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朱貴
朱貴(1778——1842)，是鴉片戰爭時期，慈溪大寶山激戰，英勇抵抗侵略的愛國將領。字黻堂、君山，甘肅河州(今臨夏)人。出身行伍世家。十七歲，以武生入循化營。嘉慶五年(1800年)調往四川，參與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勇名冠一軍”，十年間從外委升至千總。道光二年(1822年)，戰雪山，得藍翎。道光六年(1826年)參與鎮壓新疆少數民族起義，換花翎。由於“所在多戰功政績”，又從都司、遊擊，升為西安參將，不久署察漢托洛亥、晉寧協、西安鎮副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軍再度侵占定海，“擾舟山，入蛟門，據四明”，原金華副將重祥陣亡，朱貴被簡放為浙江金華協副將。
他生平為人慷慨，作戰勇敢，身先士卒，而且，“馭下和平”“用寬濟嚴”，深受部下愛戴。他所率領的五百名固原勁兵，“皆驍勇善戰”，其軍紀尤其嚴明，當時人譽稱“最為節製之師”。
浙東三城失守後，道光帝派其侄突經為“揚威將軍”，並從各地調兵遣將，赴浙收複失地。腐朽無能的奕經行動遲緩，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才從杭州進駐紹興。十六日，因與參讚大臣文蔚，同時夢見英軍“棄陸登舟，聯帆出海”，以為“吉兆”，便決定分兵三路，約期當月二十九日，同時反攻寧波、鎮海、定海三城。
當時，奕經坐鎮紹興東關天花寺大營，而文蔚則帶兵四千五百人，屯駐離慈溪縣城二十裏的長溪嶺。以其一半兵力，分成三隊，進行反攻鎮海。
反攻鎮海的這一路清軍，以遊擊劉天保率領河南鄉勇五百人為頭敵，參將淩長星率領陝西提標五百人為前鋒策應，副將朱貴率領固原提標五百人為翼長。二十九日夜，劉天保進兵鎮海城下，以長矛與英軍槍炮激戰，敗退十裏亭，後遇淩長星策應，合力再攻，仍不敵英軍猛烈炮火，所以，未攻入鎮海城，便失敗了。朱貴取道慈溪，夜間不辨路徑，誤走入鳳浦嶴，直到次日午間，才到駱駝橋，而前軍業已敗歸。朱貴欲與劉天保、淩長星合兵再攻鎮海，他們不但不答應，反而訕笑朱貴遲延失期，朱貴甚為憤慨。
“大寶山者，慈邑西門外，為一邑保障之要衝也。”其實，慈溪是當時整個浙東戰線軍事重鎮，而距城一裏半的要衝大寶山，則更是兵家必爭之地。自駱駝橋退回慈溪後，為了防止英軍來犯，朱貴帶陝甘兵五百人，主動駐守縣城西門外的大寶山。山旁有西宛嶺，由反攻寧波逃將餘步雲、李廷揚和反攻鎮海退歸的劉天保、淩長星等駐守嶺上，與大寶山，互為犄角。
二月四日，英陸軍總司令郭富和海軍總司令巴加，率領陸海軍一千二百零三人，分乘三艘武裝輪船和二艘小火輪，從寧波來犯。午前，一艘輪船駛至大西霸登岸，約四、五百人，從夾田橋繞向慈溪城西，進攻大寶山；另一艘輪船載四百人，從前江入丈亭口，駛至彭山浦登岸，從背麵包抄大寶山。英軍從大西霸蜂擁上岸，朱貴首當其衝，命令抬炮轟擊，侵略軍傷亡甚多。他親自舉著大旗，指揮部屬迎擊，累次擊退英軍進攻。朱貴率領的固原勁兵，異常英勇，“無不以一當百，自辰至申，饑不得食，渴不得飲，誓死格鬥。”激戰關鍵時刻，餘步雲臨陣潰逃，“走避入城”；而劉天保、淩長星卻“以舊怨隔嶺坐視，不肯助戰”，致使朱貴孤軍奮戰。而且，彭山浦登岸英軍，未受到阻擊，從太平橋直逼山下，發射大炮、火筒，燒毀清軍營帳，煙火衝天，駐長溪嶺的文蔚守軍，不敢反擊，反而“忽自驚潰”，更加造成朱貴腹背受敵。朱貴臨危不懼，率部堅守陣地，浴血奮戰。他“豎所執大旗於壘，怒馬斫陣，手斬數十級，身被兩火槍，馬倒複躍起，奪夷手矛，左右蕩決，最後一火槍中要害”而犧牲。其三子昭南，“以身障父，格殺數夷”並接過朱貴大旗，指揮部隊反擊英軍，身被創無完膚，仍堅持戰鬥，直到中炮身亡。五子共南，也非常勇敢，他身“受三傷，死而複蘇，脫衣覆父兄屍，浴血而出。”當時督糧官、知縣顏履敬，曾教讀朱貴家，彼此意氣相投，其糧台離大寶山約二裏，朱貴與英軍激戰時，他登山觀戰，非常激動地說：“吾不可不助”。於是，更衣持刀參戰，不幸中炮犧牲。朱貴“平時號令嚴肅，旗不去無敢退者”，其父子犧牲後，餘部仍短兵相接，與英軍搏鬥，直至“炮擊旗折”而退。這次守衛大寶山，朱貴部下犧牲，共四百三十六人。
朱貴指揮的大寶山戰鬥，是定海保衛戰後，五個多月來浙東戰場陸地最勇敢的一次反擊戰，給英國侵略軍沉重打擊。“相謂自入犯以來，未有大寶山力挫其鋒”，所以稱之為“大創”。這次戰鬥中，英侵略軍遭到朱貴守軍重創，傷亡慘重，收屍“累日不盡，痛哭驚悸”，後用舢板船，載屍而去。“自是無人言戰，夷亦膽落，不敢深入。”大寶山戰鬥，不僅有力遏製侵略軍凶焰，保全慈溪縣城免受騷擾，而且，還使英軍不敢輕易西進紹興，直接進犯奕經天花寺大營。甚至直到後來，英國侵略者仍認為大寶山戰鬥是有意“誘其深入，用兵截殺”之“深謀”。慈溪人民懷念朱貴英勇抗英，完保城邑，紛紛捐資為他建祠紀念，“以申報饗”“風勵萬世”。
鄭鼎臣
鄭鼎臣(1803一？)，湖南鳳凰廳(今鳳凰縣)人，定海抗英著名將領鄭國鴻之子。因其胞伯鄭國林無嗣，他曾出繼承祧。由歲貢捐納批驗所大使，分發浙江候補。鴉片戰爭爆發後，鄭鼎臣隨父調任赴浙。在鎮海軍營供職，任候補批驗所大使。他曾積極協助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在鎮海監督工匠，加緊鑄造大炮。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他隨同其父與葛雲飛、王錫朋一同渡海，接收定海。八月，直接參加守衛定海，血戰六晝夜的抗英戰鬥。因他有膽略，作戰勇敢，成為鄭國鴻指揮作戰的得力助手。其父鄭國鴻犧牲後，他“誌切複仇”，決心“投軍自效”，“帶定海水勇，多挈火具”，繼續進行反侵略鬥爭。
同年九月，定海、鎮海、寧波三城，相繼失守。道光帝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前往浙江收城進剿。鄭鼎臣投軍效力，受到奕經賞識，“特令統領水勇，並發餉銀二十二萬兩，聽其出洋，相機行事。”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月，奕經決定分兵三路，約期二十九日，同時反攻三城。
當時，奕經任命海州知州王用賓，指揮水路反攻定海，以鄭鼎臣為先鋒，雇閩、廣鵃船、冬船、蛋船、叭喇唬船、遼東沙船，共二百七十六隻，從乍浦潛渡岱山，分隊趕赴定海各港，以應二十九日同時反攻約期。但，被英軍事先發現，於二十六日派武裝輪船“複仇神”號駛往岱山，次日又用四艘舢板船運兵六十餘人登陸。潛伏各港水勇五六百人，在反攻約期之前，已被英軍擊敗，傷亡約五十人。但，鄭鼎臣本人直接帶領的部分壯勇，曾一度潛往定海，“或在岸上擒拿，或路遇舢板船，直至其船內擒獲殺斃”，共俘獲英軍四人，殺死一人。所俘英軍，解到行營後，杭嘉湖道宋國經和海州知州王用賓等，曾先後賞給洋錢一千五百元。
反攻寧波、鎮海兩路失敗後，奕經從紹興退駐杭州，並命令盡撤定海水路戰火諸船。唯獨鄭鼎臣，以父仇未報，不肯聽令，仍聯絡火舟，時駐岱山，時駐大嵩山，來往逡巡，伺機進攻。奕經隨員要求將鄭鼎臣以軍法治罪，但奕經念其意出忠孝，諾而不行。
