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他接受的是古典詩詞的熏陶，他的理想是作一名詞人或學者。
天邊縹緲奇峰，曾是我舊時家處。拂袖去來，軟塵初踏，蒙城西住。短鋤栽花，長詩佐酒名稱是用於分辨事物的，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幾回凝佇。慣裂笛吹雲，高歌散霧，振衣上、千岩樹。
莫學新聲後主，恐詞仙、笑儂何苦。摘鬥移星，驚沙落月，辟開雲路。蓬島舊遊，員嶠新境，從頭飛渡。且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喚神龍舞。
1944年，一位名叫陳文統的廣西少年禁不住內心翻湧的激情，寫下了上麵這首《水龍吟》。他那時神往的，是作一名灑脫豪邁的詞人，將天地間的美麗與神秘思維器官的傳統理論。，凝注於筆端，開創另一片世界。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八年以後，他對於古詩詞的沉迷，“筆瀉西江，文翻北海”，化出的是武俠小說的刀光劍影，俠骨柔腸；他也不會想到，他的原名被人遺忘，他成了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
意想不到之中其實含有必然性，梁羽生走上“武俠”之路也許並非偶然。他家鄉蒙山的青山綠水賦予他清靈的想象，還有濃鬱的詩詞氣氛，賦予了他詩人的氣質與紙上風雲的豪氣。在一個戰爭的年代，在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在激蕩的情懷之中，一個年輕的書生，一個懷抱著古典人文理念的少年書生，夢想著以文字改天換月，也許並不奇怪。
梁羽生曾說：“清末四大詞人，我們廣西竟占其二哩！”他說的是王半塘（1848—1904）和況蕙風（1859—1925），都是廣西臨桂人。王半塘的詞寫得“氣勢宏闊，籠罩一切”，而況惠風的詞則“寄興淵微，沉思獨往”。
王與況是梁羽生未曾謀麵的前輩詞人。在梁羽生成長的過程中，還有更多直接影響了他的詞人，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名叫劉瑞球，字劍笙，是前清的舉人。劉年輕時留學日本反對老莊“道生天地”之說與邵雍的“象數”說。後收入，學習軍事，回國後當過軍官。辛亥革命後，心灰意懶，歸隱家鄉，過著傳統的名士生活，下棋填詞，吟風弄月，據說與況惠風曾有過交往。劉瑞球留有一冊《眉隱集》，算得上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詞人。
在這樣的環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紀，就有了相當的古典詩詞根底。九歲那年，家中來了一位姓範的客人，出了一句上聯考梁羽生：“老婆吹火筒”，沒想到梁羽生脫口而出：“童子放風箏”。可見，梁羽生平時背誦了許多詩句，爛熟於心，才能巧思綿綿。
梁羽生的少年時代正好是抗日戰爭期間，但由於廣西處於南國邊際，戰火並沒波及。梁羽生過得仍是富裕書香之家的公子哥兒生活，整日沉迷於尋章摘句，小小年紀，已儼然一副名士派頭。據說他的詩詞傳遍了當時幾個縣，兼有“寶扇求詩，香中索字”之類的故事。
梁羽生不僅沒有飽受戰亂之苦，相反，對於他個人而言，因禍得福。因為當時一批文化人逃難至他的家鄉，使他得以在學業上受到更高的熏陶。
那批文化人中，有著名的學者簡又文教授，還有後來成為一代學術巨匠的饒宗頤。梁羽生按中國傳統的拜師儀式，拜簡又文為師。簡又文教他文史，簡夫人則教他英文。在偏遠的荒山野嶺，梁羽生通過簡又文等人，呼吸著中國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芬芳。
簡又文那時住在農家的牛房，畫家葉因泉畫了幅《牛矢山房課子圖》。饒宗頤提了詩：“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黃金台。原地高天存正氣，百診千劫思人材。”
就在這簡陋的牛房中，年青的梁羽生與一班學者高談闊論，上下千年，縱橫萬裏。他的學養，他的家國之恨，也許正是在這裏逐漸形成。他當時的一首《水龍吟》詞頗能折射他的心請：
洞庭湖畔斜陽，而今空照銷魂土。潸然北望，三湘風月，亂雲寒樹。屈子猶狂，賈誼何在？揾新亭淚。悵殘山剩水，亂蟬高抑，淒咽斷，蕭湘浦。
又是甲申五度，聽聲聲、病猿啼苦，滿地胡塵，誰為可法？橫江擊鼓。覓遍桃源，惟有蒙城，烽煙猶阻。問甚日東風，解凍吹寒，催他冬暮。
年輕的心靈，已洋溢著家國興亡的感慨。
梁羽生從小受到的都是傳統的教育，再加上他個人生活經曆的平穩，使他日後的創作有平實的一麵，卻缺乏鮮活的靈氣。一些觀念、教條，成了一種束縛，使他不能放開心胸去寫作。
1945年日本投降。梁羽生決定離開家鄉，去廣州嶺南大學學習，便與簡又文夫婦同行。途中染上痢疾，幸得簡夫人藏有兩顆美國“近仙”藥丸，才救回一命。
十九歲的梁羽生麵對新的未來，百感交集，在輪船出珠江口時，賦詞一闕：
木蘭花慢
乙酉秋，餘隨馭繁師（按：簡又文）自桂返粵，舟中賦此。
謝西江萬頃，瀉珠海，送歸船。盡洗滌風沙，衝殘塵跡，愁鬱都捐。離亂貫聞鼙鼓，聽潮聲，猶似警頻傳。八載滄桑曆劫，浪花淘盡華年。
波心月影蕩江圓，照澈舊山川。問洪楊故跡，至今遺幾，不付秋煙？百年難得逢知己，進荒山治學發幽潛。吩咐輕舟且慢，待君遙望金田。
在對故鄉的依依不舍，以及對戰亂的回憶之中，梁羽生在南粵開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他在嶺南求學、工作、成名，他的青春與夢想植根於嶺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家。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曆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麵臨著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決的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麼？前景是渺茫的。
