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非
花婆一生嫁過三個男人，一個教書先生，一個泥水匠，一個長工。三個男人婚後都不過兩年，不是病亡就是禍殘。三次寡遇，無需別人多講，她就知道自己命不好。有了這般認識，她就斷絕了一切溫柔富貴的奢望，幹脆拉根打狗棍，老老實實做起叫花子來。
不想這一討飯，竟在洛河討出了名堂。
花婆討飯不做窮相，依舊像過去一樣清爽端正。夏天灰布單衣，冬天黑布棉衣，腳腕那兒長年紮著一副綁腿帶，頭發一絲不亂地網在發兜裏。竹籃碗筷也幹幹淨淨，還用一方白布掖緊四角遮了。也許由開始的不習慣而逐漸發展成了一種習慣，她不會喊叫，隻朝敞開的大門前一站，靜候著主人出來。如碰上狗咬，她也僅掄著棍子在地上劃拉著抵擋。主人發現她，舍一塊餅或一碗稀飯。她伸了籃子或碗接過，點頭一謝，躲到無人處，蹲下埋頭吃了，然後來到正在車水的井台上洗碗。如果吃飽了，就在井台上略坐一坐，隨後無選擇地隨便走進誰家田裏，幫著做些應時的活兒；如果覺得不足，便拿了新洗的碗筷，再去村裏討要。
花婆總是這麼一副姿態，安分自愛。日子一長，人們的意識裏就淡漠了她作為叫花子的形象，隻把她當作閑人對待。洛河川多水田，人們四季都忙，親朋間有什麼要緊的口信兒，一時騰不出手來，便想到了花婆，就托她十裏八裏地去傳遞。無例外地，隔個一天兩天，對方就有了準確的回應。進而，人們又大膽地讓她捎些小東小西，也毫無差錯。再後來，商人們為逃匪劫，竟把攜帶銀錢的事也委托給她。這樣下來，花婆終日負載累累的，追著洛河上的帆影或伏牛山上的流雲，西來複又東去。
一天清早，花婆為一商販轉送款子，在伏牛山腳下被兩個土匪劫了。她尾隨著歹徒來到大山深處，走進一座寺院，見著了土匪頭子張秀。張秀外號旱螃蟹，水陸兩路都有他設的卡子。
花婆向張秀討款子。張秀從大煙炕上爬起來，雙腳點在鞋口裏，盯著花婆說：“你上我這兒討錢，你可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花婆說：“你是土匪頭子，洛河川沒有人不知道。可你立過規矩，不搶郵差不搶貧。我是討飯的。”
張秀撥弄著手下交上來的一百塊銀元：“你是叫花子，哪兒來這麼多錢？還是硬貨。”
花婆說：“我替人家送的。”
張秀說：“那就不是你的。”
花婆說：“可在我身上帶著呢。”
張秀一揮手：“別跟我囉唆了，走吧。”
“你叫我走就得把錢還我。”花婆邁著小腳上去撮銀元，“要不我就沒臉見人了。”
張秀一拍桌子上的手槍：“你既然是叫花子，還什麼臉不臉的，打出去！”
幾條大漢一擁而上，架起花婆，淩空丟出山門。花婆掙紮著站起，一句話不說徑直朝山崖走去。可惜她力氣不足，一躍沒有跳到溝底，而是落在不深的一個石牙上，隻撞破了頭。
土匪把花婆弄上來，撕了她的衣襟替她包紮。張秀看著山門前摔碎的破碗片，摳了一會兒鼻孔說：
“看不出，這婆子還這麼重義！把那錢扔給她吧。”
自此花婆出了名，欽差一般在洛河川通行無阻。但她依然固守著一貫的叫花子形貌，到哪兒隻討一口飯吃。
可是，花婆最後還是被人殺害了。她死在一個十字路口，透胸流下一攤血來，棍子碗筷還在身邊，隻是沒了竹籃。人們報了官，縣警察局卻沒來人。
花婆葬後個把月，有懷念者到墳上燒香，意外地發現墳前趴著一個男子。那男子身下一攤汙血，子彈是從兩隻眼睛射進的，而他僵硬的手下就壓著兩把手槍。竹籃也回到花婆墳上，裏邊放著白花花二百塊銀元。
張秀一夥也來人看了那男子，說不是他們的人。人們於是猜測，那男子一定是外來的匪徒，還不知道花婆的善譽，及知道了便深感羞愧，就送還了劫物，自戕以謝罪。不然，他不會滅了自己的眼睛。
地方上貼出告示，要那銀元的失主前來認領。過了很長時間也不見失主到來。人們就商議，想用那筆錢為花婆修座廟。廟名都擬好了，就叫義丐廟。這時，縣警察局來人了，說要破案，就把那二百塊銀元作為物證收了去。
案子終究沒破。流傳在人們口頭上的，仍舊是那種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