三月初四日，鄭鼎臣督率水勇，聯絡火攻船隻數十，各船都裝載柴草、火藥，從船隻聚集地大嵩港出發，先駛至梅山港。黃昏出港，分成三路，向北前進。當時，正值東南風大作，鄭鼎臣當即指揮守備徐檟寶率火攻船至十六門地方，分作七排，奮勇放進定海道頭，圍攻該處停泊的英軍三艘大船。英軍見頭排船隻逼近，立即開放槍炮，而七排火攻船冒著炮火，乘風急潮緊，重重繼進，各船同時發火。除兩排船隻隨潮駛過外，其餘五排船隻，圍住英船火攻。頓時，“火光燭天，人聲鼎沸。”英軍一麵撲火，一麵開炮四麵轟擊，但見篷索燃燒，火勢益盛，便紛紛跳入舢板船逃竄。這時正好前來接應的後路兵勇趕到，開槍放炮，迎擊逃竄英軍。“該逆船隻驚亂，複自相觸沉多隻，並有退回仍被焚燒者”。而逃脫的舢板船，駛向竹山門，又遇到從小渠山駛來的火攻船。英軍便向火攻船射擊，不料船上柴草立即燃燒，“風催火猛，煙焰迷天，直向夷船噴燒，逆船逃避不及，又被焚燒多隻”。
蟹峙港地方，停泊著一艘最大的英艦。這是正在進行修理的“複仇神”號。鄭鼎臣親自督率大號火攻船二十餘隻，從小五奎山與五奎山之間水道，一齊放進，然後分為三路，乘風發火，向“複仇神”號進行火攻。結果，燒斷該艦大桅、篷索，連艦上舢板船也被燒著，烈焰飛騰，把英軍燒得焦頭爛額，勢如鼠竄，紛紛鳧水逃生。轉瞬間，該艦火藥庫燃燒爆炸，“聲如巨雷，煙焰飛過山頂，即時桅倒船沉，不見蹤跡。”而事先埋伏定海城內的兵勇，望見東南海麵火焰衝天，知係火攻船隻火攻得手，便在城內放火焚燒英軍住宿，並乘英軍撲火之機，奮勇出擊，殺傷英軍數十，繳獲刀、槍等物。
鄭鼎臣分飭三路火攻船發火後，便登上螺頭門山頂偵察，了解到五奎山有英軍屯紮，立即指揮弁勇奮力上山進攻。因該山英軍屯紮不多，一攻即潰，兵勇乘勝追擊，又殺死英軍十餘人，繳獲武器和衣物數十件。
當夜火攻，直到次日黎明，才漸次撤回大嵩港。查點各路弁勇，隻有十餘人受傷，並無一人陣亡。“統計此次火攻，燒毀大夷船四隻，內燒沉一隻，舢板船燒毀及觸沉者共有數十隻，燒斃沉溺並城內擊殺逆夷，約有三四百人，實在數目未能確查。”侵占定海英軍在定海受到這次大創，膽碎心驚，對往來船隻嚴加盤查，“處處查問官兵現屯何地，頗有畏我火攻之意”，“而我軍亦倍加氣壯”。鄭鼎臣也因此而受到定海人民的讚揚和信任。
鄭鼎臣這次定海火攻英艦獲勝的戰報，傳至奕經大營，參將周士法心懷嫉妒，反而誣他“虛報邀功”。致使奕經亦對其獲勝生疑，特命侍衛容照等前往乍浦，“密訪其事”。後來，又派州判李恩浣等，出海查勘驗實。鄭鼎臣即出具四艦物資送核，盡載所殺英軍首級，繳獲衣服，燒毀船木及焦爛器械等物，並且，申明“稍有虛誣，甘當死罪”。奕經以“海港焚攻夷船”上奏，道光帝賞其雙眼翎，文蔚賞一品頂戴，周士法探報不明，革職留任，鄭鼎臣受到表彰，加四品銜，賞戴花翎。
鄭鼎臣督率船勇火攻獲勝，對定海人民抗英鬥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後來，其船勇被浙江巡撫劉韻珂勾結伊裏布遣散，迫使鄭國鴻不得不扶其父鄭國鴻的靈柩回鄉。定海人民都熱切地期望著他能回定海，召齊船勇，繼續與人民抗英力量相配合，“船勇自外攻進，我等自內殺出”，共同打擊、消滅英國侵略者。但在清政府對外妥協投降方針的阻礙下，這種愛國的真誠願望沒能得到實現。
鄭國鴻
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是鴉片戰爭時期，守衛定海，英勇抗英的著名三鎮總兵。
鄭國鴻(1777——1841)字雪堂，湖南鳳凰廳(今鳳凰縣)人。出生於行伍家庭。從小聰慧，讀書“講求經世學”。其伯父鄭廷鬆以鎮竿千總陣亡，他無子，便以鄭國鴻為嗣，承襲雲騎尉。嘉慶八年(1803年)，他糾集鄉勇，隨同鳳凰廳同知傅鼐前往湖南鎮壓苗民起義，拔補永綏屯守備。後來，任都司、參將、副將，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為浙江處州鎮總兵。鄭國鴻文武兼備，學有所長，尤精詩易，著有《詩經疏義》、《葩經括旨》、《易學崇源》。
葛雲飛剛任浙江定海鎮總兵不久，道光十九年(1839年)因其父逝世，他便丁憂回籍。臨行之前，他曾上書籌海八十七條，認為廣東查禁鴉片，外夷陰險，恐有兵事，波及浙洋，應當事先定謀。果然，不到一年，英軍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侵占定海。
當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與浙江提督祝廷彪商討守禦之計，從中烏爾恭額得知葛雲飛“謀略可任”，並以其“曾官定海，熟悉洋島情形，馳書邀之。”七月，葛雲飛抵鎮海，烏爾恭額前來問計，葛雲飛對他說：“今日所急，當先守後戰”，積極備防，並呈上《滅夷十二策》。於是，烏爾恭額便委任他主持鎮海軍事。他以勁兵扼守招寶、金雞兩山，關內安設巨炮，江岸築土城，而江心及隘巷，則樹木樁、排筏，以阻遏英軍來犯。“凡三日，而守具備，人心始定，密上《十二策》，多見施行。”不久，伊裏布奉命使浙，葛雲飛向他“首請招失伍舊兵，而貸其罪，伍卒皆還，教練旬日，散旅遽大振。”同年八月，王錫朋從吳淞調赴寧波，任鎮海諸軍翼長，葛雲飛與他曾請求迅速出兵收複定海，但被一意妥協求和的欽差大臣伊裏布所拒絕。伊裏布甚至還打算邀請英國全權代表義律來鎮海談判，要求葛雲飛也參加，葛雲飛斷然拒絕。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琦善與義律議訂《穿鼻草約》，英軍強占香港之後，表示願意歸還定海，伊裏布便派人前往與英將胞詛聯係。二月，由葛雲飛和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帶兵三千人，渡海接收。接收期間，葛雲飛堅持先退城，後釋俘，否則施以兵威，逼令英軍撤出定海。
自道光帝於正月初，發布對英宣戰詔令後，曾命伊裏布進兵，“收複定海”，但伊裏布畏縮不前，一再要求對敵妥協，被道光帝嚴斥，改派江蘇巡撫裕謙為欽差大臣代替伊裏布主持浙江軍務，負責浙江前線指揮。二月七日，裕謙抵鎮海軍營，三月六日又親到定海前沿陣地。閏三月，被任命兩江總督。
定海，三麵環山，北有曉峰嶺，俯瞰縣城，嶺陡絕，臨海有間道；東為竹山門，濱海，港狹水深；西為九安門，山叢疊，去海遠；南為道頭，空曠無蔽，海陸往來之要道。葛雲飛經裕謙同意從小竹山至城東青壘頭，修築土城一道，長達一千四百三十餘丈，又在城東南關山，修建鎮遠城，周一百三十丈，即關山炮台。為增強定海防務，他請求在曉峰嶺上築炮台，小竹山下塞江路，以便杜絕偷越，並在五奎山增築炮台，吉祥門、大渠門、毛港、虎頭頸諸島，亦各置防守，互為犄角，裕謙以費繁不許。葛雲飛請借三年薪俸，自費修築，裕謙怒斥：“是挾我也!”堅決拒絕。後來，又請求塞竹山門狹港，使不通舟楫，亦無結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當英軍侵擾廈門時，認為土城守兵單薄，曉峰嶺背負海，且有間道，他又上書要求增炮和營船，以備水戰，仍未引起裕謙重視，反而禁議水戰，並下令將定海營船押過鎮海。葛雲飛苦於掣肘，心知徒守必敗，遂誓竭力殺敵，以身殉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間，英艦二十九艘，結集舟山群島黃牛礁一帶，偵察定海洋麵。三鎮總兵原先皆守城，事急便申軍約，激重賞，分守要地。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出守曉峰嶺，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守衛竹山門，而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則率部踞守土城，當敵要衝。