年青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向往著祖國的和平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家左派的報紙。自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向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幹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才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台灣立法委員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隻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試圖說服簡氏將此碑石獻給台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給國家，他同意了，一方麵要廣州的家人獻碑，一方麵送了個拓本給台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道，說簡又文向台灣獻出了原碑，以使大陸方麵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家，曾任教於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著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閑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拉肚”，我很掛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雲：此是消化係統病，必要尋出原因，才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係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誌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著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俠小說，他很可能隻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龍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閑散的寫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隻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家後，還會感歎：“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麵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己的。”
僅僅一個偶然的機緣，梁羽生這個文弱書生闖入武林。
1954年，港澳武術界的白鶴派與太極派不知為什麼，結下了梁子。
雙方起先是動口不動手，隻是在報上互相漫罵。終於發展到不可收拾，約定用武力解決問題。白鶴派的掌門陳克夫與太極派的掌門吳公儀在澳門新花園擺設擂台，一決高下。吳公儀一拳打中對手的鼻子，以和局終場。前後不過三分鍾時間而已圖》，提出係統的宇宙構成論，所述太極、理、氣、性、命都，卻由於傳媒大肆宣傳，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久已沉寂的武俠文化，似乎借機重新在民間死灰複燃。
當時《新晚報》的總編輯敏銳地意識到這是爭取讀者的契機，一改長久以來大報不登武俠小說的現距，決定在《新晚報》上連載武俠小說。
但是，他不願意自己報上的武俠小說與小報上的沒有區別，他需要的是又有可讀性，又具備維持大報身份的文化品味的武俠小說。
找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寫呢？
他幾乎沒有思索就想到了梁羽生。
梁羽生有廣博的文史知識，平常又喜歡談武俠，文章寫得也很漂亮，應當可以擔當此任。
然而，梁羽生謝絕了總編的邀請，一則他從未寫過武俠，二則他那時內心可能認為武俠小說算不上是高雅的藝術。
總編無奈，想了一個絕招，先斬後奏，在報上預登了一條廣告，說是將有梁氏的武俠小說出籠，逼梁羽生下海。
這一招果然生效。
梁羽生隻好連夜趕寫，邊寫邊登，完成了一部《龍虎鬥京華》。“梁羽生”這個筆名也是發表這部小說時才用的，據說是因為佩服前輩武俠小說名家白羽，才起名“羽生”。
梁羽生曾自言：“白羽的小說描寫民初各階層人物，因為作者本入世極深，寫來細膩，最合懂得人情世故的人看。可是自己受生活經曆的限製，氣質又完全不同，要走正統道路嗎？肯定不成功，於是隻好自己摸索，走一條浪漫主義的路了。”
看來，梁羽生與白羽不是毫無淵源。
一場三分鍾的比武，一位總編輯的靈機一動，卻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也改變了中國武俠文學發展的路向。
梁羽生一“下海”就一發不可收拾，一寫就是三十多年。而他那部《龍虎鬥京華》被譽為新派武俠的開山之作。
何謂新派？
梁羽生曾這樣回答記者：
“現在的武俠小說寫法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不少是采用一些西方的手法。例如人物性格以前多數由作者口述，好像評話。現在卻由故事本身的發展來發展。常常有某些場景，某些特寫。
例如一個大雨天，有兩個間諜在一個場景中，故事再由此展開，而不是平鋪直敘的介紹這個人物怎樣，那個人物怎樣。而是有很多的變化，不是集中一個人身上。各式各樣的寫法都用上了，而不是單一用傳統手法。”
柳蘇則認為：
新派，新在用新文藝手法，塑造人物，刻畫心理，描繪環境，渲染氣氛……而不僅僅依靠情節的陳述。文字講究，去掉陳腐的語言。西學為用，有時從西洋小說中汲取表現的技巧以至情節。這使原來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武俠小說進入了一個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現出新氣象，變得雅俗共賞。
今天重讀《龍虎鬥京華》，覺得與梁羽生後來的作品相比，顯得相當幼稚，敘述技巧也較薄弱，結構鬆散，人物形象不夠突出。但因為貫注了新的理想與新的意識，這部不十分成功的作品卻擔當了開一代先風的角色。
自《龍虎鬥京華》以後，梁羽生共寫了一百多本武俠小說。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曾出版梁羽生係列，收錄了梁氏的絕大多數作品，總共三十二部：
①《龍虎鬥京華》
②《草莽龍蛇傳》
③《白發魔女傳》
④《塞外奇俠傳》
⑤《七劍下天山》
⑥《江湖三女俠》
⑦《還劍奇情錄》
⑧《萍蹤俠影錄》
⑨《散花女俠》
⑩《聯劍風雲錄》
⑾《冰魄寒光劍》
⑿《冰川天女傳》
⒀《雲海玉弓緣》
⒁《俠骨丹心》
⒂《風雷震九州》
⒃《冰河洗劍錄》
⒄《女帝奇英傳》
⒅《大唐遊俠傳》
⒆《龍鳳寶釵緣》
⒇《慧劍心魔》
21《飛鳳潛龍》
22《狂俠天騎魔女》
23《鳴鏑風雲錄》
