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發展中，湧現出不少傑出人物。如政治家軍事家成吉思汗（蒙古族）、忽必烈（蒙古族）、努爾哈赤（滿族）、皇太極（滿族）、鬆讚幹布（藏族）、奢香（彝族）、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回族）、海瑞（回族），思想家李贄（回族）、羅布桑卻憚（蒙古族），醫學家宇妥·雲丹貢布（藏族），著名詩人丁鶴年（回族），文學家納蘭性德（滿族）、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維吾爾族），語言學家馬赫穆德·喀什噶裏（維吾爾族）等，他們都為祖國的發展進步，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
中國少數民族富有革命精神，有反抗壓迫的鬥爭傳統。在曆史上，他們曾單獨或者聯合起來進行過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爭，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鬥爭事跡和民族英雄人物。
早在秦代，南方“蠻族”就參加了劉邦反抗暴秦的起義。東漢時，羌族人民多次舉行起義，反對東漢的統治和壓迫。西晉時，匈奴、羯、氐、羌等族人民曾聯合起來進行反對統治者腐敗殘暴的鬥爭。唐代有“西原蠻”、“嶺南蠻”、“欽州蠻”、山越等族人民的起義。唐末，嶺南地區“諸蠻”群起響應黃巢農民大起義。宋、元、明、清各朝代，隨著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對各族人民壓迫剝削的加深，各族人民的起義更加頻繁，鬥爭更加激烈，規模更加巨大。其中比較著名的，如宋末，佘族人民積極參加了文天祥、張世傑所領導的抗元鬥爭。元代，有雲南地區彝、白、漢各族人民10餘萬人掀起的起義。明代，大藤峽瑤民起義鬥爭此伏彼起，烽火綿延各地，這是瑤族人民曆史上反抗劇烈、鬥爭極其艱苦的一次大起義。在陝北有“老回回”馬守應領導的與李自成、張獻忠聯合作戰的回、漢各族人民的起義。清乾嘉年間，湘西、黔東北地區的苗族人民掀起反清起義，堅持鬥爭達十二年之久。這些起義既反抗民族壓迫又反抗階級壓迫，給封建統治階級以沉重的打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在反抗外來侵略方麵，各少數民族人民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宋代以來，廣西壯族人民曾經多次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奮起反擊交趾（後稱安南）封建統治者的入侵。明代，由壯、土家、苗、瑤、漢等民族組成的軍隊與濱海地區的軍民並肩抗擊倭寇的侵擾，為保衛祖國邊疆的安全，屢建功績。十七世紀初，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相繼入侵台灣，激起台灣漢族和高山族人民的不斷反抗。一六六一年，民族英雄鄭成功率軍進入台灣，在漢族和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驅逐荷蘭殖民者，收複了台灣，從而結束了荷蘭在台灣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
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各族人民共同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暴統治，命運一致和共同鬥爭的需要，更把各族人民團結起來。近一百多年的中國曆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國內統治階級的鬥爭史。在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中，蒙古族騎兵參加了保衛北方各重要港口的鬥爭。標誌著中國各民族人民第一次大覺醒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一個有漢、回、壯、瑤、苗、侗、彝等族人民共同進行的偉大革命運動。在黔南，苗族英雄張秀眉率領的苗族農民，與太平軍彙合組成苗漢聯軍，共同展開了反封建鬥爭。在雲南，有以回族為主的彝、白、漢等族人民為響應太平大國革命運動而掀起的大起義。在西北也曾掀起幾次回民起義。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蒙古、達斡爾、鄂倫春、赫哲、哈薩克、維吾爾、錫伯等族人民英勇地進行了反抗沙俄侵略的鬥爭；藏族人民於一八八八年和一九○四年先後進行了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隆吐山戰役和江孜戰役的鬥爭。一八八五年，壯、漢等族人民在廣西鎮南關（今友誼關）沉重地打擊了法國侵略者。一八九五年台灣高山族人民與漢族人民一起抗擊日本侵略軍；一九一一年，各少數民族人民同漢族人民一起參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影響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如內蒙古、廣西、雲南、新疆、西藏等地都掀起過愛國浪潮。一些少數民族的優秀兒女投入了這場運動，如回族的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參加領導北平、天津、上海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少數民族人民越來越踴躍地投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積極參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統治的最後決戰。
三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資本主義列強先後侵入中國，逐步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殘酷壓迫中國各族人民，使少數民族遭受雙重的民族壓迫。
中國曆代統治階級，無例外地不同程度地實行民族壓迫政策。近代，在清朝政府，其後是北洋軍閥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各少數民族不僅無平等地位，而且受到種種剝削、歧視以至鎮壓和殘殺，使民族的發展受到極大損害，並在中國各民族間造成了很深的隔閡。這就是近代中國民族問題產生的國內根源。
近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列強瘋狂侵略中國，它們使用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侵略手段，在處心積慮地“經營”漢族地區的同時，也絲毫不放鬆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廣大的邊疆地區。例如，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日、俄帝國主義對東北，英、俄帝國主義對新疆，英帝國主義對西藏，法帝國主義對雲南、廣西、貴州等的滲透，以及它們在那些地方劃分勢力範圍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邊疆地區，除了派兵進攻和占領這些地區外，同時還在這些地區勾結和扶植當地少數民族中的分裂勢力，用政治、經濟和文化、宗教的手段，欺騙、麻醉和奴化少數民族人民，製造民族間的糾紛，策動所謂“民族獨立”，妄圖分裂中國，破壞中國各民族在長期曆史發展中所形成的聯係，以達到其侵略和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目的。
