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趙國《北京：城與人》中，我們對北京人的印象是：多禮，要麵子，自尊，等級意識強，注重人際關係，講求實際，順時應世，四平八穩，達觀，冷靜，知足，“戒奢、戒貪，守分安貧；戒驕、戒諂，自尊自愛；無餘財無長物，淡泊自甘，不但是自足生態，而且有自足心境”。顯然，趙園筆下的北京人是“老北京人”，他們的性格是傳統的儒家禮教文化熏陶下的性格。“新北京人”來自全國各地，他們都是各地優秀的人才，他們給北京注人新的更有活力的文化，他們使北京更具有包容性和豐富性，使它更具有現代文明的氣息。
餘秋雨的《上海人》寫得很好，是他的成名作。在這篇文章中，餘秋雨對上海人有批評，有褒揚，有期待，但總的來說，我們從這篇文章了解到，上海是我國最具有現代文明氣息的城市，上海人是我國整體素質最高的一群人。他們雖然“精明、驕傲、會算盤、能說會道、自由傲漫、不厚道、排外……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彙入人生”。“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他們不喜歡議論別人，不愛“管閑事”，不愛與別人爭論是非，“這種個體自立觀念，使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上海人很難從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上海人精明，做事注重實際效益，不喜歡“侃大山”，不喜歡大請客。上海人有一種國際眼光，對子女的第一企盼就是出國留學，不排斥外國文化。盡管如此，“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餘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他們“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拚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因此，餘秋雨希望：“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從近幾年上海發展的趨勢來看，餘秋雨的希望正在接近現實。
還有人論述湖南人的性格特征，說他們“樸實勤奮、勁直勇悍、好勝尚氣、不信鬼邪”，但“偏狹任性”，說他們能“紮硬寨”，“打死戰”（明立誌《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有人比較了湖北人、河南人和陝西人：湖北人“待人和氣，處事機靈”，愛整潔，能說會道；河南人能幹，勤苦，“強悍卻又狡慧”，但“精打細算與他們無緣，錢來得快去得快，大起大落的性格使他們的生活大喜大悲”；陝西人保守，凡事滿足於“中不溜”，拙於口才，做生意總是虧本，出遠門不習慣，隻有小打小鬧，但“個人身寬體胖，又年高壽長”，為什麼？無所用心（賈平凹《白浪街》）。鬱達夫很不喜歡杭州人，說他們“外強中幹，喜撐場麵；小事機警，大事糊塗；以文雅自誇，以清高自命；隻解歡娛，不知振作”（鬱達夫《杭州人》）。朱自清自己是楊州人，卻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氣和虛氣，小是目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有人認為山西人具有“忍性、韌性和耐性”。山西人行為處事以“中庸”為法，沉著冷靜，遇著大事不輕易點頭，也不輕易搖頭（李仁虎《一言難盡山西人》）。有人用“樸、拙、古、硬”四字概括山東的民性。樸：無分貧富，都有節儉樸素的美德，在衣著上不講究；拙：生就一副憨厚的麵孔，拙於言詞，在小的地方肯吃虧；古：守舊，不容易吸收外來的新東西；硬：民風尚武，軟骨蟲絕少，不怕強，不淩弱（楊念慈《故鄉的民性》）。
中國太大了，有大約1000萬平方公裏的國土；人口太多了，超過12億；國民成分太複雜了，有56個民族，30多個省、市、自治區（或特區）；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風俗習慣也不一樣，甚至社會製度也不盡相同（台、港、澳實行資本主義製度）。所有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人的性格具有地域性和多樣性，這種地域性和多樣性是無法盡述的。並且，就某個地域而言，也有多樣性，而不是鐵板一塊，一千個人就會有一千種見解，本文引述的各種見解都不過是其個人見解，隻有參考的意義。然而，共同的民族文化，長期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又使得中華民族的性格具有共同性。
民族性格並不是靜止的，而是變化的，發展的，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生活方式的變化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