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陳與燊
福建閩縣（今閩侯）人。字癒心。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恨清廷柔暗誤國，投入報界，掌筆政，因持論不利於清廷被禁。
1908年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並加入同盟會。
1911年（宣統三年）春聞廣州將有大舉，遂馳抵香港，曾被派赴台灣籌款。
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發動，他參加攻打兩廣督署，力竭被捕，從容就義。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李德山
廣西羅城人。字澤三。
少習技擊，從學者眾。憤清廷暴橫，常向徒眾傳播反清思想。
1902-1903年（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間，聯絡柳州陸阿發等密謀起義，為清吏疑忌，潛歸鄉裏。
1904年龍岸紳商議辦團練，推他為管帶，旋奉清軍統領黃忠浩命招撫綠林。他乘機對所招綠林說以大義，未幾謀泄，被捕入獄，數月始出。
1908年秋與同誌數人在柳州創辦樟腦公司及華熙客棧，作為革命機關，並測繪柳州城地圖，以備起義之用，又遭清吏猜疑，乃走廣州。
1910年（宣統二年）廣州新軍起義時，擬為內應，未果，經平南還鄉，繼續從事革命活動。4月再次被捕入獄，得保獲釋。
1911年3月至廣州，結識黃興。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發動，他參加攻打兩廣督署，奮勇當先。繼而轉戰至高陽裏米店，積米為壘拒敵，次日力盡被捕遇害。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陳文褒
廣東大埔人。家貧。經商於惠州、南洋，結識革命黨人，遂加入同盟會。
時清廷假名撫慰，派楊士琦至南洋，偵探革命黨人行動，他斥楊為“滿奴”。楊睹勢不利，當夜即乘船歸。
1911年（宣統三年）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時，約定他在城外發難，嗣因子彈未至，不能與城內並發。聞城內槍聲，乃急至城，途中遇送彈者，囊彈而入，參加攻打督署，中彈犧牲。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李文甫
廣東東莞人。字熾。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香港結識汪精衛、胡漢民，共組同盟會南方支部，並奔走內地，從事聯絡。旋任《中國日報》經理，兼主《時事畫報》筆政，積極宣傳革命。
1910年（宣統二年）參加廣州新軍起義。
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發動後，與林時塽等為前驅率眾攻打督署傷足，轉戰至北較場，被捕就義。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饒國樑
四川大足人。字作霖，一字紹峰。
畢業於陸軍速成學校，充新軍第六十五標見習官。有誌革命，遂赴上海，曾任中國公學舍監。後至香港，識黃興，加入同盟會，複返雲南。同盟會計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他應約赴香港。
1911年（宣統三年）4月27日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中參加“選鋒”（敢死隊），領二十餘人在蓮塘街阻擊清巡防營，殲敵頗多。因敵軍大隊湧至，他退至大北門，誤入敵營被捕，遂遇害。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宋玉琳
安徽懷遠人。一名豫琳，字建侯。曾入安慶新軍，充某標秘書。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參加熊成基領導的安慶起義，失敗後逃亡。
1910年（宣統二年）複返安慶，謀起義不果，入高等巡警分校肄業。
1911年春赴廣州參加黃花崗起義，與饒輔廷負責製辦糧餉。4月27日起義發動，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旋至華寧裏，彈盡被捕，慷慨就義。
林文
福建侯官（今閩侯）人。初名時爽，字廣塵。
1905年留學日本，始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繼改入日本大學法科。
1905年8月，參加同盟會，任福建分會會長，並參加《民報》的經理工作。後多次參加同盟會所發動與領導的武裝起義，往來於南洋和香港之間。
1911年（宣統三年）應黃興與趙聲之約由日本回國參加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4月23日潛入廣州。27日起義發動，隨黃興攻督署，奮勇當先，衝出督署後中彈犧牲。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喻培倫
四川內江人。字雲紀。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留學日本，先後入警監學校、經緯學校、大阪高等工業預備學校及千葉醫學校。
1908年夏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曾鑽研化學，研製炸彈，並與黃複生、黎仲實等組織暗殺團。
1909年（宣統元年）8月到漢口，謀炸端方，未果。後赴北京，設守真照像館為機關，於次年3月31日夜在什刹海甘水橋下安置大型炸彈，謀殺清攝政王載灃。事被發覺，複走日本。
