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議論說你和裏根夫人很不相同，你能說說這個不同嗎？”
“什麼？是的。”巴巴拉說。“南希的衣服尺寸是4號，我的是44號”
這兩個女人之間的差異在10年後變得更明顯。但即使在1980年，她們之間也很少有共同點。雖然她們兩人都是史密斯學院的學生——南希是1943班級，巴巴拉是1947班級——巴巴拉因結婚中途退學。兩人都出身於辱罵過埃莉諾·羅斯福的家庭，而且兩人都同各自崇敬的男人結了婚，但這些都不是使她們能夠成為朋友的相似點。從氣質上說，這兩個女人是互不相容的。
盡管如此，這兩對夫婦在第二天還是離開底特律，去參加在休斯敦舉行的群眾集會，向公眾顯示了他們的團結。喬治·布什出生於馬薩諸塞州的米爾頓，現在稱休斯敦。“我們全都飛到休斯敦去同喬治和巴巴拉·布什以及他們的兒子傑布一起吃午飯，9莫林·裏根回憶說。“我們全體，那就是說，除了羅恩和帕蒂——羅恩正在參加喬弗萊第二芭蕾舞團的巡回演出，帕蒂正在忙著幹她自己的事。”
在飛往得克薩斯州的飛機上，邁克爾·裏根同他的妻子柯林以及他們兩歲的兒子卡梅倫坐在後麵離他父親和繼母兩排遠的座位上。在飛行途中，邁克爾扶著他的小兒子在過道上走動，以期引起他父親的注意。裏根看到了小孫子後向小男孩伸出雙臂。
“卡梅倫，到這裏來，”說著便舉起他上下晃動，並對著他唱歌。
感到惱怒的南希狠狠盯了她丈夫一眼。
“現在還不是時候，羅尼，”她說。
裏根立即把孩子遞給邁克爾，一言不發。
他們到達布什的家後，喬治·布什把卡梅倫猛地舉起來放在自己的肩上，而且答應把孫子們的玩具全都拿出來讓他玩。他把他帶進一間遊藝室，把櫥櫃裏的東西全都拿出來讓這孩子玩。
“我當時就想，而且現在仍舊認為喬治·布什是我遇到過的最好的人中的一個，”邁克爾·裏根在許多年後說。
午餐開始前，巴巴拉·布什先領著大家做祈禱。但她剛開始幾秒鍾，卡梅倫拽著一隻從遊藝室裏找出來的響著刺耳鈴聲的玩具嚷嚷著跑進了屋子。
“南希似乎為禱告被打斷而感到尷尬，”莫林說，“但是巴巴拉停下來，並且說，‘沒關係，這是常有的事。’”
在用完熱蝦午餐之後，這兩家人直奔休斯敦華麗的“加勒裏亞二世”大廳。在那裏，3000多名歡迎共和黨提名人及其競選夥伴的群眾已等得不耐煩了。他們又是跺腳，又是鼓掌，而且打嗯哨。但是對競選名單上的第二個人打的嗯哨聲音更響亮些，這沒有逃過新聞界的注意。
裏根夫婦從休斯敦飛向洛杉磯，在那裏南希槍上前去向等在機場歡迎他們的群眾講話。“這次返鄉肯定要比4年前羅尼被擊敗的那次好得多。但是我不願躺在眼前的安樂椅上麵，”她說。“現在形勢很好，但還有許許多多事要做。”
等著裏根夫婦的第一件苦事就是公布他們1979年的所得稅申報表。這是他們拖著遲遲盡量不辦的一件事。裏根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一直頑固地拒絕以任何方式暴露自己的家底。他聲稱他的錢是他自己的事，涉及個人隱私。但現在他已別無選擇，因為卡特總統已公開了他的納稅申報表。
一直拖到最後一分鍾，裏根辦公室終於公布了他那長達23頁頁的納稅申報表。它描繪了一個家產淨值為300多萬美元的富有者，其中515878美元主要是向銀行家、雞蛋生產者、台灣商人、絕緣材料承包商、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員以及貨車收費員發表演講得來的收入。他每一次演講至少索酬1萬美元。他在共和黨籌集競選基金的活動中甚至為自己出席每一次活動而收費。這件事使有些共和黨人惱怒。
“他競選總統，卻向我們收費，”伊利諾伊州梅肯縣共和黨主席泰勒說。這是他從事政治活動30年來知道的惟一事例：一名政黨人物為自己競選竟堅持要別人付錢給他。
裏根經常說起他在一個貧苦家庭裏長大的事：他家有時靠一根僅值10美分的熬湯骨頭過一個星期，而且從屠戶那裏討一些準備扔掉的牛肝來“喂我們的貓”。但他競選的主張卻是：扶助窮人的經費應由私人慈善機構而不應由聯邦政府負擔。他不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盡管經過調整後他的毛收入為227968美元，他隻向慈善事業捐贈3089美元——略超過1％。他為了在一次籌集基金的活動中露麵而向《聯合公路公司》開出帳單要錢，遭到公開責難後他僅勉強地退還索款的一半。他借錢給自己的女兒莫林，向她索要利息481美元。她借這筆錢是幫助吉恩·納爾遜在一次心髒病發作後康複療養。盡管在1980年預選中裏根從聯邦競選基金中收到700萬美元，在秋天的競選運動中又收到2940萬美元，他和南希填寫各自納稅申報表時，在為聯邦選舉捐贈1美元的欄目上，甚至不願劃勾號表示同意。
這樣，裏根夫婦把自己放在了一個很不自在的地位上：對窮人，他們必須為自己辯解，說不應把他們看成是富人；同富人在一起，他們又覺得自己窮。1980年秋天，湯姆·布羅考為《今天》節目采訪了他們，他們對於自己是百萬富翁一事采取了被動、防守的姿態。
