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民族審美心理與地理環境
如果你有機會來一次漫遊，從中國北部的白山黑水一直到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感受一下北方的粗獷豪放，南方海天的絢麗多姿；或者從新疆的沙漠綠洲一直到西雙版納的熱帶雨林，領略沙漠的蒼涼枯寂和雨林中的繁茂蒼翠；或者從黃土高原一直到大海的邊緣，體味高原的古樸質拙與海洋的浪漫多情。抑或去希臘，在那片整潔的天空下，在古希臘文明古跡的陶冶下，想象古希臘人活潑好動，充溢歡樂的天性；抑或在古老的非洲，聽那急促有力的鼓聲，心靈與那鼓聲一樣躍動不寧。那些切身的體驗和感受會讓你想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不同的地域中，不同地理環境中，人們的生活方式，藝術形式，乃至文化模式會如此不同呢？難道地理環境會產生如此大的作用嗎？是的，地理環境（在此我們指地形、地勢、氣候等等）的確在人類發展過程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影響著人們的審美心理，影響著人們的藝術行為，並最終在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占據著頗為重要的地位。正如黑格爾所言：“一個阿拉伯人就是和他的外在自然處於統一體的，要了解他，就要了解他的天空，他的星辰，他的酷熱的沙漠，他的帳幕以及他的駱駝和馬、因為隻有在這種氣候，這種地區和環境裏，阿拉伯人才自由自在，象安居在自己家裏。”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總是被動地接受造物主所給予的一切，而沒有主動選擇自己的生存環境。因此不同的生存環境（尤指地理環境）便在我們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一個黃土地上土生土長的農民不愛欣賞希臘殿堂裏的精美絕倫的維納斯雕像，反而對那時不時在山穀中飄蕩的信天遊情有獨鍾；非洲原始雨林中的土著居民斷不會陶醉於維也納的精美絕倫的交響樂，而在暗夜中火光邊響起的鼓聲卻會使他振奮不已。認識到這一點，或許會使我們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去切入藝術欣賞，或許能夠使我們領會更多的藝術形式的奧妙所在，豐富和陶冶我們的心靈。
一、南北與東西
1．中國的南與北
有關地理環境的差異所造成的文化上的、審美的差異，很多人早已有所論述。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的體例就是以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區域來編排，僅從《風》這一部分，便可以看到不同地區的審美品格的不同，周南的蘊藉含蓄，鄭衛的潑辣放肆。由此可見古人對審美的地域差別早已有所習察。《左傳》中曾記載季劄觀樂一段故事，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劄來聘於齊國，給齊國的人講為政治國之道，為了說得明白生動，便讓他們一起來欣賞“周樂”，在評論音樂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他明顯地從一種地理環境的角度入手，比如評論《周南》、《召南》時，他說：“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評論《邶》、《》、《衛》時又說：“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評論《幽》時又說道：“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這裏有一大篇評論各諸侯國音樂的話，都是從地理環境的差別來論述音樂的區別。