24《廣陵劍》
25《風雲雷電》
26《瀚海雄風》
27《遊劍江湖》
28《牧野流星》
29《彈指驚雷》
30《絕塞傳烽錄》
31《劍網塵絲》
32《幻劍靈旗》
這三十二部作品分為單行本，大約百餘本。在這些作品中梁羽生自己喜愛的是《萍蹤俠影錄》、《女帝奇英傳》、《雲海玉弓緣》三部。事實上，這幾部作品影響也最大。
三十多年來，梁羽生的作品廣為流傳，贏得了不少讀者，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就是其中的一位。1979年，梁羽生在英國的一家餐館邂逅華羅庚，當時後者剛剛看完《雲海玉弓緣》。這位數學巨子與素昧平生的“大俠”一見如故，發表了他對武俠小說的獨特認識。這種認識後來得到普遍的認同，那就是：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
政治名人中，如廖承誌，也愛讀梁羽生的作品。
梁羽生寫過一篇文章，叫作《著書半為稻粱謀》，其中說到：“我隻求我的武俠小說是杯白開水，沒有養料，能給讀者解渴也就於願足矣。”
但除了娛樂性外，梁羽生的作品具有內含較高的質素。一位自稱是“終年困於課本和文卷的教書匠”曾寫信給他：“長期以來，都大力地幫助了我抗拒那隱秘的煩憂、焦灼，和填補那由於所在地域所造成的內心的空虛。……你的大作發揚了熱愛祖國，伸張正義的最有益的傳統……。”
恐怕正是這一點，使得梁羽生的作品幾十年來風行不衰。
創作武俠小說純屬無心插柳，當初絕沒有料到日後的繁花似錦。
寫完《龍虎鬥京華》，梁羽生本想擱筆不寫。他喜歡的仍是文史隨筆，以為這才是真學問。
沒想到讀者反應熱烈，報館不肯“放過”，他就這樣專心在武林經營起來。
1962年，他辭去副刊編輯之職，專事寫作，成為地道的職業作家。
由於他的名頭響，約稿繁多，經常同時進行兩三個不同的故事。最多的時候一天可寫一萬多字。他講究計劃性，有點像茅盾，寫作前先列好大綱，找齊資料，方才下筆。
“我花費在收集與參考資料上的時間，比正式動筆的時間還來得多。但有時為了趕上截稿的時間，匆匆草就，無暇重讀，難免會有錯誤掛漏之處。日後發表完畢而出版成書前，我會一篇篇仔細的加以檢閱，凡是用字不當，情節不符，或是人物性格前後矛盾的地方，我都一一加以修正。”
梁羽生、古龍、金庸是三種類型相異的文人。金庸是全才、通才，既有細膩、敏銳的藝術感觸，又有老到的人世之道，就做人而言，可謂爐火純青，蔚為大家。梁、古二人是純然的文人，隻不過古龍屬於放浪不羈一路，而梁羽生屬於傳統儒雅一路。
梁羽生性格中有拘謹、墨守成規的一麵，影響到他的創作，即無法達臻金庸的博大精深，也無法做到古龍的激情澎湃。
最明顯的是他的語言，較為滯澀，繁冗，有時候讀來感覺較為沉悶。
但不管怎樣，幾十年的苦心磨煉，梁羽生仍能與金、古三足鼎立，自成一家。
梁羽生小說的魅力，可用下麵的詩詞來表述：
一是梁羽生自己的詩：
誰把蘇杭曲子誆？
荷花十裏桂三秋，
豈知卉本無情物，
牽動長江萬古愁。
二是劉伯端的詞：
家國飄零，江山輕別，英雄兒女真雙絕；
玉箭吹到斷腸時，眼中有淚都成血。
很能代表梁氏作品的曆史滄桑感與纏綿悱惻的情致。
梁羽生早期的小說喜用回目，意境深遠，對仗精巧，雅致而具有相當濃鬱的美感。後期雖因強調現代感與可讀性而較少運用對聯式的回目，但情節的推展仍明顯具有某種怡蕩有致的韻律感，抒情寫景也一貫予人以如詩如畫的印象。
他作品中的文學意境，明顯的表現了他對於清代的天才詞人納蘭性德與文壇怪傑龔自珍的偏愛。
他十七八歲時就迷上納蘭：“那時候自己是公子哥兒，不通世故，總覺得和納蘭非常的有緣份。”納蘭的詞意經他流光溢彩的文字，帶入刀光劍影的武俠小說中，展現了另一片清新圓熟的天地。
至於龔自珍，本身就是一個介於儒與俠之間的人物，詩中本來就充滿俠氣。梁羽生早期在雜文寫作中經常引述龔氏《已亥雜詩》中的名句，例如“少年劍擊更吹蕭，劍氣蕭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經常有像龔自珍一般的名士型俠客，如慧星一般掠過血腥與權謀交織而成的曆史舞台。
龍飛立先生甚至認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港台，沒有任何一位作家，刻畫名士型俠客，能夠勝過梁羽生的”。
陳曉林先生說：“他的武俠作品，非但每一部都有明確的曆史背景，而且也充滿了出人意料的權謀鬥智，尤其擅長描寫情海風波中複雜而微妙的女性心理，以及強烈而深邃的性格衝突。”
名作家司馬中原則以為：“梁羽生的作品可以‘穩厚綿密’四個字來形容，非常的工穩、厚實，生活的根基很深，重視曆史考據，俠中見儒氣。”
梁羽生本人對待武俠小說創作，態度嚴謹，不斷摸索，很少有苟且的時候。他曾強調武俠作家須具有明確的時空觀念，還要有必要的地理知識、文學修養、宗教認識，缺一不可。
“以地理知識來說，中國地大物博，每個地方都有它不同的色彩與特點，如果我們將太湖的景致搬到西湖去，把桂林山水移到蘇州去，就會貽笑大方了。我個人在下筆時，對於那些不曾涉足的地方，必定設法找出有關的遊記和資料來參考，以求真實。”
對於一個作家而言，他可以書寫任何東西，但他必須以他的生命去書寫，他才能被稱為作家，否則，隻是文字遊戲的玩弄者，甚至隻是文字垃圾的製造者。
梁羽生在他的寫作中，融進了自己最美麗的理想與情懷，融進了整個的生命意識，所以盡管並未達到巔峰，卻仍是一位廣受熱愛，個性鮮明的作家。
從六十年代以來，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在海外流傳。英國女作家Blomfield翻譯過梁羽生的一首詞，出自《龍鳳寶釵緣》。
七十年代末，梁羽生的作品即流入大陸，十幾年來被不斷重印。他本人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參加過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他在會上慷慨陳詞，呼籲不應輕視武俠小說的存在。
梁羽生有許多作品被拍成影視，如《雲海玉弓緣》、《萍蹤俠影錄》、《白發魔女傳》等等。
1982年，梁羽生對外聲稱他要“分期封刀”。近年來，他確實不再有新作，而把精力放在了修改舊作上，例如修訂《七劍下天山》等作品。
他與金庸一樣，也一直表示在晚年想寫一部曆史小說，他想寫的是關於太平天國的曆史小說。
雖然基本上停止了筆耕，但時至今日，漫步在大陸的大小書店，我們仍能見到梁羽生的作品。而在大陸出版的各種武俠文學研究著作中，都將金庸、梁羽生、古龍看作是當代武俠小說的三大家。
在台灣，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梁羽生的作品一直被禁止發行，直到1988年左右才得以進入台灣。但台灣已有不少“梁迷”，他的作品之正式刊行，引起一陣旋風。風雲時代出版公司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曾主辦過一個“解禁之後的文學與戲劇”研討會，集中討論梁羽生的作品。會上有著名作家、詩人、學者和演員如司馬中原、瘂弦、陳曉林、曾慶瑜、羅青等，均高度評價了梁氏的創作成就。