中國各民族人民都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都麵臨著被帝國主義滅亡和奴役的共同命運。這就是近代中國民族問題產生的另一根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根源。
舊中國的民族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
民族壓迫實質上是階級壓迫。在近代中國，無論是帝國主義列強統治民族中的大資產階級對中國各民族的壓迫，或者是清王朝、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對國內各民族的壓迫，其實質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是居優勢或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中的剝削階級，對於各民族中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等）進行殘酷剝削和壓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壓在中國各民族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國各民族人民解放鬥爭的三大共同敵人。其中，帝國主義是中國各民族人民的最大壓迫者，是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總後台，是中國各民族的最主要的敵人。因此，不反對帝國主義，不僅不可能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也不可能從國內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樣，不反對國內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不僅不可能推翻國內民族壓迫製度，也不可能推翻帝國主義對中國各民族的壓迫。這就使反對國內民族壓迫，同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互相聯係和彙合起來，而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鬥爭的一部分，成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百餘年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及由帝國主義造成並為它服務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時期在民族問題方麵的任務，是中國各民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鬥爭，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和國家的完全獨立；對內推翻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統一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給中國各民族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災難。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決定著中華各民族的命運，也決定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命運。各階級都不能不麵對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機而表示自己的態度。於是，各階級就因其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而對民族問題采取了不同的立場和對策。
中國的大地主、官僚資產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侵略和統治中國的支柱和代理人，因此他們在民族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和態度是：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對內壓迫國內各民族。但是，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在為各自的利益而進行侵略和掠奪，因此他們所分別扶持的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也必然會發生矛盾、衝突和分化。
中國各少數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表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和態度：與人民有密切聯係的愛國人士參加了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例如，一八八八年和一九○四年西藏的兩次抗英鬥爭，一八八一——一八八八年雲南麻栗坡和馬關地區的抗法鬥爭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雲南佤族班洪部落的抗英鬥爭等。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所扶持的民族上層，則是出賣祖國和民族利益的。例如，甘、寧、青地區，回族中的封建軍閥馬鴻逵等，曾夥同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在新疆，一八六五年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阿古柏乘維吾爾、回等民族起義之機，侵入新疆，一八六七年建立“哲德沙爾（七城）汗國”。他勾結沙俄，並臣服於英國及其附庸土耳其。一九三一年，當新疆各族人民反對軍閥金樹仁的鬥爭正在進行時，英帝國主義乘機派遣薩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建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和田伊斯蘭共和國”，妄圖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在西藏，英帝國主義收買了西藏統治階級上層，千方百計想把西藏變成它的殖民地。在內蒙古，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策動內蒙古東部地區的一些封建上層，搞所謂“獨立自治”。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軍大舉侵犯察、綏地區，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等公開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背叛祖國，出賣民族利益。在東北，日本帝國主義於“九一八”事變後，扶持被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建立了所謂“滿州國”，等等。