漢代那位足跡踏遍華夏南北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對於地域差別造成的文化品格、審美品格的差異有著更為細致的評說。在那部洋洋五十多萬字的《史記》中，專列了一章《貨殖列傳》，其中提到的文化品格、審美品格的地域性差異更為鮮明，他指出“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的地理環境特點，造成長安之民，追求浮華之美，“益玩巧而事末”。而中山一帶，則是“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地餘民”的環境特點，因此，當地人多“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齊國一帶物產相對豐富，這大約與靠海有關；所以“齊帶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而當地人民則一個個“寬緩闊達”之風為甚。《貨殖列傳》本來是談論地理環境對經濟物產之類影響的專題論文，但其中提到的各處民風的差異卻也表明了地理環境對人的文化、審美意識等方麵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古代交通條件相對不發達的情況下，人們之間的遠距離交往比較困難的條件下，則更為明顯。
講到地理環境造成的文化差異，在中國文化史上最為明顯的大約是南北差別。中國北方地形以平原和山地、高原為主，雖有河流，但不至於密如蛛網，降雨則以夏季為主，很多地方還要遭受幹旱的威脅。土地物產並不富饒，因此大部分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艱苦辛勞。這種情況下北方人則不太顧忌生活中那些華麗不實之物。南方則不同，這裏是水鄉物產豐饒，而且大多地方山明水秀，良好的物產條件和秀美的自然景色，陶冶了南方人的心靈，使他們對生活中的那些雅致、雋美之處格外予以關心，久而久之，自然便從各個方麵較北方人敏感一些。
這僅僅是從比較簡單的方麵來說明地理環境對人的不同影響。倘論到中國藝術方麵，則更為明顯，中國畫有南北宗之分：北宗粗硬蒼勁、金碧輝映；南宗則虛和散淡，柔美婉約。北宗實為壯美，南宗則秉優美之質。中國戲曲也有南北之分：“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曲一般都是慷慨激越，南曲則流麗婉轉。到現在我們戲曲上的南北差異仍相當明顯，以秦腔、梆子等為主的北方戲曲粗獷豪放；以越劇、滬劇為代表的南方戲劇則輕柔纖巧，多女兒之嫵媚。
說到文學上的南北差異，則更為明顯，這裏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南北朝時民歌較為發達，且其中歌詠愛情的民歌較多，我們先看南朝樂府民歌中著名的《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鴨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采紅蓮。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杆頭。欄杆十二曲，垂手月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看愁亦我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整首民歌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寫憶郎之情。第二部分則是采蓮，第三部分則是樓上相思。以憶郎開始，以思君結尾，感情婉轉細膩，語句清新流暢。將女子的一腔怨情刻劃得維紗維肖，細致入微。更妙的是“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一句，寫盡了女子思念情人時的諸事不願分心之態，看似不念情人，實則早已將一番思緒付諸那青青的蓮子和蓮下那脈脈的流水了。
再看北朝的民歌，北方女子在追逐愛情時的那種潑辣、大膽、無所顧忌的心情一覽無餘。請看“驅羊入穀，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何等痛快淋漓，情感一瀉而出，無遮無攔。約會情人時，情人爽約，則有“欲來不來早語我”之語，也是幹脆利索之至，毫不拖泥帶水，矯揉造作。這才是在“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勞作生活的人的性格。