1911年參加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炸破督署後牆，攻入督署，再攻督練公所，一路奮勇當先。因彈盡力竭，為清軍所俘，壯烈犧牲。葬於廣州黃花崗。為“七十二烈士之一”。
1912年2月，南京臨時政府追贈為“大將軍”。
楊洪勝
楊洪勝（1886-1911）辛亥革命烈士。早年務農，後入行伍，先為綠營兵，後入新軍為正目。1911年初，加入文學社，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文學社和進會聯合策劃共起義時，負責運送軍火。10月8日，他運送炸彈分赴各營，一彈爆發，身負重傷，旋即被捕。後與彭楚藩、劉堯徵（水旁）同時被害於總督衙門前，臨刑時高呼口號。
劉複基
劉複基（1884-1911）近代民主革命者。字堯徵，湖南常德人。早年受黃宗羲、顧炎武的影響。1904年加入華興會，旋發動長沙起義，未成，次年流亡日本，加入同盟會。1906年回國，往返於湘、鄂間，運銷《民報》，奔走革命，1909年赴上海創《競業旬報》，後至武漢主辦《商務報》，宣傳革命思想不遺餘力。同年創立群治學社；後遭清廷破壞，複改群治為振武學社；旋又遭破壞；再改名文學社，並任文學社評議部長。為加強革命黨人的武裝力量，遂投筆從戎，加入湖北新軍。1911年夏，文學社與共進會聯合，準備發動起義，他任臨時總司令部參議。由於孫武試製炸藥失慎爆炸，起義機關暴露，他亦被捕就義。臨刑時猶呼“同胞速起，還我河山”等口號。
彭楚藩
彭楚藩（1884——1911），原名潭藩、家棟，字青雲，世居鄂城東門，後遷華容涼亭村。楚藩童年就讀於私塾，致力經史，稍長便能以詩文抒發大誌。20歲在家鄉附近的廣福寺教私塾時，閱讀過《猛回頭》、《革命軍》等書刊，接受了進步思想。1906年夏，湖北新軍炮兵標統萬廷獻回本籍招兵，楚藩遂決意投筆從戎。入伍後，結識了張難先、劉靜庵等民主誌士，不久，加入革命組織“日知會”被破壞後，劉靜庵下獄，楚藩涉嫌被逐出炮隊。
1910年，彭楚藩考入湖北憲兵學校，畢業時充任憲兵，因勤於職守，學術均優，被升為憲兵營正目。時值“文學社”、“共進會”在新軍中發展，楚藩於1911年初加入“文學社”，曾毅然剪辮，以示革命決心。其時，革命黨人欲以“文學社”、“共進會”為基礎共圖大舉，可是兩組織不易聯合，為協調，楚藩又慨然參加“共進會”，以雙重會員身份，翰旋於會、社之間，力促其成，因此，被大家舉為兩組織的憲兵營代表，負責聯絡糾察。
1911年6月，“共進會”活動經費奇缺，適逢該會會長劉公攜巨款來漢，黨人希望他資助革命，但又無法可施。彭楚藩遂自告奮勇，身著憲兵製服訪劉：“聽說你準備北上捐道台？”劉怫然道：“買官乃家父之意，我不過借此向家中索款輸助革命。”彭楚藩伸手道：“目前新軍運動成熟，隻是缺乏舉事資金，既然如此，請把彙票交給我們！”劉不悅：“這筆款子，頂好由我保管。”彭楚藩地站起身，聲色俱厲：“共進會”已選有管財務的負責人，你卻不願把錢拿出來，難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那好，這是你的手跡嗎？我將持此首告於官。“說著，出示劉從東京“同盟會”抄回的革命方略。劉公無奈，隻好盡數拿出銀票。
同年9月的武漢形勢，已如箭在弦上。為適應革命的需要，24日，革命黨人在武昌胭脂巷召開大會，成立湖北革命軍總指揮部。會上通過了《人事草案》，任楚藩為軍務籌備員。會議還決定中秋節湘鄂聯合起事。會後，出入楚藩寓所的黨人眾多，經常通宵達旦地謀劃起義的具體方案。中秋在即，為確保不誤事機，也顧不得合家團圓，楚藩遂將妻子女兒打發回華容。後因湖南“準備不足”，起義時間延緩。在舉事籌備期間，楚藩利用職事之便，出入敵對營壘，刺探官府詭密。當清吏偶察黨情，問及憲兵時，即陰為調護，黨人因此少觸羅網。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機關檢驗炸藥失慎爆炸，事泄，當場捕去劉公胞弟劉同等多人，黨人的名冊、旗幟、印信等也均為清方所獲。清湖廣總督瑞得報，立即下令全城戒嚴，按名捕殺。頓時，城門緊閉，屠手四出，一張大網撒向武漢三鎮，黨人同誌均被困於各處，無法互通音訊，生命危在旦夕。楚藩得知此事，即趕至武昌小朝街85號軍事指揮部商議。蔣翊武主張延遲舉事日期。劉複基霍地拔出手槍，憤然道：“不可！現在形勢如此危急，你作為總懷念卻猶豫不決，難道真個貪生怕死嗎？”鄧玉麟也焦慮道：“劉同年輕，恐怕一經刑訊，就會盡情吐實，我們就都活不成了。”楚藩輕輕撫拍著蔣翊武的頭，戲謔地說：“如不立即下手，我看你這頭，怎麼保得住？”“你們真以為我怕死嗎？大好頭顱，同拚一擲！”蔣翊武勃然大怒，遂下令於夜半發動起義。
尚水到夜半，清軍警破門而入，楚藩從樓窗跳下後，被圍在一個巷子裏，他身著憲兵服，本可昌充前來拿獲黨人的清方軍警，但他決計與其他同誌共存亡，自稱革命黨人，與劉複基等人一起被捕。
深夜，清督署開庭張燈會審，先提彭楚藩。主動脈審官鐵患見著憲兵服，想到自己的妹夫是憲兵營管帶，憲兵營出了革命黨，不僅連累妹夫，於自己也不好看，便有意開脫道：“你是憲兵，是去捉革命黨的吧？”彭楚藩大笑說：“我就是革命黨！”鐵忠喝斥道：“你身為憲兵，應知王法受皇室俸祿，應愛護大清，而你竟敢謀反，該當何罪？”楚藩厲聲反問：“所謂俸祿，是我漢族同胞的血汗，吃同胞的飯，為同胞報仇，這是理所當然，何罪之有？”其時，他氣憤語塞，作手勢索來紙筆書供：“自韃虜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興獄蓄發罹罪，殘暴數百年，與我漢族不共戴天。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以”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之手段，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民族之淪亡，同伸革命救國之大義，是天經地義，責無旁貸”。鐵忠等看後，大驚失色，但仍不甘心地說：“你如執迷悟，罪不容誅；若能認罪服法，可以免死”。他冷笑道：“我既從事革命，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要殺就殺，何必多言！”鐵忠知不可屈，經稟明瑞，於次日黎明前，將彭楚藩、劉複基和楊洪勝押到督署東轅門內斬首示眾。