十二日下午，英艦四隻，乘潮竄入竹山門，當其未入內港，葛雲飛在半塘土城，親自看準苗頭，指揮眾炮齊轟，擊斷敵艦前桅，敵無暇抗拒，即退出吉祥門，又繞入大渠門，被守衛東港浦土城的定海鎮遊擊張紹廷率兵擊退，清軍無一傷亡。英軍夜闖小竹山，進逼土城，清軍力戰，殺敵多人。當時，葛雲飛探知英軍大船三十，小船七、八十，約二萬人，而守軍隻有五千五百餘人，便飛書請濟援，裕謙疑其誇大敵情，寄語死守，勿望援。
十三日午，英艦四隻，駛入竹山門，葛雲飛督兵開炮，擊斷英艦大桅，鄭國鴻率部用抬炮射擊，積極配合葛雲飛炮隊，英艦當即逃竄。
十四日，英艦“摩底士底”號、“哥倫拜恩”號、“複仇神”號，連檣駛進，攻打曉峰嶺，開炮三、四百發，王錫朋率部隱伏石崖反擊，無一傷亡。後來，英軍五十餘人，駕駛舢板船，由竹門山登陸，被鄭國鴻率部開放抬炮擊退，殺傷多人。傍晚，英軍繞過定海城南，占據五奎山。
十五日，英艦五艘在五奎山南泊定，支搭帳房，並建造炮台，葛雲飛乘敵未集，即在土城開炮遙擊，打壞其帳房五頂，殲英軍十餘人。
十六日，英艦向吉祥門駛進，攻打東港浦，被守軍連開大炮擊退。英軍轉攻曉峰嶺和竹山二處，傍晚又以小舟登陸，均被王錫朋、鄭國鴻率部擊退。
十七日拂曉，英軍利用大霧天氣，乘清軍饑疲交困，駛艦進犯。葛雲飛親自開炮，擊中艦上火藥，當即焚燒，片板無存。英軍破釜沉舟，驅使閩、粵亡命之徒一萬餘人，分作三路：一由五奎山迎麵攻打；一由東麵東港浦；一由西北曉峰嶺，向清軍發動總攻。英軍仗著優勢兵力，分番迭進，清軍眾寡不敵，倚崖踞守。官兵日夜苦戰，不得安息，食物又供應不時，饑疲交加，且連日天雨，衣甲盡濕，仍艱苦卓絕，往返泥濘，士氣高昂，全力反擊。王錫朋帶領壽春親兵，首當其鋒。
當英軍在猛烈炮火掩護下，紛紛衝奔上山時，王錫朋振臂一呼，壽春兵炮火齊發，英軍驚潰幾散。當時的侵略軍說：“中國人下山來迎戰。他們的火繩槍和台槍的火光使滿山象燃火一般。”驍勇善戰馳名的壽春兵，在守衛曉峰嶺的爭奪戰中，敢拚敢殺，十分勇敢。當時，英軍驅使著閩、廣收買來的亡命之徒打頭陣，自己躲在後麵施放冷槍，並配合炮擊，分批輪番進攻。壽春兵冒著炮林彈雨，奮不顧身，竭力阻擊，前隊陣亡，後隊繼進，殺退英軍數次。但守曉峰嶺無大炮，將士所用抬炮，又皆紅透不能裝打，他們便手持短刀陷陣，與侵略軍展開搏鬥。王錫朋先身士卒，左衝右突，殺敵無數。後來，英軍大隊逼進，部屬亦先後陣亡，他不幸中炮，一腿折斷，仍手刃蜂擁而來的敵軍數人。最後，被英軍亂刀砍死。
鄭國鴻頑強堅守著陣地，直到槍炮皆竭。當時，有人勸他退保曉峰嶺，被他拒絕，他說：“竹山不守，曉峰烏能自存，武臣致命疆場，分也。”不久，曉峰嶺失守，王錫朋陣亡。英軍遂奪間道，下攻竹山門，形勢更加危急。鄭國鴻鎮定執旗督戰，率部與敵血戰，後來，他授印軍校，單騎赴敵拚殺，雖身中兩炮，被數十創，仍揮刀力戰，手刃數敵，而壯烈犧牲。
這時，英軍正在向土城進逼，葛雲飛捧抱四千斤炮回擊，英軍血流成渠。
當東進英軍進入關山炮台南部，而停泊東港浦戰艦和五奎山炮隊，便發射猛烈炮火相配合，妄圖三麵夾攻關山炮台。情勢十分危急，葛雲飛朝北拜天自語：“臣力竭矣，崎嶇海外，七閱月，不能為國滅賊，死不足塞責!”一麵取敕印遣校交繳裕謙，請發兵進剿；一麵帶領親兵二百餘人，迎敵奮戰。侵略軍曾經這樣記載：“當亞當斯陸軍中校指揮第十八團登陸……，進入臨海的炮台的南端。正在沿著長堤退卻的中國人趕緊集合在他們的勇敢的葛將軍的領導下，作了一次很體麵的抵抗。”葛雲飛從關山炮台，轉戰竹山門，將士也人人持刀械與敵搏鬥。他刀折，就拔出二把佩刀，衝入英軍搏殺，轉戰二裏許，格殺無數。到竹山門，剛仰登，不幸被敵人長刀劈麵，去其半，並以火槍圍攻，攢擊，身受四十餘創；炮洞胸背，遂立竹山門崖石，手擎刀殺敵狀，屍直立不仆，左目霍霍如生，表現著寧死不屈反抗侵略，死而猶生的崇高戰鬥精神。
這次定海保衛戰，三鎮總兵率部英勇抵抗侵略，與敵軍血戰六晝夜，實為“年餘未有之惡戰。”連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軍隊“表現得很英勇”。他們說：“漢軍總司令葛將軍在長列炮台中陣亡。他的僚屬和我們的軍隊短兵接戰，都英勇地與他同時殉節。高地上的旗手選了一個最顯著的地位，站著搖旗，絲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從輪船打來的炮彈。最後弗萊吉森號的一顆炮彈把他打倒，另一個人趕緊取其位而代之。”在這次保衛戰中，清軍擊焚英軍火輪船一隻，大兵船三隻，舢板船多隻，殺傷侵略軍數百人。
由於王錫朋率領的壽春兵，在定海保衛戰中特別英勇善戰，敢於拚搏，殺敵最多，英國侵略軍對壽春兵恨之入骨。所以，他們占領定海後，便大肆搜捕壽春兵，並勒令定海居民，不許藏匿渡載，瘋狂進行血腥報複。但侵略軍的凶焰，卻受到當地徐保領導的“黑水黨”的沉重打擊。
張然
張然(？-1841)，名小湊，字守約，福建晉江人。少年崇尚俠義，不拘小節，曾被“海盜”“誘入其黨”。嘉慶年間，以貧身歸附朱濆，“陸梁海上”，而朱濆死後，張然與朱濆弟朱渥一道向清朝“投首改悔”。清政府“令充水師伍”，並賞張然額外。張然自加入清軍以後，“廉謹自持”，關注海疆安危，“每談時事，形色慷慨”。他因“屢著戰功”，一再被提拔。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任閩安左營都司，次年(1841年)擢為水師後營遊擊。
張然具有強烈愛國心，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侵擾沿海，燒殺掠劫，非常痛恨。“惟言及英夷猖獗，則切齒怒發，目眥盡裂。”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二十五日，英艦闖入青嶼，直撲水操台，張然首先帶領水師前往阻擊，當英軍開炮挑釁，張然當即命令開炮反擊。由於張然抗英勇敢出眾，英軍擊敗後即被調至大炮台。次日，英艦又來挑釁，駛過青嶼，向水操台開炮，當即受到守軍水師回擊，仍“且拒且進，其勢甚銳”。副將靈德與張然在大炮台，對準其艦三千餘斤大銅炮連發四炮，兩炮擊中英艦。打敗英軍這次入侵後，軍營論功，爭執不休。有人認為發大炮擊中英艦的是副將靈德，有人則認為是張然，後來水師提督陳階平呈報時，以功歸靈德，但張然絲毫不計較。當時，有人訕笑他儒怯，不敢爭功，張然卻不以為然，仍安心從事各項戰備工作。