這種南北之差異中，地理環境無疑有著不可忽視之影響，北方黃土地上自然生長那種粗獷，驃悍；南方水鄉的煙雨迷蒙自然會有蘇州園林般幽緩委婉。因此北方人尚質樸，一切多純樸自然，少一些人工穿鑿；南方人尚奢麗，所以處處曲盡人工之妙，將無窮之自然更點化出許多絕妙佳處。一般來講，常處於雄山大川之間，平日所感受到的盡是高大、寬廣、雄偉、渾壯之類的事情，如一望千裏的原野，籠蓋四野的蒼穹，奔騰不止的大河，大漠孤煙直的蒼涼，久而久之，蘊於心中，其心胸自然寬廣，感情自然豪放。而處於南方的明山秀水之間，所感觸的皆是自然造化的奇巧之功，放眼所見盡是煙雨空氵蒙，小橋流水，心中自然會有山川所贈予的一些柔情，於是便自然會有這些細致婉約之情。說到底，便是山水等自然環境因素製約著人的感受方式和所感受到的事物，久而久之則鑄成了人們的不同的氣質特征，而這些氣質特征又直接決定了人們的審美品格，於是便有了南北文學藝術之種種差異。
清人沈宗騫曾在《芥子舟學畫編》中這樣論述道：“天地之氣，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蘊藉而縈紆，人生其間，得其氣之正者為溫潤和雅，其偏者則輕佻浮薄。北方山水奇傑而雄厚，人生其間，得其氣之正者為剛健爽直，其偏者則粗厲強橫，此自然之理也。於是率性而發為筆黑，遂亦有南北之殊焉。”這裏所說到的仍是這樣一個過程，即具體的地理環境條件影響人的感受方式及強度，進而形成人的整體氣質特征，並決定其審美活動的諸方麵，使其帶有明顯的地域性特色。
2、西方的南與北
無獨有偶，在歐洲文壇上，也有一種南北文學之別。史達爾夫人在其《論文學》一書中從地域上將歐洲文學劃分南北兩部分：南方以荷馬為鼻祖，包括希臘、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路易十四時代的法蘭西；北方則以莪相為淵源，包括英國、德國、丹麥、瑞典等國家，北方文學起始於蘇格蘭行吟詩人、冰島寓言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詩歌。這當然不僅僅是從地域區別上來劃分文學風格的差異，史達爾夫人還將從氣候這一角度入手來分析南北之別，她認為從南北方人樂於追憶的形象上所存在著的區別便可以看出氣候所帶來的影響。“南方的詩人不斷把清新的空氣，繁茂的樹林，清澈的溪流這樣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結合起來……他們周圍如此生動活潑的自然界在他們身上所激起的情緒超過在他們心中引起的感想。”由此可見南方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條件使他們的個性氣質趨向於開朗活潑，他們在文學作品中所透露出的感情，所經常使用的形象無不因環境條件的亮麗而明朗起來。與之相反，北方人則以憂鬱為其民族獨特的氣質特征。其文學自然也有一種陰鬱灰暗的特點。這在史達爾夫人看來，也是取決於地理環境的。“北方各民族縈懷於心的不是逸樂而是痛苦，他們的想象卻因而更加豐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們身上起著強烈的作用。這個大自然，跟它在天氣方麵所表現的那樣，總是陰霾而暗淡”。
由地理環境造成的南方與北方民族氣質特點的不同，導致更深層的文學意味的差異。南方人的激情比北方人強烈，興趣也廣泛，而思想的強烈程度卻遠遜於北方人；而北方人則由於憂鬱的氣質所致，在文學中更多地透露出哲學的和宗教的意味，懷有一種超卻凡塵，皈依永恒的崇高和痛苦。
史達爾夫人的這一思路在西方也有其曆史淵源，很多人都曾經從地理環境的角度來描寫不同文化，不同文學藝術的差異原因。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曾經係統的創立“地理環境決定論”來論述人性和社會製度的差異，並且對寒冷、溫和和炎熱三種天氣給人們帶來的不同的心理特征做出過頗為細致的分析。他認為：寒冷的空氣會使人的血液循環加快，心髒跳動有力，讓人產生較強的勇氣，從而對自己的優越性有較多的體認，性格上則直爽，自信少猜疑，膽略過人且有時詭計多端。這種氣候下的人大多性格憂鬱，不太活潑，對歡樂、愛情等的感受性則非常低。而炎熱的氣候中，人的皮膚組織鬆馳，神經末端充分展開，能夠感受到最軟弱的東西和最微小的動作，感知能力的加強自然會使他們在感受、想象、情感，趣味方麵都相當敏銳，因此對於愛情的敏銳程度遠勝於寒冷氣候中的人。但同時這種炎熱的氣候也會使人的身體纖弱，過分敏感，易產生糾紛，而強烈的情欲則會產生各種犯罪行為。至於處於兩者之間的溫和氣候對人的影響則沒有那麼明顯。這種氣候影響下的人既不笨拙也不聰敏，說不上活潑也談不上深刻，對愛情的感受和追求自然比寒冷條件下的人遠為強烈，但也不如炎熱條件下的人們那樣執著。