最值得一提的是，風雲時代出版公司在1988年出版了一套“梁學研究係列”，與“金學研究係列”相映成趣。
蜜月之夜新娘獨守空房，新郎官在棋社與人廝殺得忘了時間。
梁羽生曾是名氣不小的棋評家。
他以“陳魯”為筆名發表在《新晚報》上的棋話，被認為是一絕。沒有人寫得那樣富有吸引力，使不看棋的人也看他的棋話，如臨現場，比現場更有味。
他出版過一本《全國象棋大賽》，開篇便是“殺氣秋來肅，看群英棋壇奇鼎，橘中逐鹿……”頗有梁氏武俠小說的味道。寫到棋手之間的激烈爭戰，詩詞歌賦典故往往信筆引來。如說象棋壇從1960年起，已從璘“楊官暸時代”踏入“胡榮華時代”，他用這樣的句子：“躍馬驅車，投鞭處，幾人失色！”分析名將王嘉良的缺點，則說：“若說楊官璘的棋風如今已是老去漸於詩律細，則王嘉良卻仍是少年霸氣未全消！”這樣的詞藻，這樣的文采，自然與一般的棋評大異其趣。
但文雅有時候並不妥當。
例如，1958年，廣州舉辦了第三屆象棋賽。《新晚報》派梁羽生等人赴穗，火線編棋賽特刊。當時棋壇三傑中的楊官璘與李義庭一番交鋒，以和局告終。各報紛紛報道，《羊城晚報》的標題是：“楊官璘雙龍出海，李義庭苦戰成和。”惹得李義庭大為不快，他說：也不過是成和罷了，怎的說得楊官璘那麼厲害？他就是雙龍出海，我卻是苦戰成和呢？梁羽生在《新晚報》上用的標題是：“楊李棋壇各擅場，盧前王後費平章。”用的是初唐四傑楊炯“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的典故。李義庭聽了，知道說的是他們倆半斤八兩，不分高下，便說：“你這樣說，我就心服了。”
但作為大眾傳媒，梁的題目過於文雅，大多數讀者反倒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既要有文化品味，又要有可讀性，確實不容易。
梁羽生對於武功，隻是紙上談兵，發揮想象而已，終究不過一介書生。但對於棋藝卻不隻是談談而已，還親身實踐，不是一般的實踐，而是迷戀於其中，忘乎所以。他下象棋，也下圍棋。
在《大公報》、《新晚報》與金庸同事時，據說他倆經常在下班後躲在小閣樓上殺得天昏地暗。
聶紺弩在香港期間，也與梁羽生結下棋緣，兩人都是棋迷，一下起來就把世界置之度外，眼前隻有黑白二色。那時候，聶紺弩每天要寫一篇《編者的話》，一過午夜十二點，排字房催稿的電話聲，才能把他從“廝殺”中喚醒。
梁羽生說：“我學圍棋，第一個師父是外祖父，九歲大就開始了。”
他頗有幾次戰績值得驕傲。
約在1954年左右，當時的香港象棋冠軍曹悅強、亞軍何醒武在蓬香茶樓擺擂台。梁羽生以“陳魯”之名，上台攻擂。先和何醒武大戰，打成平手；再與曹悅強較量，曹從未聽說過陳魯，心下不以為然，沒想到被“陳魯”棄一炮，盡殺士相。好在梁羽生畢竟經驗不足，棋差一著，最終敗走麥城。國奕會發出的新聞稿對這局棋的評論是：曹悅強險象環生。
1977年3月5日，香港圍棋社、日本棋院香港支部聯合舉辦春季港日圍棋對抗賽。梁羽生以港隊代表身份，大戰日本初段棋手鬆元福雄，結果大獲全勝。
他還曾一路殺到馬尼拉。
話說1976年，第六屆亞洲棋賽在馬尼拉舉行。身為棋評家，梁羽生自然不會錯過機會，隨著香港隊去觀戰。
很快就有人知道，棋評家陳魯，就是武俠小說名家梁羽生。在頒獎禮那天晚上，熱情的觀眾要求他上台和觀眾見麵。梁羽生也成了明星式的人物，台上台下都有他的擁躉。他以他的文字，溝通了他和無數人的心靈。
梁羽生不無得意地回憶：“我原先想想，在菲律賓一個人也不認識，隻帶五十張名片就行了。誰知第二天就派光啦！”
馬尼拉《東文日報》曾好幾年轉載他的小說，卻並未付稿酬，乘著梁羽生到馬尼拉，該報總編輯親自向梁羽生表示道歉，梁羽生哈哈一笑：“你放心，我不是來討稿費的。我是來交朋友的啊！”
到菲律賓看象棋的梁羽生，卻在那兒一連下了三天的圍棋。馬尼拉圍棋的業餘冠軍王芳圃與梁羽生下，梁讓二子，結果輸了一子半。後來又連下了四盤，梁羽生僅勝一局。
星洲棋會的會長林明彥也來和梁羽生下棋。還有一位洪先生，是星洲棋會的前任會長，幾乎天天到梁羽生的房間，幹什麼？當然是下棋。
關於梁羽生下棋的趣聞，最精采的莫過於他的“蜜月之夜為棋挨餓”。龍飛立先生曾在他的《劍氣蕭心梁羽生》一文中生動地記載了此事：
一九五七年，梁羽生燕爾新婚，蜜月旅行到了北京。新郎哥技癢難熬，又跑到北京市棋社去，一心想向當今京師兩大高手張雄飛、侯五山請教幾招。不巧那天兩位都未到。一位大概正在當值的指導，和梁羽生下了兩盤。梁贏一盤和一盤。
棋術指導心中詫異，問道：“您是……？
“我從廣東來的，”
“認識楊官璘不？”
“下過棋。”
“怎樣下？”
“讓二先！”（楊是全國冠軍，當然無須說明誰讓誰了。）
指導一見此人有來頭，又介紹了一位北京某區冠軍和他下。棋逢對手，彼此全神應戰。幾仗下來，不覺已是半夜十二時。梁羽生猛然省起自己還未吃晚飯，“卻是苦也！”
原來北京人生活極有規律，一過晚上九時，飯店小館已大多關門上鎖。梁羽生初來乍到，人地生疏，京城裏大街小胡同裏，縱有許多夜宵去處，又如何能曉得？那一夜便隻好為棋犧牲，餓了一宵，終生難忘。
至於那位新娘子，蜜月之夜就演出一幕“倚門盼夫歸”。那滋味究是如何？這卻要問那位溫文賢慧的梁羽生夫人了。
東方人的棋藝並不是一般的“藝”，而是隱含著東方智慧的精華。變幻莫測，搖曳多姿，棋中的世界，讓人玩味一生仍是無法企及。
梁羽生對於棋的癡迷，與他的寫武俠小說應是並不矛盾的，相反，有相互促進之功。
梁羽生的生活平平淡淡，他熱愛家庭，待人誠懇，幽默風趣。
梁羽生是怎樣的一個人？
且看他的朋友贈他的兩首詩：
金田有奇士，俠影說梁生；
南國棋中意，東坡竹外情；
模山百嶽峙，還劍一身輕；
別有千秋業，文星料更明。
裂笛吹雲歌散霧，萍蹤俠影少年行。
風霜未改天真態，猶是書生此羽生。
前一首是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寫的，後一首出自作家舒巷城的手筆。
梁羽生是一個俠骨柔腸的書生，舉止言談熱情、風趣、自然、健談，常常是笑聲朗朗。他是朋友中的“開心果”，極富幽默感，也許無意逗人發笑，但他的某些舉止，卻往往成為事後連自己也覺得有趣的笑料。
有一年，那時梁羽生尚未結婚，出於好奇心，去光顧一名據說非常靈驗的相學家，回來對朋友說：“他真的很靈！”問怎麼個靈法，他說：“有兩件事可以證實，第一件——他說我和女朋友吵過嘴；第二件——他說我適宜在外發展，離開家鄉越遠越好。”朋友們笑起來，說：“第一件，和對方吵嘴鬧別扭是戀愛中男女的普遍事情。第二件，聽你的廣西口音就知道你已經離家很遠了。”他一聽恍然大悟，連叫：“中計了。”
梁羽生屬於原則性較強的人，大事毫不含糊，但小事卻往往糊裏糊塗。他能背誦曆代詩人、詞人之作，數以千計，讀書能力很強，然而對身邊瑣事卻會轉瞬即忘。可能他的精神全用在了下棋與寫作，顧不得其他。
一次，他和一個朋友約定中午在某茶樓飲茶，結果他遲遲不到，朋友打電話問他，他詫異道：“不是說明天晚上去吃飯嗎？”
梁羽生的夫人笑著對朋友說：以後不跟他旅行了，因為一路上都要分神照顧他的旅行證件等等。看來，梁羽生在夫人的眼中，還是個大孩子。