“你們是很興旺的上層中產階級。”
“我們是這樣的嗎？”南希·裏根喊道。
“我認為從各方麵來衡量，你們是的。你們說這不公平嗎？”布羅考說。“我不想貶低你們。我想絕大多數人是樂於同你們對換位置的。”
“我認為情況被誇大了，”穿著一身價值950美元套裝的南希說。
“你們是這樣想的嗎？”
“有一點，”羅納德·裏根說。“換句話說，要是我們不這麼辦，那麼我——我們就不能安閑地坐下來，就不能退休，就不能什麼事也不幹。我就不得不繼續幹我當候選人以前幹的事。”
“你的意思是說，要是你不這樣幹……那就是說，你不是一定要當總統，你要的是有這樣一份工作——你說的是這個意思嗎？”布羅者說。
“大概是這樣。”南希·裏根說。
“有的工作拿錢比當總統還多。”羅納德·裏根說。
“我明白……你們不願意用‘富有’這個詞來形容你們自己，是嗎？”
“是的。”南希·裏根說。
“關於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是，我是這麼想的，要是有的人他們是獨立的，那麼他們就毋須在自己已經有的東西之外再添些什麼了，或者……”裏根說。
“但是我看到了淨值300萬美元的財富。我不想過分詳細地討論這件事，但事實是，以各種標準來衡量，這都可以說是相當富有的。”布羅考堅持說。
“不，這是被過分誇大了。”裏根說。
“我想我們是在詳細討論這件事。”南希說。
“我之所以要問你們這個問題的一個理由是：你們現在強調東北部的藍領工人、工人階級和種族鄰裏關係，你們說的那種選區和你們這樣的候選人、這樣的出身，使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結合。”
“關於他的出身，你知道點什麼嗎？”南希進行短促突擊。
“是的，關於他的出身我的確知道。”布羅考說，“我知道他的出身，但是我剛才說的是你們現在過的這種生活，而……而你們又把自己的身分歸於那樣的群體，我在想，你們是否總是感到心安理得，還是有的時候也感到不自在。”
“的確……哦，是的，那不是……那不是一個公平的看法或說明。”南希說，“我們國家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隻要你拚命幹，你就能過上好日子，羅尼就是這樣幹的。但這不是說他在掙錢的時候把過去的那種日子全都忘了，他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隻有14歲，一個鍾頭拿35美分。”
在觸動了一根暴露的神經後，布羅考幹是讓這兩口子換個話題，談談羅納德·裏根當上總統以後能做些什麼，以幫助那些被遺忘了的美國人建設他們“光輝燦爛的天國”。
在她單獨為競選所進行的活動中，南希也力圖拉攏低收入選民。她攻擊法院裁定的用公共汽車接送學童的措施是一種欺騙性的、浪費性的補救辦法，說這種辦法在實現反種族隔離的目標方麵，製造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
“用公共汽車接送學童是騙人的把戲，我認為孩子們知道這是騙人，”她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說。“讓孩子們在清早5點鍾起床，然後坐車到城的另外一頭去上學，這簡直毫無道理。我認為它製造的間題比解決的問題還多。所有同我談過話的黑人也都是這樣看的。我寧願把花在這種公共汽車上的錢用來改善學校。”
她接著說，公共汽車接送學童的措施不會打破今後幾代人在就業方麵的種族歧視。“我們在這個領域裏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她說。
吉米·卡特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受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發表的演說給1980年的總統競選下的定義是：“這是對於兩個人和兩個政黨、對於兩幅截然不同地描繪美國現狀和世界現狀的圖像作出的嚴峻選擇……這是對兩種未來的選擇。”
但在卡特政府治理下的美國現狀是，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久拖不決的伊朗人質危機以及汽油供應短缺——它提醒遭受挫折的美國人警惕他們對外國石油的依賴。這種現狀除了讓人們認識到情況還可能大大惡化外，不能讓人們對未來抱多大希望。他還預測了一個悲慘的明天：日益短缺的供應，分擔犧牲和更糟糕的生活。尤有甚者，他警告他的同胞們說，存在著一種“信任危機……它打擊著我們國家意誌的心髒、靈魂和精神”。