烈士的鮮血，澆劇了革命烈火，革命黨人矢誌報仇，決心拚死一戰。當晚7時許，工程營打響第一槍，黨人同誌踏著先烈的血跡，高呼“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雖三烈，覆清必楚；三烈在前，我們在後”的口號，猛攻督署。經過一夜浴血奮戰，11日首義成功，全城漢幟飛揚。幾千年的封建帝製，在辛亥革命中急劇解體。
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找到烈士遺體，將屍、首縫合，裝棺入殮。因時值陽夏之戰激烈，遂停放於武昌紫陽路皇殿，供革命黨人祭吊。南北議和告成，武昌軍政府下令開吊3日，隨之移棺鄂城。移棺當天，棺前紮龍頭，棺後紮龍尾，32人搖龍抬棺，200名士兵列隊護從，鼓樂軍號開道，旗幡聯幛蔽日，綿延數裏。武昌全城閉市，所經沿街擺設香案，各界人士揮淚拜送。南京臨時政府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及武昌軍政府全體要員，均親自送靈柩至碼頭上船，再派20艘炮艦抗航出武漢港。棺至鄂城，軍民皆燒香化紙，燃鞭放炮，設案祭奠，把酒酹江，鼓樂喧天，迎送上西山，安葬於靈泉寺大雄寶殿後。
因彭楚藩曾字青雲，為紀念烈士，其家鄉華容曾改名“青雲”鄉。鄂軍政府改武昌紫陽路皇殿為“三烈士祠”，還在武昌命名有“三烈士街”和“彭劉楊路”，並於三烈士慷慨就義處建置紀念亭供後人瞻仰。解放後，鄂城縣政府、政協曾撥款修整烈士墓，墓前的門牌上撰刻著“浩氣貫長虹黃帝子孫原有種；紅旗光大地人民事業正無疆”的對聯，墓後的青鬆翠柏四季長青。如今，該墓被烈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遊人至此，總要肅立致敬，頃懷這位辛亥革命先烈。每逢清明時節，人們紛紛結隊前往憑吊祭掃。
劉誌丹
劉誌丹，生於1903年，陝西保安（今誌丹）人。少時曾就讀於縣立高等小學。1922年，考入榆林省立第六中學，接受老師、共產黨員魏野疇、李子洲的影響，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1923年，任榆林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領導榆中學生反對舊勢力的罷課鬥爭，取得勝利。後加入青年進步組織“共進社”。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作為陝北學生代表參加全省學聯代表大會和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五卅”運動爆發後，黨號召青年學習軍事，他毅然投筆從戎，抱定“走最艱難的路”的決心，赴廣州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學習。1926年畢業，參加東路軍北伐。同年冬，被派到馮玉祥國民聯軍，任第四路軍黨代表兼政治處長，以新的思想訓練軍隊。
1927年6月，馮玉祥“清黨”時被押解出河南。後回到陝西，擔任中共省委交通，做秘密聯絡工作。1928年春，被派到許權中（中共黨員）旅加強黨的領導。同年4月，與謝子長、唐澍等領導渭華起義，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起義失敗後，回陝北，任保安縣教育局督學員，成立永寧山中共支部，任書記。同時，擔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積極主張並著手進行革命武裝鬥爭。並一度任中共陝北特委書記。1929年春，與共產黨員曹力如、王子宜通過合法鬥爭，挫敗當地惡霸，奪取保安縣民團團總職務，將民團改造成黨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同年7月，當選為中共陝西省委候補委員。1930年春起，先後打入陝甘寧邊界軍閥部隊和民團進行兵運工作，曾收繳太白鎮兵團槍枝，籌劃三道川、職田鎮起義。1931年夏，組織南梁遊擊隊，開展革命武裝鬥爭。“九一八”事變後，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任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隊長。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任第三支隊隊長。不久，任遊擊隊總指揮，與謝子長等領導開辟照金革命根據地。他從長期武裝鬥爭的經驗中認識到軍事鬥爭必須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曾受到“左”傾冒險主義領導人的打擊，但他顧全大局，協助其他同誌進行工作。1933年10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同年底，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參謀長。不久，任師長。1934年秋，任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同時兼任軍政幹校校長。