一九二二年，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民族主義作了解釋和規定：“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麵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並鄭重宣布：“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但由於時代變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已進入世界曆史的進程，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被無產階級領導的經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所代替，這個綱領已經無法由資產階級領導去實現了。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則完全背叛了革命的三民主義。
在一些少數民族中，先後興起過一些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運動。一九四四年，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爆發了“三區革命”，揭開了新疆各族人民以反對國民黨統治、爭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為宗旨的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序幕。在三區革命開始階段，封建上層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一度攫取了革命的領導權，他們盲目地反對一切漢人，要求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建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妄圖將三區革命引入歧途。一九四六年，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影響下，阿合買提江代表革命知識分子及勞動人民，批判和糾正了這種錯誤傾向，重申了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影響的、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礎上的新政權，從而把革命引上了正確軌道，使之成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三區革命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出現了“內外蒙合並”的簽名運動。這個運動也是一個帶有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運動。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構成了這個運動的中、下層骨幹，其中許多進步的知識分子，讚成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一部分人則屬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他們幻想什麼“獨立自治”。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進行艱苦的工作，解決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的目的是實現平等自治，而不是獨立自治。而且隻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實現這一目的。這樣，東蒙的自治運動就納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的行列，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少數民族中的這些反對國民黨統治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運動，是有進步性的，是革命的。但它們的民族主義偏見，以民族劃分敵我，製造民族對立和分裂，則是錯誤的、反動的。特別是，由於少數民族中資本主義成份十分微弱，那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不可能形成獨立的運動，以至往往要依附封建地主階級，因而往往會被封建統治階級篡奪領導權，把運動引向歧途。
曆史經驗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無論是哪個民族的，都不能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勝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決不能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這是因為：（一）中國的資產階級十分軟弱，又非常害怕人民，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如果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參加，沒有強大的工、農運動，任何革命都是不能勝利的，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也就談不上各民族的解放。（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排擠和扼製，但它又同這些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堅決、徹底地反對中國人民的三大敵人。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而隻能作為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搖的同盟者。（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不論是以大漢族主義或地方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都是以民族利己主義為本質的，都不可能引導和實現各民族的平等聯合。而沒有各民族的平等聯合，就不可能戰勝三大敵人，就不可能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各民族的解放。
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少數民族施行了極其殘暴的壓迫和同化政策。例如，一九四三年對內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四年起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以及在這之前的幾年中對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等。國民黨政府對國內各民族施行的深重的壓迫和剝削，一方麵使各少數民族人民遭受舉世少有的災難和痛苦，另一方麵又在國內各民族間特別是在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之間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閡，使國內各民族間的關係特別是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關係空前緊張，矛盾日益尖銳，不能不激起各民族人民的反抗。
