中共江蘇省委得知徐家瑾等人加刑的消息後，多方設法營救，均告失敗，遂決定組織越獄。由鎮江縣委與獄內同誌密議，定於大年初一舉事。徐家道受命為行動指揮，他作了周密考慮，製訂了五條行動紀律。在安排越獄名單中，把自己排在最後。年初一晚上，四周墨黑，警察隻顧吃喝玩樂，警戒不嚴，當班警察已被買通，時機極好，可是，由於一位同誌違背紀律，提前行動，驚動了敵人，打亂了部署，衝出者無人接應，加之鐵鐐又未全部打開，行動不便，越獄又告失敗。
徐家瑾的長兄趕來探監，他對哥哥說：“從參加革命第一天起，我就準備在必要的時候，把生命獻給黨和人民。”又說：“少數人失掉自由，獻出生命，換來的是廣大人民永久的幸福。”他請哥哥把道理向家裏人講清，不要為他的死而傷心。
1931年2月25日清晨，全副武裝的軍警來到牢房，徐家瑾被喊醒，整衣起床。他拍拍身旁睡眼惺忪的一個難友，仍象平時那樣風趣地說。“我要上斷頭台了，你怎麼還是隻想睡覺呢？起來送送我吧。”另一個難友斟過酒來，他接過酒杯，舉過頭頂，環顧四周，然後一飲而盡，從容告別說：“易水餞別，壯士不還。今日與各位訣別了！我聽說，小人趨利，君子殉誌。今天我是死得其所！諸君幸自珍重，勿複以餘為念。”說畢，昂首闊步走出牢房。上午9時，徐家瑾等在鎮江北固山下遇難。
江允升
江允升（1904-1930），原名江逸琴。1904年3月23日生於南通縣餘東鎮（現在海門縣境內）一個商人家庭，三歲時，隨父親江士華、母親孫瑞蓮遷居海門縣海複鎮（今啟東境內）南街。他六歲開始上私塾，以後又到海門縣中央鎮（今啟東境內）小學讀書，直至畢業。十六歲拜墾牧自治公所所長馮漢範為師，學習中醫。由於勤學苦練，他不僅在醫術上進步很快，而且寫得一手好字。他生性豪爽，不畏權勢，學生時代就同街頭開設大煙鋪的老板進行過鬥爭。
在大革命浪潮的影響下，江允升一心尋求革命真理。1926年2月20日，他參加了海複墾牧地區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閱讀《中國青年》、《向導》等革命刊物。他還爭取一切機會，走訪佃農，宣傳革命道理，啟發佃農起來與公司、地主鬥爭。
1927年1月底，江允升由謝之屏介紹，與海門茅鎮地下黨取得了聯係，3月，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在海複鎮召開了國民黨海門縣第十區黨部成立大會，江允升被推選為區黨部常務委員。參加大會的有農民、商人、知識分子共100多人，會上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墾牧公司的口號，拉開了海複墾牧地區農民鬥爭的序幕。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革命一時處於低潮，海複墾牧黨組織與海門地下黨失去聯係。同年12月，江允升與海門縣委陸克接上了關係，成立了海複臨時黨小組。1928年春節，海複臨時黨小組改為海複墾牧黨支部，江允升為組織委員，他以瑞和堂中藥店小老板和國民黨海門縣第十區黨部常務委員的身份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他自己家的田頭舍，周智民的通海大藥房，花家倉看門老夥計的住房，均是他們秘密活動的場所，他們召集黨員和積極分子開會，傳達上級的指示，研究鬥爭部署，啟發和組織佃農與公司、地主作鬥爭。
為了廣泛宣傳革命道理，江允升自己出錢買了一台油印機和一些紙張，印刷傳單，廣為散發。在鬥爭中，他善於發現和及時培養積極分子入黨，至1928年8月，海複地區黨員發展到30多人，奉上級指示，成立了海複墾牧區委，江允升任組織委員。同年9月，江允升任區委書記，下屬有海複、一堤、二堤、五堤、兵田等黨支部（黨小組）。
根據海門縣委指示，1928年秋收議租前，他組織各堤佃農示威遊行，強烈要求公司將業田佃六議租製改為業三佃七新租製，將20兩“黑心秤”改為標準秤，反對公司單方議租，要求佃方代表參加評議。在農民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墾牧公司不得不同意減租。這一鬥爭的初步勝利，對佃農鼓舞很大。