一年之後，英艦三十餘艘，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九日，駛入青嶼，大舉來犯廈門。當時，親臨廈門督戰的閩浙總督顏伯燾，立即飛調金門鎮總兵江繼芸前來廈門，以便進一步加強守衛廈門的領導力量。顏伯燾命中軍參將陳勝元為右翼，命金門鎮總兵江繼芸為左翼。江繼芸到任後，當即委派後營遊擊張然隨同延平協副將淩誌，以及都司王世俊、後營把總楊肇基、左營把總紀國慶、前營把總李肇明駐守水操台，指揮發射大炮。
次日(十日)午間，英艦集中火力，猛攻沿岸大炮台，達數小時，發射炮數萬，加上當時西南風大作，“炮過處火煙如黑雲，對麵不相睹”。張然冒著敵艦密集炮火，奮不顧身，親自發炮，擊敵無數。雙方激烈炮戰三、四小時，最後，大炮台被攻破，守軍開始潰退。於是，“英舟直撲口內炮台，舍舟登岸。先犯陸軍，陸軍潰，金門鎮總兵江繼芸搶護炮台不及，被夷炮轟擊落水死”。先登陸英軍搶上炮台，當即被淩誌“持刀殺退”。後繼英軍又一擁而上，前來爭奪炮台，淩誌雖“身受重傷”，仍“奮勇力拒”，與英軍進行拚搏。後來，遭侵略者“割首剖腹”慘害。都司王世俊“與淩誌皆在炮台力戰，亦遭慘害”。
張然眼見登陸英軍蜂擁前來爭奪炮台，決心以死報國，與侵略者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搏鬥，他對部屬說：“吾死於此，爾曹努力！”他這種以死報國的頑強拚搏精神，對其部屬鼓舞甚大。但是，當時也有人勸他隨著潰軍撤退。張然立刻拒絕，並對他們說：“今日乃然以死報國時也”“今即死，幸極矣！忍偷生乎？”說著，提起大刀，衝入登陸英軍，連殺十餘人。後來，“刀折中創，裹創拔劍連斬數夷。”最後，以冠複麵，憑樹僵立，視死如歸。在張然英勇行為鼓舞下，後營把總楊肇基、左營把總紀國慶、總營把總李肇明，亦奮勇力戰，與張然同時壯烈犧牲。
張然守衛廈門抵抗英軍侵略的英雄行為，受到當時廈門人民的熱烈讚揚。人們稱讚他為“忠勇過人，視死如歸，得其死所”之“人傑”！
裕謙
裕謙(1793-1841)，原名裕泰，字魯山、衣穀，號舒亭。博羅忒氏，蒙古鑲黃旗(今錫林郭勒盟商都鑲黃旗)人。出身於將門世家。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進士，選為庶吉士，散館後任禮部主事、員外郎。道光六年(1826年)出任湖北荊州知府，後調武昌知府、荊宜施道。道光十四年(1834年)升為江蘇按察使。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江蘇布政使署理江蘇巡撫。鴉片戰爭時期，又由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不久實授。
從他出任知府至巡撫、總督的十餘年間，為官清廉，體察民瘼，抑製豪強，講求吏治，熱心興修水利，賑濟災民，尤其對日益泛濫的鴉片流毒十分關注。他指出：“方今最為民害者，惟鴉片煙一項，流毒既廣，病民尤烈。”“鴉片煙上幹國憲，下病民生，數十年來銀出外洋，毒流中國，患甚於洪水猛獸”。因而提出嚴厲查禁鴉片“尤為目前急務”。
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早在荊州知府任上，就堅決實行嚴禁鴉片政策，曾發布告示，查禁官兵、差役、平民吸食鴉片，“有犯必獲，獲犯必懲”“良民不準株累一人，煙犯更不準縱漏一人”，而且，規定如有拿獲其衙門家丁一名者，即賞銀五十兩。在幾年內，共拿獲煙犯一千數百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嚴禁鴉片，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引起激烈爭論。裕謙在江蘇按察使任內，堅決支持嚴禁派。他通告江蘇各地密訪查拿煙犯，嚴厲打擊興販、吸食；在城鄉廣貼文告，限期銷毀煙具，逾期不遵，從重懲辦。他堅持“懲一警百”方針，主張“嚴治販賣之罪，藉以懾吸食之心”。由於上海是當時江蘇鴉片走私的主要入口口岸，他特地製定杜絕上海洋船夾帶煙土章程，並采取嚴禁漕船和內河各船走私的積極措施，取得明顯成效。從上海口岸到各府州縣破獲走私販賣煙案數百起，繳獲煙土數以萬兩計。道光十九年(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東雷厲風行開展禁煙，震撼中外。這年三月，裕謙署理江蘇巡撫，十二月實授。他在江蘇繼續大力禁煙，認真查辦煙案，打擊包庇煙販不法官員，積極配合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使江蘇成為僅次於廣東取得禁煙卓著成效的省份。
道光二十年(1840年)五月，鴉片戰爭爆發，六月英軍強占定海，直接威脅江、浙。當時，裕謙以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他反對妥協，堅持抵抗侵略。奏請添鑄火炮，建造炮台，加強江蘇沿海防禦，尤其重視寶山、上海的備戰。在寶山，調防營兵二千九百五十名，吳淞本營兵一千餘名，鄉勇三百餘名，火攻船四十隻，大小炮二百四十餘位，抬槍二百四十八杆，軍威雄壯；在上海，調防外營官兵一千一百名，提標本營兵七百餘名，小炮三十二位，抬炮一百杆，鄉勇二百人，配船二十隻，漁船四隻，團練水勇一百名；而且，還在崇明地方駐兵三千三百餘名，嚴密防守，枕戈以待。他常親臨駐軍，按營查驗，特別稱讚江南提督陳化成不分寒暑，與士卒同甘苦，治軍號令嚴明，訓練部屬演放炮位，皆能致遠有準。八月，英軍兵船環繞崇明，居心叵測，裕謙署兩江總督任內督率鎮將埋伏兵勇，兵民同心協力，持械以待，毫無懈誌，“至三十日，該夷突至長安沙地方，欲圖搶占，兵勇居民齊心搏擊，陣斬逆夷數名，……轟擊落海者，不計其數，又奪獲夷船一隻”“從此逆夷即揚帆回浙，不敢再至江蘇洋麵”。
同年七月，道光帝任命伊裏布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籌辦進剿，收複定海，但伊裏布懾於英軍船堅炮利，竭力散播悲觀論調，對收複定海遷延觀望，無所事事。十月，派家丁率員弁攜帶牛羊犒賞北上白河返回定海的英軍，甚至擅自與英軍頭目懿律簽訂浙江停戰協定，還通過侵略者與廣東琦善相勾搭。裕謙對伊裏布遷延觀望，媚外賣國行徑，非常憤慨。他認為：“兵貴神速，必先收複定海，使之容身無地，水米無資，而後以克製之法，相機堵禦，則英人欲進不能，欲守無藉，雖船堅炮利，無能為役矣”，所以他提出：“各省皆可議守，而浙省必應議戰，且必應速戰”。於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十日，他向道光帝上奏《急宜乘時收複定海折》，一再陳述定海據七省洋麵適中腹地，為江、浙兩省門戶，進而提出乘該夷大號兵船，正在與粵省官兵相持，其定海防守尚馳之機，督率鄉民，埋伏各澳，配合官兵，登舟潛渡，以出其不意，聚而殲洗。與此同時，他上書奏劾琦善“張皇欺飾”、“弛備損威”、“違製擅權”、“將就苟且”、“失體招釁”五大罪狀，揭露其“以撫誤戰”，“以該夷求撫為可恃，而以我兵嚴堵為非計”“惟務誇張外夷，以挾製中國”的媚外賣國行徑；並嚴正駁斥琦善虛構軍情，製造所謂“我兵眾寡不敵”的謊言。他指出：“查粵中水師船炮，縱不如該夷之堅猛，至陸路官兵，則省城有駐防，有督標、撫標、提標，又有沿海水勇，以數萬計，視賊(指外國侵略者)何啻十倍？而賊之在粵者，不過數千人，其陸路夷兵，止有打央鬼船二隻，約計不過千人。琦善果能調兵嚴防後路，何至夷賊千餘，繞出山後，便稱眾寡不敵耶？”“試思琦善未到任之前，載餘以來，即以粵省之兵，剿堵粵洋之夷，連得勝仗，屢燒夷船，賊望風不敢窺伺，並未調兵餉於外省，亦未聞有喪師挫銳之事。”裕謙這種捍衛民族利益，堅決抵抗外國侵略，並與當權的妥協、投降派作無情鬥爭的精神，受到當時愛國士大夫的熱烈讚揚。