在某次飲茶時，梁羽生突然問朋友：“有人說過，我做人不夠世故，是不是？”說著輪流替大家斟茶。有個朋友打趣道：“咦，你這不是夠世故了嗎？”另一個朋友舉起茶杯說：“那麼就飲他這杯世故茶吧！”於是，笑聲一片。
上麵第一首詩中，“東坡竹外情”，說的是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梁羽生雖然體態“豐滿”，大有減重之需，卻仍有東坡的豪情，但他是竹可以不要，肉是萬萬不能不吃的。因為家人的幹涉，便在上班路上忙裏偷閑，買一包燒乳豬或肥叉燒、鹵雞腿，到了辦公室，就一邊寫，一邊大食肉類。有時候饞蟲上來，在路上就邊走邊吃了。這大概就是梁氏自稱的“名士氣味甚濃”吧。
梁羽生過的是傳統的中國式家庭生活。他與太太白頭偕老，一往情深。他對別人說，他的夫人是他的護士、公關、會計和秘書。梁羽生患有糖尿病，必須天天打針吃藥。他的夫人悉心照顧他的起居，還嚴格控製他的飲食和應酬。閑來無事，夫妻倆品品茶，聊聊天，有時則去公園、書店及圖書館走走，活得悠閑而又規律。
絢爛之極，大生大死，固然是一種活法，而且是一種浪漫的活法；但平平淡淡，隨遇而安，也是一種活法，看似無味，卻在時間的曆練中，隱藏著馥鬱的芬香。就像陳年的老酒，細細品味，才能覺出它的底蘊。
幾十年來，梁羽生作為一個自由的寫作人，如同野鶴閑雲，悠然自得，又如同一個人生與社會的旁觀者，笑看無限往來人。他青年、壯年的時期是一個本色的文人，到了晚年，仍是一個本色的文人。
1987年，他與夫人移居澳洲，別人問他移居的原因時，他微笑說：“老來從子嘛。”
梁羽生有三子，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各自的專業領域有所成就。長子在悉尼當會計師。
梁羽生到澳洲後，引起當地華人社會的一陣熱潮，因為幾乎絕大多數人都讀過他的作品。且看1987年12月31日《新報》記者魯河維的一篇專訪：
梁羽生來了澳洲！
梁羽生是位響當當的武俠小說作家。愛看武俠的讀者，對他大抵都不會陌生。從前人們對武俠小說的意見有分歧，有些認為多看無益，有礙文藝正風。近來意見較為統一，特別是對金庸、梁羽生的作品。
台灣、香港、南洋、大陸各地的文學愛好者，不但誦讀他們的作品，而且組織力量去研究、整理，大有發展成為“金梁學”的可能。
“你去訪問梁羽生先生。”為什麼偏偏選中我？編輯說我不是個武俠迷，訪問會客觀些。接了任務，跑到唐人街書店去做“功課”。書店有武俠小說出租，梁羽生的獨占一格，可能是出租率高吧。書都是偉青出版社的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美國哲學家，社，有《萍蹤俠影錄》、《七劍下天山》、《散花女俠》、《白發魔女傳》……真是書多不能盡錄。看來，還是說老實話好。
“梁先生，我不是你的讀者，但想訪問你，可以嗎？”
“可以，可以。”短小身材的梁羽生，中氣可十足，笑容滿麵，真令人有一見如故之感。
“請問梁先生來了多久？”
“才兩個多月。”
“習慣這兒的環境嗎？”
梁先生說他喜歡澳洲。他特地開了露台的門，指著外邊一株綠葉蔽天的古木說，每天早上他都聽到蟬鳴，這在香港是奢侈得很的聲音。
梁先生為什麼會到澳洲來，原來是老來從子，他有三位公子，現都飽讀詩書，成了專業人士。
“他們嘛，各散東西。說來奇怪，他們少時，我便舍得讓他們到外國讀書，一去七八年。他們慣了獨立，也慣了外國的生活，反而不愛呆在香港。”
梁先生的大兒子在澳洲，老二在加拿大，老三剛念完書，現正在周遊列國。
“梁先生到澳洲來，是決定長居或是短留？”
“來看看。好嘛，我們會考慮長住。我寫武俠小說寫了三十多年，很想休息一下。找個清靜地方，看看書，修訂一下舊稿。
“梁先生，你現在還寫不寫武俠？”
“我計劃利用澳洲這清靜環境，來完成我所有武俠小說的修訂，交給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叫《梁羽生係列》，現隻修訂了五部。從前每日替多間報紙寫連載，作品裏免不了有急就而生的不滿意，現在正是修訂的時候了。”
此外，梁羽生也大力搜集古今中外對聯，寫對聯的文字，發表了不少，現正打算再訂正一下出書。
梁太太在旁說：“他忙了這麼多年也應休息一下。他身體給寫作累得有了糖尿病。我們到澳洲，一來從子，二來想趁澳洲不興應酬的環境，讓他真正的‘戒口’，把糖尿病調養好。”
說到研究對聯，我問梁羽生那是不是他寫武俠的副產品？梁羽生開創的新武俠愛好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中的。
“大概不是，我一向對對聯有興趣。”
“梁先生，你的舊文學修養那麼好，是不是有點家學淵源？”
“大概也可這樣說，我的外祖父是薄有名氣的詞人。我的堂兄弟是早期的留法學生，我自小便在家嚴督促之下，無法偷懶……”
“如此說來，今天的學校在中文學習方麵，課程並不著重古典文學，會不會影響到你的一路武俠小說後繼無人？”
“這方麵，我不大清楚，但事在人為，如果真有興趣，可攤開他人作品研究取材，就像我初寫時，何嚐知道什麼是老樹盤根、力掃千軍、泰山壓頂。”
梁羽生除武俠外，還以“梁慧如”、“馮瑜寧”等筆名寫曆史小品和文藝隨筆，前者輯為《中國曆史新話》、《古今漫話》，後者輯為《文藝新談》。讀者若要多知梁生的資料，可以翻閱中國出版的《中國文學家辭典》六八四頁。
“奇怪，我用心寫的文史小品，銷路不好，我遊戲之作的武俠，卻都是暢銷書，這個我不明白。”我想這是梁老謙虛之言吧！
梁羽生用文字在中國曆史中馳騁了大半輩子，晚年遁去海外“仙山”，藍天，白雲，綠樹，沙灘，不知他的心情是否逍遙？而他一直醞釀著的長篇曆史小說不知是否正在進行？喜愛他作品的讀者一定都衷心祝願這位成績卓然的武俠小說家在異國的土地上安享人生，更期望著他的筆端重新流出涓涓的詞句，將人們帶進一個悠遠而美好的時空。
梁羽生說：我以為在武俠小說中，俠比武應該更為重要。
人世間紛紛擾擾，善不一定有善報，惡不一定有惡報。
情形往往與我們的理想相反：那為惡的，榮華富貴，鴻運高照；那為善的，坎坷潦倒，窮途末路。
還有，損不足而奉有餘，等等。
人世間的不公比比皆是，我們可以隱忍，也可以抗爭。然而，無論怎樣隱忍，無論怎樣抗爭，年年歲歲，不公是從來不會消失的。就像大地有高山平原、湖海江河一樣，人世也永遠不會有完全的平等。
然而，人心會有不平，會有向往，會有憧憬。
於是，“俠客”誕生了，“俠義”的傳統形成了。
在不公的重壓下，紙上的俠客，如同一劑清涼散，帶給讀者的，是短暫的解脫。超人的武藝，高潔的情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為朋友兩肋插刀，諸如此類，實在美麗動人，讓讀者洞見到人性中清純的一麵，更讓讀者感到人間自有正氣在。
俠義精神在中國曆史上源遠流長，已成為中國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壯遊在《國民新靈魂》一文中，認為“遊俠魂”是中國國民之魂中的五大原質之一。他進一步分析俠義精神的內涵：“重然諾輕生死，一言不合拔劍而起，一發不中屠腹以謝，俠之相也；友難傷而國難忿，財權輕而國權重，俠之相也。”