領導紅軍粉碎了國民黨軍無數次的進攻和對陝甘邊的重兵“圍剿”，開辟了以南梁為中心、擁有10餘縣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陝甘紅軍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軍委前敵總指揮，指揮紅二十六、二十七軍主力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連續攻占6座縣城，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把陝甘邊和陝北革命根據地聯成一片，形成20多個縣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遊擊區達30餘縣的根據地，紅軍和遊擊隊發展到近萬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北上，創造了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8月，指揮擊潰閻錫山部兩個旅，沉重打擊了國民黨東線“圍剿”軍。9月，陝北紅軍和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二十五軍會合，組成紅十五軍團，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隨即與徐海東一起指揮殲滅國民黨一個師，取得勞山戰役的重大勝利。10月，在肅反中受到誣陷，在看到逮捕他的密令後毅然前去，在監禁中備受折磨。同月下旬，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後獲釋。先後擔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辦事處副主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紅軍北路軍總指揮和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等職。
1935年底，與毛澤東、彭德懷聯名發表《告陝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號召勞苦群眾爭當紅軍，用戰鬥開創美好的社會。1936年2月，與宋任窮奉命率紅二十八軍東渡黃河參加東征，迭敗敵軍。4月14日，在攻占山西省中陽縣三交鎮戰鬥中，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不幸中彈犧牲。同年，中共中央決定將他的家鄉保安縣改名為誌丹縣，以示對他的永久紀念。隨後，興建了烈士陵園。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袖都為他題了詞。
楊瑞符
楊瑞符，字節卿，天津市靜海縣人，1902年出生，1921年入伍，在吳佩孚部隊任排長，1921年編入國民革命軍88師524團，先後先後任排、連、營長，後晉升為團長。死後贈陸軍少將軍銜，是孤軍奮戰“四行”的指揮者之一。
1937年8月13日，日軍占領上海。同年11月26日，楊瑞符率八百壯士在完成掩護“大部隊西撤任務”後，留守閘北，堅持抗擊日寇，在一天深夜開入四行倉庫構築工事。上海頓時沸騰起來，白天人們競相捐助食品，夜晚悄悄運進四行倉庫支援抗戰。成千上萬的市民自動聚集在新垃圾和塢鎮路橋的南端，仰望四行倉庫房頂上的一麵中華民國國旗在敵軍包圍中高高飄揚；數著沿河邊衝向四行倉庫的敵兵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被擊倒；目擊從六層樓上吊下一個身上綁著數枚手榴彈的戰士衝向十來個貼近四行倉庫的敵群，拉響手榴彈，與敵同歸於盡，更是感動極了！人們含著熱淚，用悲壯顫抖的聲音呼出了“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楊瑞符帶領八百壯士，堅守四行，為了捍衛國土，他們的誓言是“寧可死、不退讓，寧可死、不投降”。在整個戰鬥中臨危不懼，與窮凶惡極的日本侵略軍展開了驚泣鬼神的浴血奮戰，打退日寇從四麵八方發動的多次猖狂進攻，致使敵軍傷亡慘重。這一壯舉，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大滅了侵略者的威風。勝利消息傳出，震驚海內外，舉國歡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誌。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八百壯士的吼聲》評論，充分肯定了這一戰績的偉大勝利。
“鬆滬戰役”結束後的1939年5月，戰功赫赫、九死一生的楊瑞符將軍，奉命帶著他的妻兒及負傷的內弟來到大後方，選址於山清水秀的合川銅梁洞二仙觀養傷。在養傷期間，合川社會各界和絡繹不絕的市民前往二仙觀拜望這位抗日英雄。在此期間，楊瑞符將軍將孤軍奮戰四行的詳細經過寫成《孤軍奮鬥四日記》，發表在1939年6月12—17日《合川大聲報》副刊上，極大地鼓舞了合川民眾的抗日激情。1940年初，楊將軍在鬆滬戰役中留下的槍傷複發，經送重慶搶救無效，病故於醫院，終年37歲。遵照楊將軍生前囑咐，由民生公司的船隊將其靈柩運回合川時，城關鎮一千餘市民胸戴白花，聚集在小南門碼頭，以悲痛的心情，迎接英雄遺體，並護送至銅梁洞，安葬於二仙觀左側。當時，二仙觀道長譚遁九感於與楊瑞符將軍萍水相逢，交往莫逆，對其抗日殊勳十分崇敬，將自己多年積蓄捐出，購置楠木棺材一副，埋葬忠骨，以示道家愛國愛教之意。縣人胡南先、歐陽伯森等人又發起募捐，為楊將軍修了紀念塔，塔上刻有孤軍抗日的碑文。墓前還立有石碑一塊，上刻：“抗日將軍楊瑞符之墓。每年，均有成佰計千的市民和學生到此祭拜英雄。
馮玉祥
馮玉祥，原名基善(1882～1948),字煥章,安徽巢縣人。中國近代軍事家、愛國將領，國民黨軍陸軍一級上將。清末入淮軍當兵，後投北洋軍，升任河南督軍及陸軍檢閱使等職。反對袁世凱稱帝，討伐張勳複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府，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他脫離直奉軍閥，改所部為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並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家大計。不久，迫於奉、皖軍閥的壓力，赴張家口任西北邊防督辦，將第一軍改稱暫編西北陸軍。