1929年5月，正是收麥、種棉花季節，海複墾牧公司卻強迫佃農去開蒿枝港、新港、桃花洪等河，同時又克扣工錢，佃農怨聲載道。在海門縣委支持幫助下，江允升與墾牧區委的其他同誌一起組織開河佃農進行鬥爭。他利用弟弟結婚之機，把黨員請到自己家裏，秘密研究鬥爭部署。會後派本地黨員陳雲翔、蔡紹曾帶海門縣委的同誌前往大閘工地組織河工鬥爭，工地頓時轟動起來，河工們個個滿腔怒火，紛紛表示豁出命來與公司鬥爭。一天下午，公司監工黃某來到工地，近二百個河工將他團團圍住，強烈要求付足工錢。黃某假惺惺地滿口答應，並乖乖地寫了字據。收工後，河工們湧到三堤公司去拿工錢，公司拒不認帳，激起了河工的更大憤慨，大批河工衝進公司大廳，迫使公司付銀洋。當夜，江允升又派黨員到新港工地組織河工與公司鬥爭。第二天清晨，河工集隊開到一堤公司，要求發足工錢。一堤公司經理十分狡猾，一麵拖延時間，一麵向公安謊報土匪搶劫，請求派警察鎮壓。麵對警察，河工們理直氣壯地揭露墾牧公司欺壓佃戶、克扣工錢的卑劣行為。警察一見並非土匪搶劫，斥責公司謊報匪情。公司無奈，隻好發還克扣的工錢。多少年來當牛作馬的農民，終於嚐到了團結鬥爭的甜頭。
同月，海複墾牧區委改為海複墾牧中心支部，江允升任書記。
1929年7月，墾牧電燈公司無理剪掉開碗店的小商人褚明發的電燈線，打碎了碗，還勾結警察局扣押了褚。江允升抓住這一機會，組織群眾與墾牧公司鬥爭。他以海複鎮南街街長名義召集數百居民開會，並發表演說，揭露墾牧電燈公司橫蠻無理欺壓百姓的行為。江允升的話說到居民的心坎上，與會者群情激奮，一齊湧到警察局門口，要求釋放褚明發。電燈公司怕事情鬧大，隻得通知警察局釋放褚。並在第二天早晨，派人向褚明發賠禮道歉。
同年秋天，根據縣委指示，江允升組織各黨支部發動佃農繼續開展減租鬥爭。公司議租時，請來幾個警察，企圖嚇唬佃農，由於有地下黨暗中撐腰，佃農無所畏懼，與公司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人多力量大，迫使公司不敢爭議。接著，江允升又發動群眾開展改秤鬥爭，要求公司把17.2兩的司碼秤改為當地通行的16兩秤。公司拒不接受佃農的正當要求，還以煽動罪報告警察局，逮捕了改秤鬥爭積極分子楊富堂、共產黨員顧獻桃、海門縣委委員馬達。事發後，江允升和有關同誌立即組織男女老少坐到一堤公司要人。國民黨南通縣政府把三人秘密解往蘇州看守所，江允升便請律師出庭辯護。法庭抓不到什麼證據，8個月後隻好釋放他們。緊接著江允升又發動群眾開展合法鬥爭，向省裏控告公司任意增收雜租，逼使公司取消了幾種租項，為佃農減輕了負擔。
秋收減租鬥爭後，江允升派共產黨員李文奎打入海複鎮警察局，進行策反，組織嘩變。他本人親自爭取墾牧公司實業大隊官兵，為奪槍開展武裝鬥爭打下基礎。
1930年3月，派往南通縣三益鄉學習軍事的陳雲翔等人回到海複後，江允升立即部署奪槍鬥爭。經過短期準備，4月底5月初，行動小組順利地繳到了地主的兩支槍和70餘發子彈。
江允升領導的農民運動不斷衝擊著墾牧公司的統治，墾牧公司把農民運動視為洪水猛獸，把江允升等共產黨員看作心腹之患，千方百計妄圖暗害。同誌們勸他避避風頭，他毫不畏懼，仍堅持原地鬥爭。1930年8月11日上午8時許，國民黨江蘇省保安隊駐海門江家鎮附近的三和中隊和富安鎮保安隊與墾牧公司相勾結，突然在海複墾牧地區搜捕共產黨員和農運積極分子。江允升與其他4名黨員被捕，並被解到兵田校受刑訊。由於江允升早已作好了為黨為人民犧牲的準備，他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威逼利誘，忍受種種酷刑，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保住了黨的秘密。8月12日清晨，江允升在兵田校慘遭殺害，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
佟麟閣
佟麟閣，原名淩閣，字捷三，河北省高陽縣邊家塢村人。1892年農曆9月9日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佟麟閣少年入私墊，就讀於舅父胡光先生門下，讀經學史。
1908年他18歲時，經人介紹到高陽縣公署當繕寫，接觸到一些官場內幕，激起他對貪官汙吏的不滿。1912年，當苦於無出路的佟麟閣得知馮玉祥在河北地區募征新兵便棄職投軍，與劉汝明、馮治安、孫良誠等一起投於馮玉祥麾下，不久，任左峭哨長。