吳小如則提出俠義傳統有三個特征：“一是有血性，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二是言行深得人心，有群眾基礎；三還要有超人武藝。”（見《說（三俠五義）》）
陳山將俠義傳統看作“中國民間社會獨具的完整的文化精神體係，就基本體看，它至少應包含以下三方麵的內容：對於社會公正、社會正義的樸素的政治願望；以俠義為核心的民間社會的道德係統；敢說敢做、表裏如一的人格精神。”
新派武俠小說都繼承了上述的俠義傳統，或者說，都將傳統的俠義精神重新發揚光大。這是它們之所以吸引現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諾德·豪澤爾認為：“通俗藝術的目的是安撫，是使人們從痛苦中解脫出來而獲得自我滿足。”一位名叫“月湖漁隱”的民間文人在《七劍十三俠》的序中說：
“於世風頹靡中得幾個俠士，以平世間一切不平事。”
回顧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曆史，其間的痛苦、不平，可能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西方列強的征服、蹂躪，打破了五千年的平靜與和諧。祖國土地的被割據，民族尊嚴的喪失，上海租界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招牌，曾深深地刺痛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這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然而，中國人卻被視作狗，甚至連狗都不如。就像一位詩人沉痛的吟詠：
中國中國你剪不斷也剃不掉，
你永遠哽在這裏你是不治的胃病，
——蘆溝橋那年曾幻想它已痊愈。
中國中國你跟我開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個問題，懸在中國通的雪茄煙霧裏。
他們說你已經喪失貞操服過量的安眠藥說你不名譽。
被人遺棄被人出賣侮辱被人強奸輪奸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
當武俠小說中的俠客飛簷走壁、武功超群，一出手就撩倒一大片之類的景像頻頻出現，受盡西方霸權欺壓淩辱的中國百姓仿佛出了一口惡氣；同時在中國武功的神秘幻覺中，享受著片刻的勝利者的喜悅。
七十年代以來，更有大量的香港武打電影，是以近現代中外衝突為背景的。由於武俠人物的精湛武藝、不屈不撓、精忠報國，大大緩解了長期在屈辱狀態中的中國人的心理重負。在如夢如幻的武藝演繹中，抒發的乃是現代的中國人的憤怒，以及恢複舊日光榮的夢想。
這可能顯得相當淺薄，甚至庸俗，但卻是最真實的群眾心理。
更為重要的是，西方的精神滲透造成了中國文化的衰敗，從觀念到生活方式，淹沒在“西化”的浪潮中。漸漸地，許多中國人遺忘了自己從何而來，當然也就不知道要往何處去。
大約從六十年代開始，詩人們開始緬懷起唐朝的江南，古典的蓮花，那等在水邊的容顏，……那清純的中國式的美感經驗。在古典意象的營造中，擺脫支離破碎的現實引致的無序和創痛。借著文字，借著武俠小說，許多人回到了中國，回到了詩意的中國，那失落了很久的，埋藏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中國。
而武俠的回歸則始於五十年代。金庸、梁羽生的小說出現在殖民地的香港，首先是在海外的華人圈中引起反響和熱愛。很多讀者都認為，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如同一座橋梁，在斷裂的河岸架起，使他們得以走到那失去了聯結的傳統。
越來越多黃皮膚的身體披上西裝，越來越多黃色的手指握著鋼筆，越來越多的好萊塢影片占據著黑色的眼珠，越來越多的人在西化的潮流下隨波逐流，越來越多的人漸漸喪失了自我的本性。
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帶來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那是一張張清新而健康的麵孔，以及一顆顆純潔的心靈；那是綴著竹、梅、蓮、青山綠水、西湖太湖、天山、昆侖山、長白山等等景致的場麵，是最中國最母親的山川；那是充滿著中國的音樂、技藝、色彩的空間，穿著漢服的男人與女人，生命開放如同陽光、花朵，散發的是俠義精神的芬芳。
在道德腐敗的年代，在唯利是圖的歲月，這些武俠作品告訴我們另一類原則，那就是俠義的原則，人之所成為人，不在於他的權勢或金錢，而在於他的精神、骨氣。為了名譽，為了友情，為了國家，為了所有美好的信仰，人可以犧牲生命，而不能為了一己的私欲苟活於世界。人不應當瑣屑、怯懦、狡猾，而應該開朗、豪爽、真誠，堂堂正正，活出人的韻味來。
傳統文化的式微，國運衰敗，道德墮落，為武俠小說中的俠義傳統提供了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契機。
當然，每一位作家在抒寫俠義傳統時，都會有不同的風格。梁羽生筆下的俠客，以及這些俠客所體現出來的俠之品格，無疑包含了上述俠義精神的共性，但也有他個人化的痕跡。
梁羽生特別強調“家國意識”。他大多數小說的背景都處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時代，作為一名俠客，他首先要承擔的是拯救國家的責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些俠客們總是風塵仆仆，東奔西走，或組織義軍，或劫取皇帝的貢物，或深入敵人的都城，刺取情報。
例如，張丹楓看穿父輩為一家一姓爭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塗狹隘違反百姓利益的。在內憂外患的深重危機下，他憑著一身驚人武藝和滔滔辯才，肩負國家民族重任，奔波於塞北中原之間，屢建奇功。他胸有丘壑，卻從不矯情飾俗。亦狂亦俠真名士，能哭能歌邁俗流，活脫脫勾出人物的精神風貌。他善哭能飲，教人想起同樣善哭縱酒的魏晉名士阮籍，然而絕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極避世。他甘願拋卻富貴榮華，把祖傳寶物地圖獻給於謙，以作捍衛國家的義兵軍餉。
這些俠客崇拜的人物是嶽飛這樣的英雄。在有關宋代的幾部小說如《武林天驕》、《聯劍風雲錄》、《鳴嘀風雲錄》等，幕後的大俠都是嶽飛。正是他的精神，無形地鼓勵著那些活著的俠客前仆後繼，為收複失地、重揚國威而奮鬥。嶽飛的詩《滿江紅》成為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北望中原，壯誌昂揚。