由此可見，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性質，決定了中國各民族的解放事業隻有在中國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才能完滿成功。
四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作為自己的曆史使命，並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
馬克思主義對待民族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則是民族平等。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不渝地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作為處理民族問題的總原則。但是，由於國內外政治環境和敵我友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加以對國情認識的逐步深化，因此，在不同的時期，在處理民族問題的一些具體方針政策上就不能不隨之發展和改變。
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國際環境。中國是東方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多民族國家，成為各帝國主義重新加劇掠奪的主要對象和它們互相爭奪的矛盾焦點。在中國國內，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各派軍閥的混戰，又給中國各民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照亮了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道路，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境內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並使它彙入反對帝國主義的偉大革命洪流之中。
國內外形勢和革命鬥爭的發展，在民族問題上給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重大任務是，必須製定一個明確的、具體的能夠團結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共同進行戰鬥的革命綱領。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製定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的民族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聯邦製，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關於蒙古問題議決案》又提出，竭力使蒙、漢兩族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在鬥爭中不應淹沒蒙古人民的利益，並應注意蒙古人民的風俗習慣、語言及其特點等。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提出在西北地區的民族工作方針，這就是：一方麵爭取團結西北地區蒙、回民族參加全國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另一方麵要尊重蒙、回民族的利益。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毛澤東領導下召開的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製定的《解放苗瑤決議案》指出：解放弱小民族是革命農民運動的“誌旨”；解放苗瑤，使其與漢人政治經濟一律平等；援助苗瑤解除土司酋長的殘酷壓迫。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初期，向中國境內各民族提出的反對民族壓迫，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合作和自決的基本綱領原則和基本政策。它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為指導思想處理民族問題，並為實現各民族共同解放而奮鬥。
這一時期，各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及其民族綱領、政策的鼓舞和指導下日益覺醒，積極投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軍閥混戰和為民族自由解放而鬥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風暴，席卷了粵、桂、湘、鄂、贛、滇、川等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各族人民踴躍地參加了這一鬥爭。在南方，廣東佘族人民積極參加了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組織農會向地主進行鬥爭；廣西東蘭縣壯、瑤等族人民在韋拔群的領導下，建立“改造東蘭同誌會”，展開了“打倒土豪劣紳，鏟除貪官汙吏，取消苛捐雜稅”的鬥爭；雲南各族人民掀起了反軍閥鬥爭；海南島黎、苗族人民進行了反土豪劣紳、反租稅、反糧食外運的鬥爭；湘西土家族、苗族開展了農民運動；四川理縣羌族人民也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聯合當地藏、漢族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等。在北方，一九二五年冬，在張家口成立了蒙漢各民族工農兵群眾的革命團體——“內蒙古農工兵大同盟”，在綏遠、察哈爾、熱河等地區設有基層組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廣泛發動和組織蒙漢各族人民共同進行反帝反軍閥鬥爭。這些鬥爭，極大地推動了人民大革命的發展，打擊了國內外敵人。
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和在民族地區建立黨組織的工作。早在二十世紀初傳播馬列主義開始，就有很多少數民族人士參加了這一活動。鄧恩銘（水族）、馬駿（回族）、張伯簡（白族）等都是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鄧恩銘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的代表。一九二二年一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赴莫斯科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曾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和山東省委書記，在山東從事工人運動。馬駿和周恩來一起從事學生運動，發起成立“覺悟社”，曾擔任中共北京臨時市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從事恢複地下黨工作。張伯簡曾任中共兩廣區委軍委書記，並參與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籌辦和省港大罷工的領導。