佟麟閣愛讀書、勤練字、寫日記，無論軍務如何繁忙，他堅持學習從不懈怠。1913年，馮玉祥入基督教會，他試圖用基督教義改變舊軍隊的精神麵貌。佟麟閣也隨馮玉祥加入基督教會，因他篤信教義並見諸於行，被人稱為“佟善人”。
佟麟閣入伍以後，隨馮玉祥南征北戰，由排長到連長、營長不斷提升。1924年，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時，佟麟閣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宋哲元）第二團團長。此時，他參加了馮玉祥開設的“陸軍檢閱使署高級教導團”，帶職受訓一年，學習高級戰術、兵器學、歐洲戰史、國文、《易經》等。他勤奮學習，從不請假缺課，考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課後，他還不顧疲倦處理團務。同年，佟麟閣隨馮玉祥參加北京政變，後任國民軍第十一師第二十一旅旅長。翌年，又任師長。
1926年9月，馮玉祥率國民軍在五原誓師以後，佟麟閣先後任師長、代理甘肅督辦兼任甘肅省隴南鎮守使、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五路軍副總司令、第二集團軍第三十五軍軍長。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軍事編遣會議後，佟麟閣又先後任暫編第十一師師長、第二十七師師長等職。
1930年爆發的中原大戰，使馮玉祥的西北軍四分五裂，先後被收編、瓦解，隻有宋哲元等率領的部分隊伍被改編為第二十九軍。中原大戰之後，佟麟閣的二十七師被改編。佟被解職，隻好攜妻子兒女隱居山西。後來佟麟閣又被任命為二十九軍副軍長兼教導團團長。但由於在戰爭中受挫折，加之看不慣部隊中爭權奪利等惡習，佟麟閣便寄希望於無名無利的隱居生活，堅持不去赴任。他決意與老上級馮玉祥共做隱士。他們一起在山西峪道河讀書練字，
打獵種地，餘閑時一起探討政治鬥爭的經驗教訓，閱讀進步書籍，聆聽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進步學者講課，深受啟發。佟麟閣的老習慣是讀書和寫字。無論多忙，他都堅持每天寫大字10數篇，練得一手好字。
“九一八”事變和東北的淪亡極大地刺激了佟麟閣，他無法再隱居下去了。於是，佟麟閣前往二十九軍住地，輔助宋哲元訓練部隊，以求報國。1933年，當二十九軍在長城一線與來犯的日寇激烈交戰時，佟麟閣則留守張家口維持後方局勢，保證前後方的聯係，使前線將士無後顧之憂。
長城抗戰失敗後，留守張家口的佟麟閣同馮玉祥共同籌劃組織抗日同盟軍。在一次商議中，佟麟閣揮筆寫下王昌齡的七絕詩《出塞》，表示了他們堅持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民眾抗日同盟軍，就任總司令，佟麟閣取代仵庸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同盟軍第一軍軍長。第一軍是同盟軍的基本部隊。28日，佟麟閣、吉鴻昌、高樹勳等14名將領，自張家口聯電致馮玉祥，表示要“團結民眾、武裝民眾，誓以滿腔熱血灑遍疆場，保我河山，複我失地。”
抗日同盟軍建立之初，中國共產黨應馮玉祥的要求派出大批優秀黨員到張家口協助工作，並為此成立了中共河北前線工作委員會。
同盟軍成立後，佟麟閣積極參予籌劃軍事部署，收複失地。他與吉鴻昌、方振武等部密切配合，並派出同盟軍第一軍的第一、第二兩師各一部出兵張北，猛攻敵偽軍，先後收複康保、寶昌、沽源等地，於7月12日克複多倫，抗日同盟軍威名大振。在此期間，佟麟閣治軍理政，運籌帷幄，籌備軍需，安定後方；出版《國民新報》，宣傳抗日主張；組織民眾武裝，擔任前方運輸、救護工作。故而甚獲察省軍民的愛戴和擁護。
抗日同盟軍的出現，受到蔣介石無理刁難。蔣企圖以武力解決抗日同盟軍。經過反複交涉，8月5日，馮玉祥被追通電宣布結束抗日同盟軍的軍事行動，命令前線部隊後撤。8月12日，宋哲元返回張家口，恢複察哈爾省主席職務。佟麟閣任29軍副軍長兼張家口公安管理處處長。但是佟麟閣為抗日之誌未酬而不勝悲憤，遂決定再次隱居，暫退北平香山寓所，等待報國時機。為了消愁解悶，他重習聖經教義。然而，在聖經裏他找不到報國之術，大失所望，便在一張十字架圖旁寫道：“我對你如此，你對我如何？”