從孟德斯鳩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史達爾夫人正是以此為根據來論述南北文學之不同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中國人在分析地理環境不同造成的南北文化，審美差異時往往以感悟為重，不注重具體地分析，描述，但言語卻每每讓人回味無窮，浮想聯翩，也不免讓人無由尋索，如墜五裏雲中。而西方人的思維則以分析理解見長，從人的感官出發，說到氣候對感覺器官的影響，然後再說人的情感，性格等方麵的不同，層層深入，條分縷析，自然有序，而且非常令人信服。由此可以見出中國人的思維是趨向於審美的，在一刹那的對事物整體的感悟中直達事物的本質，所謂“得意而忘言”；而西方人則不厭其煩，從局部的、具體的事物開始，逐層深入，最終把握事物的真締，這正是所謂“漸入佳境”。這兩種思維方式是不是與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有關係呢？而由這種思維方式導致的審美心理方麵有什麼不同呢？我們不久便會論到。
在孟德斯鳩之前，已經有許多人將地理環境作為一個人的個性、文化的個性形成的重要因素。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甚至認為地理環境是規定民族特性與社會製度，製約曆史和文化發展方向的唯一條件。亞裏士多德曾創立環境地理學，來研究地理環境在人的生存和發展上的作用。正是循著這樣的一條線索，後來的法國史學家，美學家，藝術史專家丹納創立出自己獨特的藝術理論體係。在他看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麵貌均取決於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在他那本充滿藝術才情與豐富想象的《藝術哲學》一書中，丹納非常具體明晰地論述了希臘、尼德蘭、德國等國家的地理環境對其民族審美心理、藝術發展及其形式的影響，他的理論至今影響著歐洲學術界。從根本上來說，他承襲的仍是南北分別的觀點，並且更為細致地從氣候和物產等方麵論述和歐洲南北不同地域的人的氣質與藝術形式、審美心理的不同。
可以說我們以上的分析與論述基本上是從南北地理環境不同的角度，對地理環境與民族審美心理的形成作了一個比較淺近的說明。概而言之，地理環境在民族審美心理的過程所起的作用有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由於地理環境諸因素的作用，例如氣候、地形、地勢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外在感官及其感受事物的強度形成各種差異。比如氣候溫暖炎熱地區的人的感官相對來說發達一些，感受強度相對來說要強一些，而處於氣候寒冷地區的人則在這方麵不太發達。再比如生活在平原或高原一帶的人由於所能感受到的盡是一些寬廣高遠的事物，所以他們的空間感明顯來說要強一些，但卻疏於感受一些細小瑣屑的事物；而生活於山區或水網密布的人，倘或物產豐富一些，則對於生活中微小的事物感受能力相對高出一籌。
其次，由於感官上、感受能力上、感受強度上的諸多差異，造成了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精神氣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又通過情緒、情感、想象、幻想等一係例環節在審美活動（例如藝術創造）中表現出來，形成明顯的民族審美心理的差異。這我們通過前麵對中國南北朝樂府民歌的不同已經說明。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被喻為“馬上的民族”，一曲“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麵馬兒跑，揮動鞭兒響四方，百鳥齊歡唱”不僅使我們聯想到高原上的遼闊，而且使我們想到蒙古民族那寬廣的胸懷與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的激情。著名的少數民族舞蹈家楊麗萍女士的孔雀舞以其婀娜多姿感動全國乃至世界的舞蹈愛好者，那靈動與輕柔之中不也正表現出南方崇山峻嶺與熱帶雨林中的少數民族的溫柔與細膩嗎？
第三，這種相對穩定的民族氣質特征在文化的曆史繼承中不斷地得到繼承，同時由於地理環境的緩慢變化從另一方麵強化了這種民族特征，形成一個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與審美心理。
3．黃土文明