1926年秋在綏遠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軍聯軍(後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並率部參加北伐戰爭，出兵潼關，會師中原。
1927年一度附和蔣介石、汪精衛清黨反共。因與蔣發生利害衝突，1930年聯合閻錫山、李宗仁等舉兵反蔣介石，爆發中原大戰，失敗後下野，所部被蔣收編。
九一八事變後，馮積極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3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與吉鴻昌、方振武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總司令，後被蔣介石所迫辭職。
193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抗日戰爭爆發後，相繼任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不久被蔣介石排擠，被迫離職。
1946年，被迫以水利考察專使名義出訪美國。抗戰勝利後，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要求組織聯合政府。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馮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政治委員會主席。是年7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於9月1日因所搭輪船經黑海時失火遇難。馮玉祥勤奮好學，崇尚簡樸。以治軍嚴、善練兵、注重近戰和夜戰著稱。
姚瑩
姚瑩(1785-1853)，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台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的著名愛國官員。他與林則徐、魏源，同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
姚瑩字石甫，號明叔、東溟，晚號展和，安徽桐城人。出身封建士大夫世家，且有家學淵源。“瑩之學源，於從祖鼐”，其從祖姚鼐，係清代桐城派著名文學家，家中藏書頗多。姚瑩從小好學，對書無所不窺，往往“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其“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次年招入粵督百齡幕府，當時海寇騷擾，日事招討，因而得知海上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縣知縣，辦事幹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無論貧富，秉公斷獄，漳人大悅，被譽稱“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台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通判。在任期間，他多方規劃，建造城垣衙署，改築仰山書院，大力鼓勵人民開墾，興利除弊，積極促進漢族人民與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團結友好，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政聲震一時。後來，因龍溪別案，受害革職，“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相交遊，講究經世之學，關注國計民生，時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間，任江蘇武進、元和知縣。當時，道光帝詔諭朝廷內外大臣舉薦人才，姚瑩為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所器重，力薦朝廷，皆認為“可大用”。林則徐推薦姚瑩的評語，尤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任閩省，聞其曆著政聲，自到江南，曆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於是，升為高郵州知州，未赴任便調署淮南鹽監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見，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於次年授台灣兵備道，賞加按察使銜。
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性過剛，同官鮮與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至台，彼此“亦有齟齬”，曆經兩年，姚瑩待之以誠，達洪阿深為佩服。某日登門謝過，他對姚瑩說：“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自後諸事悉聽君，死生福禍願與共之”。於是，結成兄弟之交，相互團結合作，以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領導台灣軍民抗英，屢次取得重大勝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瑩認為“非此不能力去沉屙，振啟聾瞆”，並會同台鎮出告示嚴申禁煙，命營弁嚴加查拿，“有買賣鴉片者分別搜拿封毀”，“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是各地煙館，紛紛關閉，一時鴉片幾絕。林則徐赴粵查禁海口事件後，姚瑩對英國軍事侵略保持警惕，認為“夷情狡譎，絕其貿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勢之必然者。”