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華北局勢更加險惡，二十九軍被迫退出察東。佟麟閣得知這一消息後坐臥不寧，他連續幾日帶上獵槍和幹糧早早離開寓所，但每天都未帶回任何獵物。他所追逐的不是獵物，而是要借列強聲發泄他心中的煩悶。
1935年12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決定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想以此來緩解日本對華北主權的掠奪，並任命宋哲元為委員長。由於該組織既不同於國民政府的一般行政區域的權力機關，也不同於當時已在日本人卵翼下的冀東偽組織，使宋哲元在處理內外事務上處境困難。宋考慮到厲兵秣馬、演武修備的重要，遂借重於佟麟閣。宋哲元再三督促，請其出山負責軍事。二十九軍的幾位師長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和趙登禹等也聯訣相請。此時正值“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持續發展之際，平津救亡運動高漲，佟麟閣看到報國之日到來，遂欣然出山。1936年春，佟麟閣回任二十九軍副軍長職，兼抗日軍事訓練團團長。
佟麟閣經常和訓練團團員在一起，事無巨細總是親自過問，因而他非常熟悉學員，從側麵、背麵均能叫出學員的姓名，並以此要求訓練團的每個幹部。每星期一的早上他都要給學員講話，用愛國思想教育青年。他講述二十九軍喜峰口抗戰的光榮曆史，要求學員們繼承和發揚英勇抗日的傳統，激發了學員的愛國熱情。經過佟麟閣等人的努力，軍訓團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幹部在八年抗戰中作出了貢獻，有的人獻出了生命，有的人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人民軍隊的高級指揮員。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軍隊向我駐守宛平城的二十九軍兵武裝尋釁，打響了全麵侵華戰爭的第一槍。同時，駐守豐台的日軍雲集盧溝橋北，大肆破壞平漢鐵路路軌，企圖孤立駐守宛平城的二十九軍。日軍炮擊宛平，炮彈已落入了宛平縣城和盧溝橋守軍的陣地上。在大敵當前的危急關頭，佟麟閣不顧蔣介石“侈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嚴令，毅然向三十七師馮治安師長、何基灃旅長下達了“立刻還擊，盧溝橋即為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的命令。守城部隊遂奮起抵抗，由此揭開了全國抗戰的序幕。
當時，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正在山東省親，全軍4個師約10萬人分駐冀察各地。為了統一北平地區的抗敵鬥爭，佟麟閣由北平趕赴南苑駐軍指揮部，召開全體將校會議。會上，他痛陳局勢利害，堅決主張抗戰衛國。他說：“釁將不免，吾輩首當其衝，戰死者榮，偷生者辱。榮辱係於一人者輕，而係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馬革裹屍，惟以死報國。”他的愛國激情使聞者動容。將士們磨拳擦掌，以“殺敵救國，軍人天職”，“盧溝橋是我二十九軍的墳墓”的誓言通電全國。
二十九軍的抗戰壯舉贏得了全國人民的支援。中國共產黨以正義的聲音和極大的熱情，導召全國人民一致抗戰。北平的中共地下組織，及時動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等救亡團體，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全國各地聲援、慰勞二十九軍的電報、物資源源不斷地湧向北平。盧溝橋的炮聲，激起了中華兒女奮起武裝自衛、抗日救國的熱浪。