然而，梁羽生畢竟受過近代思想的熏陶，他並沒有如曆史上的嶽飛那樣，對於皇帝無條件地服從。在梁羽生的作品中，俠客的家國意識中絲毫沒有對於當朝政權的認同，他們所要捍衛、所要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國家，群眾的國家，而非皇權的國家，或權臣的國家。
在梁羽生看來，真正的俠客是不會與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據是否為官府作事而對別人作出判斷，如果是為官府作事，就是“鷹爪孫”；如果沒有為官府作事，就可能是“俠義道”中人。這是民間的是非標準，將官府與江湖視作二元對立的雙方：官府是貪婪的，是陰險的，如現代人所說的政治是肮髒的；而江湖則是質樸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沒有寫過一個好的官吏，也沒有寫過一個作官的俠客。官府總是陰森森的，而且，更為令人痛心的是，總是賣國求榮。執掌政權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國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俠士，偶爾也有嶽飛這樣的忠臣，為國家的命運耗盡心血。
這種民間的倫理觀念相當原始、單純，卻在道德淨化方麵潛移默化地對於中國人起著無形的作用，也完全製約著梁羽生的寫作。當俠客們的民族主義熱情麵對本民族政權的醜惡與他民族人民的無辜之時，那種以“官府”“江湖”對立為基礎的好壞觀念便油然而生。俠客們會宣稱：他們既不喜歡本民族的政權，也不喜歡他民族的政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雙方的人民。人民需要的是什麼呢？是安定的生活，而無論侵略或者投降，都帶給人民無窮的災難。
簡言之，梁羽生的俠客隻是懷著為國家為人民這樣的簡潔的信念在行動。這樣的信念合乎大多數人的觀念，幾乎已是公理。但是，在好、壞、官、民、漢族、異族等等因素之間，是否真的徑謂分明，是否真的可以用倫理意識去簡化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呢？
對於此類問題的缺乏深思，使得梁羽生的俠義傳統隻是習俗性的民間道德觀念的再書寫，更使得他筆下的俠客形象大多顯得蒼白，感染力不強。他們在小說中晃來晃去，互相之間卻缺乏顯著的區分。如《鳴鏑風雲錄》中的公孫璞、穀嘯風等人混在一起，給讀者的印象是一團模糊，可能看到最後，連誰是誰都分不清。
如果俠義精神隻是一種教條性的信仰，而不和豐富的人性相結合，那麼，就很難創造出有血有肉的俠客。
俠客也罷，別的什麼也罷，首先都必須是一個人。他必須把自己看作一個人，別人也必須把他看作一個人，否則，他可能隻是某些概念的載體，從而喪失了豐富的美學內涵。
根據自己理解的俠義原則，梁羽生將正邪、好壞區分得相當清楚。寫正麵人物時，不允許出現有損於形象的描寫。例如，他曾談到《塞外奇俠傳》的寫作：“我在書中把這一段寫成飛紅巾的初戀，是幼稚的。叛徒押不盧被壓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後女英雄揮短劍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許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紅綃一聽說戀人是金國的貴族，立即斬斷情絲，毫不留戀。這種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慣用的，卻值得質疑。
真實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真實的人是否是定型化的，是英雄就一直是英雄？男女的情愛是否會完全受製於政治、道德的因素？這些我們都無法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浮現在梁羽生筆底的風雲兒女，帝王將相，許多都是曆史上的真人真事。
曆史是什麼？
可能隻是一塊石碑，一堆瓦礫，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無聲地訴說著那已經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許許多多的文獻記錄，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地被改寫著。
曆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殘存的事物不會言說，而言說的文字永遠無法抵達當時的情境。
情境是無法再現的。
然而，人類總是喋喋不休地談論著曆史，摹寫著曆史，而且都以為自己的方式是最真實的，最忠於曆史的。
文學以它自己獨特的形態書寫曆史。當文學以曆史素材為題材時，最能顯現自身的特色。文學並不企求描述再現真實的曆史事件，它隻不過借曆史來表現作家的情感。更確切地說，文學中的“曆史”，一經作家的藝術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曆史本身的意義，而與時代或與作家的個性發生緊密的聯係。讀者並不能從文學中去把握曆史的真實，讀者從文學中得到的，大多是審美的喜悅。
所以，亞裏士多德這樣說：“曆史家和詩人的差別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曆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高。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曆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但任何曆史文學都具有雙重關係，“一方麵與曆史有關，另一方麵與日常現實有關”。批評家的責難也往往在於：這部曆史文學作品脫離史實，或不符合史實。曆史的真實是曆史文學的基本原則嗎？曆史文學首先是曆史呢？還是文學？這都是令人困惑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曆史文學首先看作是文學的話，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曆史文學中的虛構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學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虛構的成分，必然要有超越於事件本身的意義。正如魯迅所說：“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幹係來。”