姚瑩會商總兵達洪阿，對守衛台灣，采取“以守為攻，誘敵入境”策略，保固藩籬，“不禦敵於港門之外”而“誘之登岸以取勝”。認真訓練水師，嚴格選擇將帥，積極修整炮台船隻，添置輪船彈藥，加強沿海巡邏、稽查，嚴防鴉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艦闖入台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麵挑釁，姚瑩即令水師出擊，英艦狼狽向西南大詳逃竄。七月，他向閩浙總督鄧廷楨提出募壯勇、練水勇、雇快船等七條防英急務。並且，親自巡視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淺，查明船隻炮位配備，進而製定台灣十七口設防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艦第二次進犯台灣，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艦“納爾布達”號駛入雞籠(基隆)，攻打二沙灣炮台，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英艦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英軍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官兵與壯勇結合，分頭追擊，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新式大炮十門。
為了進一步加強防禦，姚瑩積極組織民力，即發諭示數百道，由各地耆壯，申約連莊，添練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鄉勇從原一萬三千餘人增至四萬七千餘人；並且，揭露英軍野蠻逞凶罪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又頒發告示，實行信賞必罰，“如兵民奮勇破夷，凡所獲夷船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於是，“台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鹹奮於殺敵。”
九月，英軍攻陷定海後，借口索還上次戰俘，於十三日淩晨，再到雞籠窺伺，進攻二沙灣、三沙灣，受到當地軍民還擊，英艦見我人眾山險，不敢仰攻，午時逃駛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艦三隻，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采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奸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六十人，漢奸五人，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後來，英軍勾結草鳥船，侵擾台灣，又遭失敗。
同年七月，耆英、伊裏布代表清朝政府與英軍頭目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交換戰俘。九月，璞鼎查在廈門發表文告，進行訛詐，誣蔑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幹戈複起”。耆英勾結穆彰阿危詞恫嚇，相繼彈劾，充當侵略者幫凶，加罪姚、達，聲稱“該夷之欲求伸冤，尚非無端啟釁”，“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脅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台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係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台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台挫衄之恥”。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係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台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台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
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已決定對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台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台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台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但，在輿論壓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放他出獄。十月，貶謫川、藏。
