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被那麼多專業人士否定，您如何化解這種壓力？
朱明瑛：我把每次演唱都當成學習的機會。每次一個人在家站在鏡子前練習，我都當成是站在舞台上，都當成台下有上萬名觀眾。在家裏我唱著唱著自己就激動萬分，好像台下有成千上萬觀眾在鼓掌。就這樣讓自己熟悉這種感覺。等到我真的站在台上，我發現自己不害怕了，我已經適應了舞台的感覺，這種練習真的非常管用。所以，我現在也總對自己的學生說，一定要把每次練習都當成觀眾就在眼前，那麼不管你站在哪個舞台上，你都會覺得這就是你的排練廳，你的認真、激情，那種再創作的欲望，都會在舞台上迸發出來。
記者：您的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變化，這也是您的藝術特色嗎？
朱明瑛：有人覺得我的演出都是臨時發揮，其實不是，不可能臨時想出個方法，上台就能得到觀眾的歡迎和認可。今天我唱《回娘家》這麼唱，到第二天又改了一種唱法，這就是在不斷創作。我會記住觀眾在哪裏會有掌聲，我會分析為什麼這個地方有掌聲，記在心裏，等下次演出時再發揮出來。我還要記住大家反應不強烈的地方，分析為什麼我覺得不錯的表演方法觀眾卻沒有預想的反應？想明白之後加以改進，不斷完善。
藝術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特殊力量
記者：您認為藝術和生活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朱明瑛：我認為好的藝術形式，不斷創新的藝術形式是能夠改變生活的。通過藝術實踐，我特別深刻地感受到，社會的進步，包括文藝的進步，除了要反映現實生活、給人們帶來快樂之外，還有一種作用就是要推動社會向前走。這種推動力量是別的形式無法取代的。
記者：您後來做企業也非常成功，為什麼會轉到這條路上來呢？
朱明瑛：我是1985年去的美國。雖然當時大街小巷到處都在播放我唱的《回娘家》，可我覺得，自己在專業上還是有欠缺。我沒上過音樂學院，就不能冒充歌唱家，因為大家都管我叫歌唱家，我覺得我必須要有真才實學。我當時已經三十多歲了，但我還是想求變，想嚐試新的東西。其實每個人都是想求變的，在變的過程中，有人失敗，有人成功，失敗的人如果能總結教訓，最後也會走向成功。
出國前我剛剛漲了工資，我當時工資不算高，生活有時還挺困難的。那時大家工資普遍不高。我剛到美國時，連出租車都打不起。我所在的伯克利音樂學院，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音樂學院之一。那時候我是全校年齡最大、成就最高、基礎最差的學生。我要從第一個音符開始學起，英文我也聽不大懂。我就采用最實在的方法，把老師講的東西記下來，晚上回去下功夫。就這樣日拚夜熬，最後我成了全校學生中的佼佼者。因為生活需要，我有時一天要打四份工，常常幹到深夜一兩點鍾，洗盤子、當用人，幾乎幹遍了所有髒活兒累活兒。
在美國時我結識了一對在美國化工界頗有影響的夫婦，在他們的引薦下，我進入了一家跨國金融集團。後來我又到美國最大的自動化控製公司的中國代理處工作。在美國時，我看到公司所有的猶太人都很精明，就不斷地從他們身上學習，我不可能去哈佛學習貿易和企業管理，不可能到麻省理工學院去學習，但是我天天和猶太人打交道，相處了十年，等於在美國上了一所特殊的大學。
記者：這個階段您有沒有想過放棄對藝術的追求？
朱明瑛：這是我經常思考的事情，學習到任何新事物，我都能想到藝術的發展。比如，有美國人跟我說，為什麼我們的機器會這麼好，一個廢品都沒有，就是因為我們在所有的流程上都控製得特別好。這時，我又和我的藝術掛鉤了，為什麼我們一場晚會演出之後，所有的節目和演出的布景道具都報廢了？為什麼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的重點劇目，演出幾場之後就沒人看了？就是因為我們的思維模式有問題，我們對工作中的流程控製得不好。所以我覺得，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你的思維模式是不是適應時代，是不是能控製你的產品流程。這是相通的。
記者：您在藝術和商業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是不是可以說您的人生夢想已經實現了？
朱明瑛：辦學校一直是我的夢想，我在回國十幾年後開始辦學校，但這個夢想已經在我心裏藏了二十多年了。我在國外學了那麼多年，我發現我們的確有很多差距，這恰恰是我們進步的空間。我在國外一邊學習一邊思考，做了大量筆記，裝了十幾個箱子運回來。我要辦這個學校，要把學來的東西傳遞出去。
人生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夢想，為了實現夢想，人總要往前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