道光帝得到英軍乘琦善撤防發動進攻奏報，下令對英宣戰，派皇侄奕山為靖逆將軍，以隆文、楊芳為參讚大臣，從各地調兵赴廣東進剿，並將琦善鎖拿解京問罪，隨後伊裏布勾結琦善賣國罪行也被揭露，於是，道光帝便以裕謙取代伊裏布為欽差大臣，赴浙江前線督辦軍務。閏三月，伊裏布被革職，道光帝又授裕謙為兩江總督。
裕謙自二月七日，從上海抵鎮海軍營接受欽差大臣關防後，他一方麵認真督辦浙江防務；一方麵繼續和廣東的妥協、投降派鬥爭。楊芳比奕山先來廣東，這個靠鎮壓人民起家的悍將，繼續推行琦善的對外妥協政策。為了討好侵略者，楊芳甚至提出撤防解散水師，奏請“改水師為陸路”，遭到裕謙的堅決反對。裕謙密奏道光帝，指出：“逆夷船堅炮大，馳逐於汪洋大海之中，是其所長。我兵承平日久，水務廢弛，船隻又不甚堅大合用，不值與之海洋接仗。然止可為一時權宜之計，一俟夷務平定，必應簡練水師，講求船械，以為久安長治之圖”。如果將水師改為陸路，則“海中島嶼巡哨無人，幾同棄置”，這不但“示弱外夷”，而且必定會“任其占據”。因此，他對道光帝表示楊芳所議“斷不可行”。但是，他對奕山、楊芳之流在廣東推行“防民甚於防寇”的反動方針卻抵製不力。這和他本身的階級局限有關。這個情況，也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他自己在浙江領導的反侵略鬥爭。
盡管如此，裕謙仍不失為當時較為出色的抵抗派，他反對外國侵略非常堅定，而且相當重視總結以往定海失守的教訓和積極吸取林則徐在廣東任上嚴密備防的經驗。他總結上年定海失守的原因，在於“武備廢弛，守禦無方”，因而提出：“自後當以粵東前兩載之嚴備，如法以迎”，並以“近日粵東之偶失疏防為戒”，而對侵略者“切不可任其投書求款，墮其詭計”。對當時整個浙江戰場，他采取“以守為戰，以禦為剿”戰略，並且，親自製定定海撫恤設守章程。他一方麵認真安撫定海難民，對住房被焚毀者由“官給價值，自行搭蓋”，對糊口艱難者一概給予三個月的口糧，整頓軍紀，嚴禁官兵騷擾民間，規定“如敢占住民房，擅取民間一草一木及奸淫搶奪，欺淩寡弱，即將滋事兵丁，就地正法”，並鼓勵鄉民“團練勇壯，保守村莊”；一方麵采取積極措施，大力加強定海防務。他除原定海鎮總兵葛雲飛之外，再將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留守定海，定海當地駐兵也從原先三千人，陸續增至五千六百人，令各鎮擇要安營，固守城池。還從鎮海軍營撥調給定海一、二千斤至數百斤炮五十位，火藥、鐵彈各數百斤，而且，委派熟悉製炮的葛雲飛監督開局鑄造三千斤銅炮，至當年三月共鑄炮五十五位，其中二十位撥解定海，其餘留守鎮海縣城和招寶、金雞兩山，當時定海共有新舊炮七十位。為了有效增強定海設防，他又奏請從閩省調撥八千至六千斤大炮解赴定海，並在定海道頭建築土城二百三十餘丈，大力整修城垣炮台。
三月六日，裕謙親抵定海察看地勢，並會同定海三鎮總兵，擬於東嶽山築炮城一座，計二十一丈，自青壘山至竹山腳築土城一道，長一千四百丈，並在曉峰嶺、青壘山、無樣山、鎖山，各置了台兵營，擇要安設炮位，以利於“寓守於戰”。同時，從岱山召募水勇三百名，定海四、五百名，石浦、鎮海四、五百名，此外，還從海島漁民和閩省船戶中，招募熟諳水性，技藝過人者，派委員弁，配領新造十六槳快船，還買雇漁船百餘隻，假扮網漁貿販，出洋巡哨，或密帶火器槍械，以便配合官兵，內外策應，相機焚剿、痛擊侵略者。裕謙還相當重視揭露侵略者強占定海“發掘墳墓，奸淫婦女，虐使良民，搶奪食物，占住民房廟宇，無惡不作”罪行，激發軍民的愛國義憤，同心殺敵；並盡力清除伊裏布之流媚外賣國“開門揖盜”的餘毒，他說：“前此定海之失陷，本屬開門而揖，以後廣東之被擾，更係自受其愚，並非該逆實有強兵猛將，實能略地爭城，至定海之遲久不複，坐待繳還，由於賞罰不明，機宜屢失，以致士氣不振，民心解體，並非無路進攻，不能製其死命”。所以，他堅持“信賞必罰”原則，主張“殺賊立功者賞”，“通賊接濟者斬。”對擒獲英軍有功的包祖才，驗明正身，及時予以獎勵；對勾結侵略者無惡不作的漢奸布定邦等，則立即斬首示眾；並且，注意做漢奸的分化工作，加以區別對待，爭取脅從者回頭，允許他們在抗英鬥爭中立功受獎。他發布曉諭，規定“或生擒夷官，捆解來獻，或殺死逆賊，割頭報功，或燒其大船，或獻其全船，無論何等漢奸，本大臣均即照格給賞。”不僅允許奸夷殺敵請賞，而且還允許各國夷人“一體殺賊請賞”。於是，民眾“驟形踴躍”，紛紛設法殺敵、俘敵，以報官請賞，而“兵勇亦思愧奮，鹹知用命。”
同年閏三月，林則徐奉旨以四品卿銜赴浙。裕謙素來敬重林則徐，當他四月七日接到道光帝密諭，即奏請起用林則徐。他說：“該員向為兵民所悅服，逆夷所畏憚，其一切設施，亦能體用兼備，奴才素所深知。”。因此，他推薦林則徐會同浙江提督餘步雲籌辦浙東沿海防務。當月下旬，林則徐抵鎮海軍營，便積極進行備戰，直到五月下旬。他曾到沿海察看地勢，查驗軍營演炮、鑄炮和抗英的設防；並且，向裕謙“屢言定海孤懸，先朝棄地，重兵良將，守此絕島非策，請移三鎮於內地，用固門戶。”但對夷情閉塞，缺乏戰略眼光的裕謙，過於自信，對林則徐的積極建議不予采納。
四月間，裕謙奏升定海為定海廳時，曾對原先防務部署加以落實，“部議皆從之”。於是葛雲飛便組織人力，從小竹山至城東青壘頭，修築土城一道，長達一千四百餘丈，又在城東南關山，修建鎮遠城，周一百三十丈，即關山炮台。其後，葛雲飛為了增強定海防務，請求塞竹山門海口，添築西路曉峰嶺炮台，南路五奎山和吉祥門、大渠門、毛港、虎頭頸諸島，亦增添炮台，各置防守，互為犄角，裕謙以費繁不從。七月，當英軍侵擾廈門時，葛雲飛認為土城守兵單薄，曉峰背負海，且有間道，又上書要求增炮和營船，以備水戰，裕謙仍未重視，甚至禁議水戰。並且，下令將定海營船押過鎮海。同年八月十二日，英軍再次大舉來犯，受到定海三鎮總兵的頑強抵抗。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三鎮總兵率部與侵略軍血戰六晝夜，給侵略者沉痛打擊，英軍傷亡數百人。但是，當時駐軍鎮海兼管定海軍務的餘步雲拒不執行裕謙“相機援應”命令；加上裕謙本人對當時敵軍充分集中優勢兵力，強攻定海的嚴峻形勢，估計很不足，一味強調死守硬拚；尤其未能動員群眾，充分組織民力，采取誘敵深入策略，因而致使定海於十七日失守，三鎮總兵與陣地共存亡，壯烈殉國。裕謙之所以未能充分組織民力，和他本身比較濃厚的階級局限有相當關係。作為封建官吏本來和下層民眾就有距離，而裕謙對當時沿海勇於反侵略又敢於“劫富濟貧”的勞動人民的戒備心理特別重，把他們稱之為“洋盜”，他說：“洋盜則膽氣壯於逆夷，步履捷於逆夷，膂力技藝，勝於逆夷，道路情形，熟於逆夷，始則出海劫掠客商，繼將登陸滋擾郡縣，且逆夷異言異服，一望而知，洋盜則內地民人，無從辨識，隨處可以登岸，隨地可以溷跡。”所以，他認為“逆夷尚不過疥癬之疾，洋盜幾可為心腹之患。”如果當時裕謙具有林則徐發動、組織“民力”的膽識和魄力，對活躍在定海一帶徐保獨立自主的抗英力量恰當加以團結，不僅定海不難堅守，而且對整個浙東戰局形勢，都很可能大為改觀的。但，英軍強占定海後，隨即策劃進攻鎮海。