姚瑩懷著愛國義憤，抨擊“和局”。“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淩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既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而“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汙穢。”回顧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正由中國書生狃於不勤遠略，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而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對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皎然者矣。”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須首先了解外情。
其實，遠在嘉慶年間，姚瑩就開始“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在台灣抗英鬥爭中，他重視仿求英艦“堅大”、“靈捷”要領，主張督造“巨艦”，仿鑄“夷炮”；而鴉片戰爭後，他更加注意時事與世界大勢，熱心搜購外國曆史、地理、政治、經濟書籍，並縱論時事，指陳得失，積極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在西南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著《康輶紀行》一書，旨在“知彼虛實”“徐圖製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他說：“瑩為此書，蓋惜前人之誤，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該書對英法曆史，英俄、英印關係，印度、尼泊爾、錫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問題，都有所闡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
道光三十年(1850年)鹹豐帝即位後，因鎮壓農民起義的需要，他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未行，擢為廣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廣西參與向榮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後辦糧台，尾追太平軍至湖南，病死軍中。他生平著作，有《中複堂全集》。
鄒伯奇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外采取閉關政策，嚴重阻礙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加以在思想上實行禁錮的愚民政策，一直沿襲著以八股文為主要形式的科舉製度，致使中國對西方世界茫無所知，中國的科學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鴉片戰爭一爆發，明顯地暴露了中國這方麵所存在的嚴重弱點。為了抵製資本主義國家堅船利炮的襲擊，保衛祖國的獨立與主權，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如林則徐、進步的思想家如魏源等，在“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指導下，注意了解和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一些有心的愛國誌士更行動起來孜孜於學習與製造西方的新式武器，以求在實踐中抵製英國的武裝進攻，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這些人中，丁拱辰、鄒伯奇則是其中的佼佼者。
鄒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又字一鶚，廣東南海人。鄒伯奇在科學上是個多麵手。他在數學、物理、天文、地理、儀器製造上都有較深入的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就，是中國近代史早期即鴉片戰爭時候出色的科學技術發明家。
鄒伯奇出生於南海縣泌衝堡，從小聰敏過人，為邑諸生，但他淡於功名利祿，不赴科舉，經常“閉戶覃思”，用心鑽研。南海縣誌稱他“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無不洞達，而尤精於天文曆算，能薈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為吾粵向來名儒所未有”。他能以自己掌握的科學知識來解釋自然現象，用以破除人們的封建迷信觀念。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後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當時鄒伯奇的朋友中，有“侈語災祥者，謂已亥(即1839年)禁煙之日，太白經天，以後幹戈不絕，以為兵兆先見”。鄒伯奇即指出，“星變若關災祥，必無行度可稽，隻可驗於將來，不能定於先事。吾語子，明年七月，太白又經天矣。即手繪圖示之。逾年驗之，果然。”就這樣，鄒伯奇恰當地運用科學知識來破除借迷信來反對禁煙的謬說。