“盧溝橋事變”後，日軍不斷增兵平津地區，二十九軍麵臨著巨大的軍事壓力。7月26日，二十九軍軍部匆匆遷入北平城內，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被任命為南苑指揮官。佟麟閣和趙登禹共同坐陣南苑，研究抗敵對策。佟麟閣表示：既然敵人找上門來，就要和他拚個死活，這是軍人的天職，沒有什麼可說的。
7月28日，日軍直撲南苑，佟麟閣等沉著應戰，因我方傷亡慘重，被迫突圍。佟麟閣率部隊退至大紅門北，接著，日軍又集中兵力包圍了大紅門。佟麟閣指揮部隊利用地形邊打邊走，不幸被日軍飛機擊中右腿，鮮血直流。衛兵們勸他稍退裹傷，他大聲喊道：“事急如此，抗敵事大，個人安危事小。”佟麟閣素來孝敬雙親，愛撫妻兒。他家在北平城內，距南苑指揮部近在咫尺。但自從戰爭開始，他從未返家，即使是老父病重、妻子生日也無暇回家團聚。他對家人說：“國難當頭，軍務緊急，大丈夫應當效馬援甲，馬革裹屍還鄉。”他的愛國之情催人淚下。
為了保存實力，佟麟閣決定再次突圍。他披起黑鬥篷，強忍腿傷的疼痛，躍上戰馬，率領部隊突圍。突然，一顆炸彈落在佟麟閣的坐騎旁，無情的彈片擊中了將軍的頭部，頓時血流麵頰，他從馬上栽倒在陣地上，壯烈殉國，時年45歲。
佟麟閣是抗日戰爭時期為國捐軀的第一位高級將領。7月31日，國民政府發布褒獎令，追贈佟麟閣為陸軍上將，其生平事跡，宣付史館，以彰忠烈。詩人姚柏林寫詩追悼：“南苑團河亦戰場，故都城外血玄黃，將軍取義昭今古，麟閣功名麟閣揚。”各地人民也采取多種形式開展了追悼紀念活動。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紀念英雄，北平城內原“南溝沿路”更名為“佟麟閣路”。佟麟閣的忠骸被移葬於北平西郊香山蘭澗溝山坡上。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通過各種形式紀念抗戰有功的佟麟閣將軍。1979年8月7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通知，追認佟麟閣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並在香山附近為佟將軍修墓立碑，以誌紀念。
佟麟閣的一生，實踐了他“報效祖國”的願望，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將永遠留在人間。
白乙化
白乙化（1911－1941.02.04），男，滿族，遼寧遼陽人。
1928年，懷著武裝救國的誌願，考入沈陽東北軍教導隊，後升入東北講武堂步兵本科。為尋求真理，又考入北平中國大學。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後，回遼陽以教書為名，聯絡四方誌士，組織抗日義勇軍，轉戰於遼西、熱北、錦西，連戰連捷，得綽號“小白龍”。1933年，抗日義勇軍被國民黨32軍騙入冷口繳械。他含憤複回北平中國大學讀書。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被稱為運動中的“虎將”。1936年夏，奉黨的指示赴綏西東北墾區工作，曆任中共綏西特委委員、墾區工委書記、墾區特委書記。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他領導了墾區武裝暴動，組織了“抗日民族先鋒隊，任總大隊長。1939年4月，奉命率抗日民族先鋒隊挺進到平西，與冀東抗日聯軍合並為華北人民抗日聯軍，任副司令員。在這期間，他指揮了沿河城戰鬥，擊潰日軍大島大隊，擊斃奧村中隊長。1940年1月，該部改編為八路軍晉察冀一軍區步兵第十團，任團長。改編後即率部參加了粉碎日軍對平西抗日根據地十路圍攻的戰役，屢創敵寇，並在東胡林阻擊戰中擊落敵機一架。1940年4月，為完成“鞏固平西，堅持冀東，開辟平北”的戰略任務，他奉命挺進平北，率十團到偽滿國和偽華北統治區的接合部――密雲潮白河以西地區，經大小100餘次戰鬥，開辟了平北豐（寧）灤（平）密（雲）敵後抗日遊擊根據地。組建起白河遊擊隊、白馬關遊擊隊、四海遊擊隊等地方抗日武裝。