一九二三年秋冬，中共北方黨組織深入北京的蒙藏學校。到一九二五年，發展了蒙古族青年烏蘭夫、吉雅泰、李裕智、奎璧等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批蒙古族黨員，並建立了蒙古族的第一個黨支部。在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的直接領導下，多鬆年、烏蘭夫、奎璧等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創辦了內蒙古第一個革命刊物——《蒙古農民》，以宣傳新三民主義，喚醒蒙古族人民的覺醒，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傳播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還通過選派學習等多種渠道，培養少數民族青年盡快地成長。一九二五年冬，曾選派烏蘭夫、多鬆年、馬駿等去蘇聯中山大學學習；選派奎璧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第三國際主持的黨校學習，選派蒙古族高布澤博等10多人到黃埔軍校學習。一九二六年選派賈力更等17名蒙古族青年到廣州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經過學習，他們都成為領導民族地區革命鬥爭的骨幹。多鬆年於一九二七年任察哈爾特別區工委書記，參加過黨的“五大”；李裕智任過包頭特區工委書記和一九二六年秋建立的內蒙古人民革命軍前敵副總指揮兼第一路軍司令、農工兵大同盟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二五年建立了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它曾領導甘南藏族人民進行爭取民族平等反對軍閥壓迫的鬥爭。
一九二六年六月，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建立了中共梧州地委（後改為廣西特委），壯族共產黨員譚壽林任書記。同時在南寧地區和右江根據地各縣也先後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和青年團組織。
農民運動講習所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培養農民運動骨幹的學校，曾經為蒙古、回、滿、壯、朝鮮等民族培養了一批幹部。壯族韋拔群於農講所結業後回到廣西省東蘭縣，在那裏舉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了壯、瑤等民族幹部500多人。他還組織農民自衛軍和農民協會，參加百色起義，為建立右江革命根據地和紅七軍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縱隊隊長、師長、廣西農民協會副主任、右江工農民主政府委員及全國蘇維埃政府委員。此外，還有著名的壯族領導人、中共右江特委書記、紅二十一師政委、右江工農民主政府肅反委員陳洪濤，紅七軍二十一師副師長、右江赤衛軍總指揮黃治峰，紅二十一師副師長、鳳山縣工農民主政府主席黃明春等。瑤族韋玉梅擔任了右江工農民主政府的軍事委員。在紅二十一師中，從師長到班排領導職務，幾乎都由少數民族幹部擔任。紅七軍中壯族士兵占了一半。
一九二四年中國共產黨派徐成章到海南島黎、苗族地區開展革命工作。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共瓊崖地方委員會成立，不久瓊崖西北部和東部各縣也相繼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一九二六年春，中共廣東區委派陳貴清、黃振士（黎族）等回海南陵水縣開展工作。一九二七年五月成立了中共陵水縣委，黃振士任第一任書記。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中國共產黨在湘鄂西土家族、苗族地區相繼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一九二六年建立湘西特委，領導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區的農民運動。
在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中，許多少數民族幹部在北伐軍中擔任過一些重要職務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白族周保中曾任北伐軍的團長、副師長，朝鮮族楊林、蒙古族榮耀先也都任過營長、團長等職務。楊林後來又參加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十分注意同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早在一九二六年春夏，在共產黨員宣俠父的幫助下，甘南藏民領袖黃正清等在蘭州成立“藏民文化促進會”，發表文告，把軍閥馬麒的罪行公布於世，經過多方麵工作和藏族人民有力的鬥爭，終於趕走了馬麒。在蒙古族中，吸收長期從事反軍閥、反王公武裝鬥爭的錫尼喇嘛參加人民革命鬥爭。他曾指揮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第十二團轉戰於內蒙古伊克昭盟各旗，並領導烏審旗蒙古族人民廢除封建王公統治製度，建立人民革命政權。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新軍閥統治，對各民族實行法西斯專政，壓迫剝削無所不至。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明確規定：“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在《關於民族問題決議案》中，指明了民族問題“對於革命有重大的意義”。在中共六大以後，中共中央對白區和紅區工作的有關文件都提出要“重視少數民族工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對東北朝鮮族農民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製定了《中共滿洲省委告滿洲朝鮮農民書》，對朝鮮族農民慘遭日本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深表同情，號召東北朝鮮族農民與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九年著名的《紅四軍黨部的“共產黨宣言”》和《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在民族政策上深入宣傳了“統一中國，承認滿、蒙、回、藏、苗、瑤各民族的自決權”。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蘇維埃法律麵前一律平等。“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地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同時還指出，中華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大會還通過了一項《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莊嚴宣布：“中國工農與勞苦群眾，反對一切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而主張他們的徹底解放”，“絕對地無條件地承認這些少數民族自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