鎮海是寧波的門戶，而鎮海又以招寶山和金雞山為門戶。狼牙鎮總兵謝朝恩駐守金雞山，遊擊張從龍駐守招寶山上，浙江提督餘步雲帶兵駐守招寶山下東嶽宮，而東嶽宮西，由衢州鎮總兵李廷揚駐守，其攔口埠炮台，正對口岸，與金雞、招寶兩山互為犄角。當時鎮海防兵，加上定海三鎮退兵，共有四千餘人。同時，還布署兩岸密排火攻水勇船隻，凡是可爬越偷渡的地方，皆分駐兵勇，排挖暗溝，密布蒺藜，防其水陸並進，並組織一定城鄉士民，按戶出丁，以協同守禦。
裕謙自赴浙督辦軍務以來，深感浙江提督餘步雲難資得力，對其以往夥同伊裏布對外妥協劣跡是清楚的，而對侵略者暗訹餘步雲牽製他的情況並未覺察，所以沒有將餘步雲及時撤換。當七月十日廈門失守，英艦沿海北上，裕謙得報，便集兵鎮海，舉行莊嚴的盟神誓師，申明“受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受夷一紙書，去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言詞慷慨，聞者振奮。而餘步雲則首鼠兩端，假托足疾，不予行禮。八月初，鎮海童生陳在鎬前來裕謙軍營獻策，裕謙聞其“有通夷情事”，曾與義律有四次往來，立即將他押發鎮海縣收管，並“恐有漢奸溷跡”，便通飭各屬，於十一日宣告封港。十七日，定海再度失守，裕謙更是“不禁眥裂發指!”他預料“定海既陷，虜必揚深入”，侵占鎮海，因而更加“激厲將士，憑城固守。”當時，鎮海兵力單弱，而且援兵又未集，裕謙臨危不懼，誓死報國，堅定守衛鎮海，他決心“城存與存”，絕不退縮。他從容召集幕客叮囑，說：“明日將戰，今先有言，凡軍中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交待將其所存奏稿代為刊刻，與前刊《勉益齋偶存稿》，一並交其弟裕恒，存於祠堂，“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並且，希望他們臨陣時速出城，探聽消息，“勝，則代草露布；敗，則為辦後事；並諭眾家人會於餘姚，勿殯我”。
八月二十六日淩晨，英軍數千人，分路進犯金雞、招寶兩山。裕謙“親援枹鼓”，督戰威遠城。當日自辰至午，金雞山官兵奮力抵抗，擊斃英軍數百人，戰鬥非常激烈。“時金雞山、招寶山前後及北城後海等處，炮聲齊發，彼此轟擊，煙火漫天。”貪生怕死的敗類餘步雲竟然臨陣不命令士兵開炮，甚至單騎上城，謁見裕謙，以“保全數百萬生靈”為詞，請派外委陳誌剛前往英艦求和，以“暫事羈糜”。裕謙指責他“苟且旦夕，況有傷國體”。後來，餘步雲又登城向裕謙哀求：“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但家中妻子兒女三十餘口，實屬可憐!”裕謙對他說：“兒女情長，英雄不免，但忠義事大，此誌不可奪。”餘步雲眼見英軍欲登招寶山，便丟棄炮台逃走，裕謙在城上鳴炮製止，但士兵繞轉山後，仍紛紛跟著餘步雲潰逃。這時，裕謙便改“分路迎敵”，為“扼要合擊”，派協守黃冕傳令謝朝恩，撤浹港鄉勇，移至沙蟹嶺，與官兵配合，從半山下壓擊英軍。英軍以猛烈炮火掩護，從金雞、招寶兩山背小港口強行登陸，由金雞山後奪占山梁，並從招寶山後繞到山前，配合艦隊炮擊，構成三麵夾攻，環擊沙蟹嶺，謝朝恩力戰陣亡。招寶、金雞兩山失守，守兵潰散。英軍占領威遠城，以大炮俯轟鎮海，掩護軍隊從東門緣梯攀城。“隔岸攔江埠炮台俱被擊壞，東門炮聲尤烈。其招寶山後身，亦被夷炮攻打，城垛營盤，悉被毀壞，藥庫複被火箭焚燒，我兵猶開炮奪擊，詎逆船四麵環繞，炮如雨墮，我兵勢不能支。……合城鼎沸，兵民之由西門而出者，勢如山傾”。裕謙看到大勢已去，知城不可守，便懷著失地辱國義憤，跳沉泮池，以身殉國。後被搶救，護送出城，次日至餘姚氣絕，殮於杭州。
裕謙作為鴉片戰爭時期堅決抵抗外國侵略的愛國者，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他督戰鎮海，臨危不懼，以身報國，浩氣凜然，與貪生怕死，臨陣潰逃的民族敗類餘步雲形成了鮮明對照，尤其他與外國侵略者鬥爭其立場之堅定，與國內妥協、投降派鬥爭其態度之堅決，在當時滿蒙族的封疆大吏中更屬鳳毛鱗角的人物。所以，後人評論他在鴉片戰爭中的曆史地位，僅次於民族英雄林則徐，是有道理的。其遺著有《勉益齋偶存稿》、《勉益齋續存稿》、《裕靖節公遺書》等，刊行於世。
王錫朋
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是鴉片戰爭時期，守衛定海，英勇抗英的著名三鎮總兵。
王錫朋(1786——1841)，字樵慵，順天府寧河縣(今屬天津市)人。少年攻讀儒學，博覽典藉，胸有大誌，善書法，喜韜略，好騎射。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武舉人。曾充任兵部差官，捐升固原遊擊，道光六年(1826年)隨同陝甘總督楊遇春，平定新疆張格爾之役，自大河拐至回莊，戰鬥非常勇敢，賞戴花翎。後來，在進軍喀什噶爾和英吉沙、葉爾羌、和闐等地戰鬥中，又屢立戰功。道光十二年(1832年)又從提督羅思舉參預鎮壓湖南苗民起義，並輾轉湖南、廣東，鎮壓瑤民起義，曾賞銳勇巴圖魯名號。道光十三年(1833年)，任福建汀州鎮總兵，道光十八年(1838年)調任安徽壽春鎮總兵。道光二十年(1840年)調吳淞，協同江南提督陳化成防守吳淞要塞兩個月，曾炮擊大小英艦兩艘。王錫朋親自訓練的壽春兵，以驍勇善戰馳名，“英人聞風遠遁，數月不敢窺”。
葛雲飛剛任浙江定海鎮總兵不久，道光十九年(1839年)因其父逝世，他便丁憂回籍。臨行之前，他曾上書籌海八十七條，認為廣東查禁鴉片，外夷陰險，恐有兵事，波及浙洋，應當事先定謀。果然，不到一年，英軍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侵占定海。