鄒伯奇在當時很簡陋的條件下，對光學進行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國攝影機的最早製造者，他寫過對古代所謂“格術”和關於“取景器”的光學論文。他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因用鏡取火，受到啟發，製成了“取景器”，並在此基礎上，加上快門和底板，而發明了攝影機，他自拍的一張照相底片一直保存到現在，目前在廣州越秀公園鎮海樓廣州市博物館內還陳列著他自攝的一張照片。在歐州，1839年發明了銀板照相法，鄒伯奇的發明較之歐洲隻晚了幾年時間。他發明的科學儀器有一些還完好地保存到現在，如在廣州市文管會和廣州市博物館還保存和陳列有他發明的“日夜晷”和“七政儀”等。“日夜晷”是在白天利用日光照射投影，晚間利用節氣和星宿位置來確定時刻的一種計時儀器，他利用這種辦法推算出《廣州日夜晷運行時刻圖》。“七政儀”應稱“太陽係表演儀”，是由他製作的我國早期表演哥白尼日心地動學說的一種天象儀器。它的製作，是我國科學家把哥白尼學說予以實際運用的首創。這種儀器由一個四足圓盤底座和太陽係各星球的模型兩部分構成，圓盤中心直立一金屬軸，上端安一大圓球表示太陽；在“太陽”下麵安有八個環套在軸上，各環外各水平麵上接裝一金屬杆，末端各垂直向上安裝星球模型。各模型可以繞軸旋轉，直觀地表演太陽係各行星繞太陽運行的規律。八個圓環的支杆上各有一組星球，中間有一個大球表示“行星”，大球周圍的小球表示“衛星”。這架“太陽係表演儀”以形象的實體表現了天體太陽係的真實情況，在我國近代史初期對於破除“天動地靜”、“天圓地方”、“日月眾星皆斜繞大地(地球)而行”，以宣揚“天尊地卑”的長期流傳的錯誤說法起了積極作用。它對魏源在《海國圖誌》中輯錄以介紹和宣傳哥白尼日心說的有關譯文進行直接的配合，有力地批判了當時的一些所謂宿儒阮元、戴熙等的上述謬說。此外，鄒伯奇尚製作有天球儀(在我國古代稱為“渾球”或“渾天象”)為自康熙年間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設計製作的在我國流傳至今的第二架天體儀。這架天體儀體積不大，設計精巧，連底座在內通高不過50公分，從結構到形式都具有中國的特色，與南懷仁所製作的那一架不同。
鄒伯奇還精於測地繪圖，在這方麵“尤多創解”，他的家鄉南海縣的縣誌地圖都是他“手定義例”，被評為“跬步密測，密合無憾，雖以西人為之微妙不是過也”。
同治三年(1864年)，郭嵩燾任廣東巡撫時，“以伯奇專精數學，特薦於朝，請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清廷命地方官谘送鄒伯奇到北京任職，鄒伯奇“堅以疾辭”。與此同時，曾國藩為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以兩江總督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內設學堂，“請伯奇以數學授生徒，屬前任督學劉熙載致意”，鄒伯奇還是拒絕征調，一直家居養母，堅持清貧生活，直到幾年後去世。
鄒伯奇的著作稿經其後人整理成《鄒征君遺書》，內容包括數學、天文、地理、測量及經史等，範圍廣泛。
張維屏
“三元裏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
因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
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
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
上麵是題為《三元裏》七言長詩的開頭部分，它記錄了廣州三元裏人民抗英鬥爭的真實情景。詩的作者是當時著名詩人張維屏。
張維屏(1780-1859)，字子樹，又字南山，號鬆心子。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嘉慶九年(1804年)中舉人，道光二年(1822年)四十二歲時成進士，先後出任湖北長陽、黃梅、江西泰和等縣知縣和湖北襄陽、江西袁州、南康知府。他為官清廉，被上司稱讚為“盡心民事，深洽輿情”。五十七歲時告老還鄉，優遊於名山勝地，以詩酒自娛。
張維屏擅長於詩，少年時即以能詩名，至北京，被稱為“詩壇大敵”，《番禺縣誌》說他“詩名滿海內”。他還善於書法，精通醫術。中年時在北京與林則徐、黃爵滋、龔自珍、魏源等相結識，以唱和為樂，反映出他們之間的共同的政治傾向和情趣。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奉命赴粵查辦鴉片，張維屏已退休在家，林則徐曾專誠去拜訪他，征求禁煙諸問題的對策，並邀他和一些廣州紳商研究設局收繳煙土煙槍等事。鴉片戰爭爆發後，張維屏目睹英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激發了愛國熱情，寫出了一些格調高昂，歌頌人民群眾和愛國官兵英勇抗敵的詩篇，其中著名的如歌頌三元裏人民於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841年5月30日)抗英鬥爭的《三元裏》和讚揚陳連升、葛雲飛、陳化成堅貞不屈，捐軀報國的《三將軍歌》等，前者熱情奔放地描繪三元裏人民的反侵略鬥爭，滿懷悲憤地譴責奕山、餘保純等為英軍解圍的可恥行徑；後者對英勇抗戰，壯烈殉國的“二陳一葛三將軍”深情謳歌，表彰他們的愛國精神。這些詩在當時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成為鼓舞愛國主義精神的有力武器。已故的著名文學家、專事搜集民間文學作品的阿英(錢杏村)曾稱讚張維屏的這些詩是鴉片戰爭中“最具有燦爛不朽光輝”的“英雄史詩”，給予它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