協助地方建立了黨的組織，並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和抗日救國會、自衛軍、兒童團等抗日團體，領導豐灤密抗日軍民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敵後武裝鬥爭。同年9月至11月，他指揮十團粉碎了4000餘日偽軍對豐灤密78天的大“掃蕩”，連續在馮家峪、水堡峪、梨樹溝、白道賂等地取得一係列戰鬥勝利，重創“掃蕩”之敵，並在反“掃蕩”中率部開辟新區，使豐欒密抗日遊擊根據地在由初創時的4個區一下發展到8個區，進入了鞏固發展的新階段。1941年2月4日，偽滿道田討伐隊710餘人沿白河向我根據地進犯。白乙化指揮十團與敵激戰於密雲縣馬營西山，將敵擊潰，斃俘敵117人，勝利地保衛了根據地。但在戰鬥指揮中，白乙化不幸被敵子彈擊中頭部，以身殉國。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發表了《告全軍同誌書》，讚揚他是一位優秀的指揮員、民族英雄、無產階級的先鋒。1944年5月，豐灤密聯合縣和冀北第五地區隊，為他建立了紀念碑。1984年，密雲縣人民政府重建了白乙化烈士紀念碑，肖克將軍手書碑文：“血沃幽燕，名垂千古”。
任百川
任百川（1898一1934），字為淦，筆名生，1898年出生，如皋東鄉雙甸鎮（今屬如東縣）人。他勤奮好學，剛滿16歲，便到叢家壩小學任教。
1919年“五四”反帝反封建運動的興起，激勵著任百川的愛國主義思想。他認識到教師負有重大的社會責任，於1921年3月與徐香穀等發起組織“教責社”，要求加入“教責社”的每個教員首先從自身做起，為人師表，以更好地改造社會。他們在學生中開展新文化運動，積極傳播民主與科學的思想。
1922年，任百川轉入雙甸民眾教育館任職，他積極組織青年學習進步書刊，討論國家大事。為喚醒民眾，扶正祛邪，1924年10月．他發動雙甸青年及一部分小學教師成立“人社”，出《晨鍾》半月刊。他經常為《晨鍾》及其它進步報刊撰寫抨擊貪官汙吏、上豪劣紳的文章。他還在雙甸發起商民協會，開展抵製日貨活動；舉辦婦女識字班，教育婦女識字明理，謀求自身解放；組織養魚合作社，增加群眾收入。因此，任百川在雙甸各階層中深孚眾望，地方上的土豪劣紳也對他有所畏懼。雙甸有一個專事包攬詞訟、魚肉鄉民的惡棍，平時總是把一根二尺多長的旱煙杆橫拿著在街心走，誰要是碰上這根旱煙杆，這個惡棍便要當眾淩辱一番。但他一見到任百川走來，那種作威作福、盛氣淩人的架勢頓時收斂。有一次，駐雙甸緝私營的鹽兵看到一個市民買了一袋鹽拿回家，即誣陷他走私，借機敲詐勒索，還把人抓起來吊在市中心拷打“示眾”。任百川聞訊後，立即發動市民罷市，並向各界揭露緝私營的罪惡行徑。緝私營被迫放了人，鹽政當局也不得不處理肇事者。
1927年初，任百川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時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任百川又以個人名義加人國民黨。此後經常與如皋早期黨員劉君霞、王盈朝、葉胥朝等共商開展反帝反封建宣傳、發動農民運動等事項。還在雙甸地區發展黨員，創建了黨的支部。
1927年任百川擔任自民黨如皋縣黨部的宣傳總幹事，如皋縣總工會常務委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他遵照黨的指示，與王盈朝、蘇德馨、葉胥朝等互相配合，一起擔負著保衛黨組織、掩護同誌及抵製國民黨右派的反共逆流的繁重任務。使如皋黨的組織得以保存和發展。為了爭得工人的自由和生活的改善，1927年5月和1928年4月，任百川還與劉君霞、周惠吾等在如皋城組織領導了兩次聲勢浩大的黃包車工人罷工，取得了鬥爭的勝利，有力地配合了鄉村的農民運動。
1928年，如泰“五一”暴動時，任百川在如皋城內配合總工會主席劉君霞進行策應工作。暴動失敗後，任百川等數十人同時被捕。被捕後，任百川堅持黨的原則，始終未暴露共產黨員的真實身份，國民黨反動當局沒有掌握有關他參與暴動的任何證據。被關押了20多天後，終於獲釋。
任百川從小患有肺病，體質一向孱弱。他獲釋後，盡管貧病交迫，終年咯血，但是仍然堅持黨的地下活動，直至1934年，他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