當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與浙江提督祝廷彪商討守禦之計，從中烏爾恭額得知葛雲飛“謀略可任”，並以其“曾官定海，熟悉洋島情形，馳書邀之。”七月，葛雲飛抵鎮海，烏爾恭額前來問計，葛雲飛對他說：“今日所急，當先守後戰”，積極備防，並呈上《滅夷十二策》。於是，烏爾恭額便委任他主持鎮海軍事。他以勁兵扼守招寶、金雞兩山，關內安設巨炮，江岸築土城，而江心及隘巷，則樹木樁、排筏，以阻遏英軍來犯。“凡三日，而守具備，人心始定，密上《十二策》，多見施行。”不久，伊裏布奉命使浙，葛雲飛向他“首請招失伍舊兵，而貸其罪，伍卒皆還，教練旬日，散旅遽大振。”同年八月，王錫朋從吳淞調赴寧波，任鎮海諸軍翼長，葛雲飛與他曾請求迅速出兵收複定海，但被一意妥協求和的欽差大臣伊裏布所拒絕。伊裏布甚至還打算邀請英國全權代表義律來鎮海談判，要求葛雲飛也參加，葛雲飛斷然拒絕。直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琦善與義律議訂《穿鼻草約》，英軍強占香港之後，表示願意歸還定海，伊裏布便派人前往與英將胞詛聯係。二月，由葛雲飛和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帶兵三千人，渡海接收。接收期間，葛雲飛堅持先退城，後釋俘，否則施以兵威，逼令英軍撤出定海。
自道光帝於正月初，發布對英宣戰詔令後，曾命伊裏布進兵，“收複定海”，但伊裏布畏縮不前，一再要求對敵妥協，被道光帝嚴斥，改派江蘇巡撫裕謙為欽差大臣代替伊裏布主持浙江軍務，負責浙江前線指揮。二月七日，裕謙抵鎮海軍營，三月六日又親到定海前沿陣地。閏三月，被任命兩江總督。
定海，三麵環山，北有曉峰嶺，俯瞰縣城，嶺陡絕，臨海有間道；東為竹山門，濱海，港狹水深；西為九安門，山叢疊，去海遠；南為道頭，空曠無蔽，海陸往來之要道。葛雲飛經裕謙同意從小竹山至城東青壘頭，修築土城一道，長達一千四百三十餘丈，又在城東南關山，修建鎮遠城，周一百三十丈，即關山炮台。為增強定海防務，他請求在曉峰嶺上築炮台，小竹山下塞江路，以便杜絕偷越，並在五奎山增築炮台，吉祥門、大渠門、毛港、虎頭頸諸島，亦各置防守，互為犄角，裕謙以費繁不許。葛雲飛請借三年薪俸，自費修築，裕謙怒斥：“是挾我也!”堅決拒絕。後來，又請求塞竹山門狹港，使不通舟楫，亦無結果。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當英軍侵擾廈門時，認為土城守兵單薄，曉峰嶺背負海，且有間道，他又上書要求增炮和營船，以備水戰，仍未引起裕謙重視，反而禁議水戰，並下令將定海營船押過鎮海。葛雲飛苦於掣肘，心知徒守必敗，遂誓竭力殺敵，以身殉國。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間，英艦二十九艘，結集舟山群島黃牛礁一帶，偵察定海洋麵。三鎮總兵原先皆守城，事急便申軍約，激重賞，分守要地。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出守曉峰嶺，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守衛竹山門，而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則率部踞守土城，當敵要衝。
十二日下午，英艦四隻，乘潮竄入竹山門，當其未入內港，葛雲飛在半塘土城，親自看準苗頭，指揮眾炮齊轟，擊斷敵艦前桅，敵無暇抗拒，即退出吉祥門，又繞入大渠門，被守衛東港浦土城的定海鎮遊擊張紹廷率兵擊退，清軍無一傷亡。英軍夜闖小竹山，進逼土城，清軍力戰，殺敵多人。當時，葛雲飛探知英軍大船三十，小船七、八十，約二萬人，而守軍隻有五千五百餘人，便飛書請濟援，裕謙疑其誇大敵情，寄語死守，勿望援。
十三日午，英艦四隻，駛入竹山門，葛雲飛督兵開炮，擊斷英艦大桅，鄭國鴻率部用抬炮射擊，積極配合葛雲飛炮隊，英艦當即逃竄。
十四日，英艦“摩底士底”號、“哥倫拜恩”號、“複仇神”號，連檣駛進，攻打曉峰嶺，開炮三、四百發，王錫朋率部隱伏石崖反擊，無一傷亡。後來，英軍五十餘人，駕駛舢板船，由竹門山登陸，被鄭國鴻率部開放抬炮擊退，殺傷多人。傍晚，英軍繞過定海城南，占據五奎山。
十五日，英艦五艘在五奎山南泊定，支搭帳房，並建造炮台，葛雲飛乘敵未集，即在土城開炮遙擊，打壞其帳房五頂，殲英軍十餘人。
十六日，英艦向吉祥門駛進，攻打東港浦，被守軍連開大炮擊退。英軍轉攻曉峰嶺和竹山二處，傍晚又以小舟登陸，均被王錫朋、鄭國鴻率部擊退。
十七日拂曉，英軍利用大霧天氣，乘清軍饑疲交困，駛艦進犯。葛雲飛親自開炮，擊中艦上火藥，當即焚燒，片板無存。英軍破釜沉舟，驅使閩、粵亡命之徒一萬餘人，分作三路：一由五奎山迎麵攻打；一由東麵東港浦；一由西北曉峰嶺，向清軍發動總攻。英軍仗著優勢兵力，分番迭進，清軍眾寡不敵，倚崖踞守。官兵日夜苦戰，不得安息，食物又供應不時，饑疲交加，且連日天雨，衣甲盡濕，仍艱苦卓絕，往返泥濘，士氣高昂，全力反擊。王錫朋帶領壽春親兵，首當其鋒。
當英軍在猛烈炮火掩護下，紛紛衝奔上山時，王錫朋振臂一呼，壽春兵炮火齊發，英軍驚潰幾散。當時的侵略軍說：“中國人下山來迎戰。他們的火繩槍和台槍的火光使滿山象燃火一般。”驍勇善戰馳名的壽春兵，在守衛曉峰嶺的爭奪戰中，敢拚敢殺，十分勇敢。當時，英軍驅使著閩、廣收買來的亡命之徒打頭陣，自己躲在後麵施放冷槍，並配合炮擊，分批輪番進攻。壽春兵冒著炮林彈雨，奮不顧身，竭力阻擊，前隊陣亡，後隊繼進，殺退英軍數次。但守曉峰嶺無大炮，將士所用抬炮，又皆紅透不能裝打，他們便手持短刀陷陣，與侵略軍展開搏鬥。王錫朋先身士卒，左衝右突，殺敵無數。後來，英軍大隊逼進，部屬亦先後陣亡，他不幸中炮，一腿折斷，仍手刃蜂擁而來的敵軍數人。最後，被英軍亂刀砍死。
鄭國鴻頑強堅守著陣地，直到槍炮皆竭。當時，有人勸他退保曉峰嶺，被他拒絕，他說：“竹山不守，曉峰烏能自存，武臣致命疆場，分也。”不久，曉峰嶺失守，王錫朋陣亡。英軍遂奪間道，下攻竹山門，形勢更加危急。鄭國鴻鎮定執旗督戰，率部與敵血戰，後來，他授印軍校，單騎赴敵拚殺，雖身中兩炮，被數十創，仍揮刀力戰，手刃數敵，而壯烈犧牲。
這時，英軍正在向土城進逼，葛雲飛捧抱四千斤炮回擊，英軍血流成渠。
當東進英軍進入關山炮台南部，而停泊東港浦戰艦和五奎山炮隊，便發射猛烈炮火相配合，妄圖三麵夾攻關山炮台。情勢十分危急，葛雲飛朝北拜天自語：“臣力竭矣，崎嶇海外，七閱月，不能為國滅賊，死不足塞責!”一麵取敕印遣校交繳裕謙，請發兵進剿；一麵帶領親兵二百餘人，迎敵奮戰。侵略軍曾經這樣記載：“當亞當斯陸軍中校指揮第十八團登陸……，進入臨海的炮台的南端。正在沿著長堤退卻的中國人趕緊集合在他們的勇敢的葛將軍的領導下，作了一次很體麵的抵抗。”葛雲飛從關山炮台，轉戰竹山門，將士也人人持刀械與敵搏鬥。他刀折，就拔出二把佩刀，衝入英軍搏殺，轉戰二裏許，格殺無數。到竹山門，剛仰登，不幸被敵人長刀劈麵，去其半，並以火槍圍攻，攢擊，身受四十餘創；炮洞胸背，遂立竹山門崖石，手擎刀殺敵狀，屍直立不仆，左目霍霍如生，表現著寧死不屈反抗侵略，死而猶生的崇高戰鬥精神。
這次定海保衛戰，三鎮總兵率部英勇抵抗侵略，與敵軍血戰六晝夜，實為“年餘未有之惡戰。”連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軍隊“表現得很英勇”。他們說：“漢軍總司令葛將軍在長列炮台中陣亡。他的僚屬和我們的軍隊短兵接戰，都英勇地與他同時殉節。高地上的旗手選了一個最顯著的地位，站著搖旗，絲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從輪船打來的炮彈。最後弗萊吉森號的一顆炮彈把他打倒，另一個人趕緊取其位而代之。”在這次保衛戰中，清軍擊焚英軍火輪船一隻，大兵船三隻，舢板船多隻，殺傷侵略軍數百人。