卡特像《舊約全書》中的一位先知，向美國人民進行要厲行節約的說教。羅納德·裏根則歡欣雀躍地承諾要把他們從頹喪之中拯救出來，並使他們為揮舞自己的國旗而再度引以自豪。‘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沒有出毛病。”他說，“我發現美國的人民沒有任何問題。”他向他們兜售愛國主義的美夢，說他們生活在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裏。他加深他們的幻想，告訴他們他能夠“使美國重新偉大起來”。他使他們覺得自我形象高大，並且重新喚起他們的爭取美好明天的希望。他們相信他。說到底，他的聲音就是通用電器公司的聲音，這個聲音曾經勸說美國相信“進步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
現在他在告訴普通的美國人，說他們是“英雄”，說他們從不規避曆史的召喚。“如果有哪一個國家把我們的繁榮或不團結當作是軟弱的話，那麼讓他們明白，為了我們的子孫有一個安全的與和平的未來，我們會毫不猶豫地扔掉繁榮的果實和我們可以表達不同意見的這份享受。”對於1980年的美國人來說，伊朗的阿亞圖拉枯皺的臉就是阿道夫·希特勒邪惡的縮影，而羅納德·裏根則代表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風靡一時的約翰·韋恩。
美國人總以為他們決不會再向恐怖主義屈服，不會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國旗被什葉派穆斯林焚燒而束手無策，或是聽憑他們的同胞被關在地圖上找不到的什麼鬼地方，被他們連名字也叫不出來的什麼教派扣押和折磨。“我認為本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助長了這整個情況的出現，”羅納德·裏根說。“人質被扣押在那裏這麼長時間是國家的奇恥大辱。”就像電影中昔日西部的牛仔，拿著發射銀彈的六響槍那樣。羅納德·裏根答應，要馳馬飛奔去把美利堅救出來，即使自己的馬車已被團團圍住。
正當卡特總統把美國人民引向現實的深淵，讓他們麵對自己的恐懼時，裏根卻輕鬆愉快地進入了他們對美好世界的持久夢想中。
“你們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麼？”他在總統競選辯論的結束發言中問道，“你們現在去商店買的東西比四年前更便宜麼？現在國內的失業人數比四年前是更多還是更少呢？現在美國在全世界還是同以前一樣受人尊重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裏根就得了一票。
卡特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說中進行反擊，他說他的對手是在分裂國家。他說裏根曾答應過在競選運動中不涉及52b美國人質的問題，但現在他卻自食其言，利用這場悲劇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痛斥裏根的外交政策思想“天真幼稚”，聲稱裏根主張采取的措施會把國家推向核戰爭。
還沒有等裏根想好怎麼回答，南希就跳了出來。“卡特把這場競選運動變得惡毒而殘酷無情，”她說，氣憤得聲音發抖。“他竭力把我丈夫描繪成一個戰爭販子，一個要使老年人流落街頭、取消他們社會保障的人。這使我感到憤怒，因為事實是，他在任何時候也沒有說過那樣的話。這樣做太殘酷了。這是對人民殘酷無情，對我丈夫也是殘酷無情的。作為妻子、母親和女人，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氣憤。”
促使南希這樣做的不僅是憤怒，同樣還有懼怕，因為她看到，1980年10月25日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表明，全國41％的人支持卡特總統，40％支持裏根，10％支持獨立競選人約翰·安德森，9％未拿定主意。在那些據認為可能投票的人中，裏根以42％：39％領先於卡特總統，但對裏根的妻子來說，這個比分大接近了。她已準備好，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使她和她的丈夫進入自他196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以來他們就一直渴望的地方。
她每天都同她的占星術士瓊·奎格利聯係，後者仔細地擬訂了從8月到11月選舉之間每一天的日程。“我送去一份書麵報告，記載了這段時間內裏根應該特別留意的事情，”奎格利說。“我告訴他在8月19日不要發表任何有關外交政策的講話。就在那天，他講了承認台灣而不是承認中國的話……他被認為在外交政策方麵毫無經驗，那天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我用紅筆在報告裏那句話下麵重重地劃了一道線。因此自那時起，競選班子裏的人開始認真對待我說的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