說了南北，再來說東西。
一說東西，自然要談到東西文明的不同，我們力圖將眼界放寬一些，以各自的地理環境為參照，從一個較為寬泛的角度，不僅談東西文化差異中的民族審美心理的特色，還要捎帶談一談我們至今尚未觸及的以沙漠草原為其生存環境的伊斯蘭民族的審美心理。
整個的中國文化的生存地帶以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作用中心，其四周分別為大海，高原山地，沙漠等所隔斷，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而其內部地大物博，資源豐富。氣候上主要以亞熱帶和溫帶氣候為主，每年有季候風送來大量豐沛的降雨，加以河流沉積所致，土壤肥沃。北方以農耕為主，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曆經幾千年的耕作，農業較為發達。而南方又兼以河網密布，氣候適宜，物產則較北方更為豐富。於是這樣一個以農業支撐起來的文明勿需再向海洋尋求什麼仍舊能夠做到豐衣足食。在這樣的整體條件下形成了中國人內向、和諧的氣質趨向於保守，順應自然。馬克思曾經把東方文明稱之為“早熟的兒童”，由這種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中國人相對穩定的天人觀。在這裏天與人總是相通的、合一的，人與自然的這種和諧關係使他們能夠從民族氣質中較多地獲得不再是戰勝自然，掌握自然的勇氣，而更多的是退而自守，豁達恬然，寬容無為的老者之氣度。這正所謂“知其不可為而守之若命，德之至也”。這也許從一個方麵回答了我們前麵所留下的中西思維差異的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審美心理是以追求一種和諧感為目的。這種和諧是天與人、陰與陽、情與景、陽剛與陰柔、優美及壯美之間的相溶相契。曾有人提出中國人的宇宙觀中是三個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這三個合一便是華夏民族審美心理的內在哲學依據。中國人欣賞的不是哪種單純的疾風暴雨，閃電雷鳴的驚心動魄，也不欣賞那種幽幽咽咽，冷冷清清的無可奈何，而是要求兩種乃至多種美感形態的結合、雜糅、和諧，要求剛中有柔，柔中有剛，要百煉鋼化為繞指柔。論書則要兼備陰陽二氣，追求“力”與“韻”的結合與滲透；論畫時則要“寓剛健於阿娜之中，行遒勁於婉媚之內”；論詞時則要“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
西方人也講和諧，但是他們的和諧感卻與中國人的和諧感迥然不同。古希臘畢達格拉斯學派從數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和諧是一種數學上的按排，取決於數、尺寸和比例。他們認為“秩序和比例是美的和有用的，而無序和缺乏比例是醜的和無用的”。數學自然是講求數字、比例的精確無誤，而以此去規定作為美感的和諧則是中國人所不欣賞的，中國人的和諧來自於一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這裏的是整個天地，不牽涉情與景是否是黃金分割的比例，不牽涉天與人是否由數字比例規定，一切來自於一種感覺，而非數字比例的搭配。
同樣的例子也可以在中國園林建築中找到。中國人總是能夠通過一座小小的園林將整個天地包括進來，通過借景，分景，隔景等等手法，創造審美的空間，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比如頤和園，在昆明湖邊上可以看到遠處玉泉山的塔，這樣一來，便將本來地處麵積並不大，景致並不豐富的園林景觀豐富起來。西方的宗教建築及封建城堡建築將不太考慮與四周圍自然景色的溶合，總是用尖塔，用高牆將內外分隔開來，形成一個獨立的建築群體，雖則內部是氣度恢宏，雄偉壯觀，但是因此也舍棄了外在自然，從而絕對達不到那種中國人所追求的和諧感。西方人的園藝設計也以幾何形狀為主，道路的鋪設，草坪的修整，鬆柏的修剪都以園形，萎形及園錐、園柱為準，這大約便是西人以比例適當為準繩的數學式的和諧。有趣的是建國以後我國的很多的園林設計大多以西方為楷模，放棄了我國傳統的園林設計方式，一般的公園走進去之後，給人的觀感是完整無缺，形狀規矩的草坪，排列得整齊有序的各色樹木，極力講究對稱，講究比例，講究秩序，殊不知卻失去了中國人傳統的那種和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