由於王錫朋率領的壽春兵，在定海保衛戰中特別英勇善戰，敢於拚搏，殺敵最多，英國侵略軍對壽春兵恨之入骨。所以，他們占領定海後，便大肆搜捕壽春兵，並勒令定海居民，不許藏匿渡載，瘋狂進行血腥報複。但侵略軍的凶焰，卻受到當地徐保領導的“黑水黨”的沉重打擊。
王鼎
王鼎(1768-1842)，字定九，號省厓，陝西蒲城人。父為太學生，無功名，鼎少時家貧，能刻苦學習，性耿直，崇尚氣節。年輕時赴北京參加禮部考試，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王傑是他的同鄉與同族，賞識他的才華，很想籠絡他，他盡量回避開，堅辭不受，王傑在當時赫赫有名，既是狀元出身，權勢又很大，他都全然不予理會。為此，更受到王傑的器重，認為以他的品質和氣概，將來名位“必繼吾後”。
王鼎於十九歲補諸生，乾隆五十七年二十四歲時中舉。嘉慶元年(1796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參加乾隆皇帝實錄的編纂。旋授編修，至嘉慶十八年(1813年)“凡十遷至內閣學士”，十九年後曆任工、吏、戶、禮、刑各部侍郎，“迭居五部”。其間“為戶部右侍郎者三，為刑部左侍郎者再”，並一度兼管順天(清代首都即北京)府尹事。嘉慶二十五年，嘉慶帝死後任實錄館副總裁。道光二年(1822年)署河南巡撫，擢左都禦吏，道光六年授戶部尚書，十一年署直隸總督，十二年管刑部事，十五年授協辦大學士，十八年(1838年)拜東閣大學士。他於道光五年被任為軍機大臣，連續擔任此職十七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死時為止。
王鼎在擔任上述官職期間，忠於職守，頗具政績。他精明認真，“在戶部十年，綜核出入，吏莫能欺。”“管刑部最久，總覽巨細，閱常牘必竟，多所平反”。地方上官吏有疑案不能解決，他總被派去主持審斷，“先後曆九省，讞獄三十餘，多得其實，有所彈劾，雖大吏無少瞻徇”。因而受到民眾的稱頌。在改革河務、鹽政等方麵，也都收到相當成效。特別是道光十年在清查淮鹽時，“就舊章大加厘剔，使射利者無可借端，欠課者無可借口”，並擬定章程十五條，建議裁撤兩淮鹽政，改歸兩江總督辦理，以一事權，使當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得以銳意興革。“準綱自此漸振，鼎之力也”。
在禁煙運動和鴉片戰爭期間，王鼎支持林則徐的嚴禁鴉片吸食和販賣、堵絕鴉片進口的堅決措施，堅持主張抵抗英國的侵略。他對林則徐因嚴禁鴉片和抵抗侵略而遭革職遣戍，極為憤慨不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黃河於祥符(今開封市)決口，王鼎被派往主持治理，八月轉署東河河道總督。當時許多人都認為水勢方漲，不宜遽塞，主張遷省城“以避其衝”，他力排眾議，並毅然承擔重任，保證於“冬、春之交集事”，如辦不到，“願執其咎”。在他主持和指揮下，果然於第二年二月勝利竣工。費用既節省，工程進度又很迅速，大大超過以前大的水利工程。王鼎因此被敘功，晉太子太師。在這次治河工程中，他特地保薦林則徐前往襄辦。林是治水能手，對水利建設有豐富的經驗，因而對他幫助很大，使工程得以順利完成。他原擬借留林則徐在河工立功以免遠戍，但道光帝於河工完成後竟命令林則徐仍由工次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對此，他感到異常氣憤，雖然他個人受到獎賞，卻極為不滿，回到北京後，他向道光帝麵奏反對與英國議和，力保林則徐可用。他激動地拉著道光帝的衣襟慷慨陳詞道：“皇上不殺琦善無以對天下，老臣知而不言，無以對先皇帝。”但道光帝這時已決定向英國侵略者求和，早在這以前就已重新起用投降派伊裏布並任命另一投降派重要分子耆英為署杭州將軍前往浙江準備與英國進行和談活動，因而對王鼎的意見絲毫不加理會。這年(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王鼎懷著極度悲憤的心情，懸梁自縊，以身殉國，他留下遺折數千言，“具論和議大非至計”，請求“罪大帥，責樞臣”，“劾大學士穆彰阿誤國”，企圖以死來感動和喚醒道光帝，糾正其錯誤的對外方針。
王鼎的死，實際是對清政府對外妥協投降路線政策的一個抗議。林則徐在西戍中得悉王鼎死訊時無任悲憤，特寫下律詩《哭故相王文恪公》，其中有
麥廷章
麥廷章(？-1841)，廣東鶴山(今廣東省高鶴縣西南)人。行伍出身，曆任把總、千總、守備、都司等職。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廣東水師中任署提標左營遊擊。他參加了這年七月九龍的前哨戰和九月的穿鼻洋之戰，都表現得很英勇，擊退了來犯的英艦，取得了以少勝多的戰果。在道光二十一年二月(1841年2月)英艦大舉進攻虎門的戰役中，他協助水師提督關天培駐守靖遠炮台，堅持到最後，壯烈犧牲。林則徐把他和關天培並稱為“雙忠”。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1839年7月中旬)，在林則徐主持的虎門銷煙已全部結束後，英國侵略者不甘失敗，準備乘隙挑起戰端，英國駐東印度防區艦隊司令馬他侖在他致英外相巴麥尊的報告中表示，他將派遣裝有二十八尊大炮的巡洋艦窩拉疑號(或譯作伏萊基號，中國史書上作士密船)和擁有七十四尊炮的威裏士厘號兩艘兵艦來華，隨後不幾天，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窩拉疑號就出現在廣東海麵。由於“有了這樣的武力在他的支配之下”，義律變得強硬了起來，三天之後，他就派船開始向廣東水師發起了挑釁，這便是義律的九龍偷襲戰。
九龍之戰發生在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下午。那天，窩拉疑號船長士密(或譯作斯密斯)乘坐軍用小艇路易沙號和隨行的大小四艘兵船駛進九龍灣的九龍山附近海麵(今香港島與九龍之間)，以“遞稟求為買食”，突然“出其不意”，“將五船炮火一齊點放”，向駐守在那裏的大鵬營參將賴恩爵帶領的三隻師船射擊，當時麥廷章正協助賴恩爵帶領師船在九龍山口岸進行巡邏“查禁接濟，防護炮台”，當即在賴恩爵的指揮下率水師兵勇與炮台弁兵，施放大炮予以還擊。戰鬥進行了五個小時，英兵死傷狼藉，僅海麵撈起的浮屍就有十七具，劍橋號的艦長道格拉斯(或譯作得忌剌士)“被打穿了胳臂”，中國士兵死二傷六。這場戰鬥，中國獲得全勝，英船隻得狼狽逃竄。據當時參與這場戰事的一名英國軍官亞當·艾姆斯裏記述，中國水師船和炮台上的炮火都“打得頑強而相當準確”，使英國士兵“人都癱瘓了”，“說不出話來”，以致這個軍官最後說：“我希望我絕對不再參加這種戰鬥，從這次戰鬥裏，我們已經被揍得很夠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