狄德羅則更為明確地表示：“曆史家隻是簡單地、單純地寫下所發生的事實，因此不一定盡他們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沒有盡可能去感動人，去提起人的興趣。如果是詩人的話，他就會寫出一切他認為最能感動人的東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詞，他會對曆史添枝加葉。對於他，重要的一點是做到驚奇而不失為逼真。”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被人稱為“兼有曆史小說之長”。確實，梁羽生的大多數作品都有史實的依據，他寫作的範圍涉及從隋唐到近代的中國曆史，其間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寫到。可以說，他以文學的手法為這一段曆史提供了另一種獨特的視野。對於許多讀者，正是通過梁羽生的作品，才對曆史發生興趣並有所認知。
梁羽生認為：“雖然小說家筆下所創造的曆史未必會有確切的事實根據，然而曆史的真實和文學在曆史上所創造的真實，是有連帶的因果關係的。”“小說中的曆史人物和曆史家筆下的曆史人物不同，曆史家要敘述實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沒有做過某事，那就不能生安自造。可是小說中的曆史人物，卻不必每點上都吻合曆史事實，小說的作者可以寫可能發生的事實。舉一個例子說，根據近史，康熙皇帝當然並沒有殺死他的父親，可是在小說裏卻是可以這樣寫，因為以帝王陰毒的特性，他殺父親並不稀奇。而且在曆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殘殺的事實，真是數不勝數。……當然在小說中也不能歪曲曆史，若把秦檜寫成忠臣，嶽飛寫成奸臣，那就應受責罵了。但在寫秦檜之奸時，卻可以根據想象，把他奸惡的臉譜，更鮮明的畫出來，例如寫他怎樣和敵人勾結，怎樣算計嶽飛等。把曆史通過藝術的安排，把曆史人物刻畫得更具體生動，這就是對涉及曆史人物創作的要求。”
梁羽生對於中國曆史頗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還了解很多野史和傳說，而且還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製度、民間風俗、社會心態等等。例如，讀他那些以南宋為背景的作品，我們對那時的民族矛盾，雙方統治階級的情態，民眾的心理等，都會有深切的了解。
他寫了許多真人真事，如義和團、武則天、魏忠賢。納蘭性德等等。他不僅寫出了這些人和事的豐富性與生動性，也寫出了自己對這些人和事的獨到認識。
《龍虎鬥京華》的背景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形成於十九世紀末，麵對西方勢力的入侵與清政府的腐敗，它艱難地作出自己的選擇。最終以“扶清滅洋”為號召，並以極其迷信的方式抵禦西方人，成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複雜的群眾性運動。既有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層民眾極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曆史書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筆下，對於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說法。魯迅曾經認為“義和團”體現的隻是一種獸性的愛國主義。
梁羽生較深入地研究過義和團，他從小說角度表現這一曆史事件時，極其深刻地描畫出義和團所處的悲劇性曆史環境，以及義和團內部“滅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與鬥爭。在那樣一種混亂的局勢之中，個別“英雄”的真知灼見、卓絕才華，都無濟於事，隻能付之流水。
在結尾他寫道：
中國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國樸素的農民，第一次在全國範圍之內，拿著大刀、長矛。大棒、鋤頭，展開了對外來侵略者的抗議。是的，他們簡陋的原始武器，抵擋不了八國聯軍的槍炮。然而他們的行動，表現了中國老百姓的精神，他們不能忍受任何人騎在他們的頭上，誰敢欺侮他們，他們就要和誰拚下去。
經過了義和團的事件，西方列強，也感到中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了。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當時就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瓜分一事，實屬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於中國民眾的不可輕侮了。
義和國失敗了，但這失敗卻是另一成功的起點。他們退出了城市，退入了鄉村，不再是幾十人的小集團，而是結合著數十數百萬人的大部隊。火種沒有熄滅，火種埋在民間。
在李來中退出了北京時，他才感覺到柳劍吟以前勸他不要入北京的話是對的，他們還沒有條件進入大城市。他們應該做的是生根在廣闊的農村。
京津失陷之後，混入義和團中的壞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滿清政府也完全露出了猙獰的麵目——對外餡媚，對內鎮壓的麵目。它竟然和聯軍一起會剿團匪，中國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訓：封建的統治者，是無論如何不能信賴的。
時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梁羽生筆下的義和團，更多地展現了農民運動的正麵意義。而梁氏的議論及觀念，似乎也受到當時正在大陸興起的新進的曆史觀（被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影響。
再如《女帝奇英傳》，寫的是武則天的故事。
關於武則天，各種史書、文藝作品曆來褒貶不一，但總的來說，在男權話語占主導的社會，對她的譴責遠多於讚揚，尤其是在兩性之事上，更將她說得汙穢不堪。
武則天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否則，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王權下，她如何能取得政權？又如何能將天下治理得太平繁榮？她也是一位女人，具有一個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懷。
梁羽生正是從人的立場，從客觀的曆史立場，來重新看待武則天。於是，在他的筆下，武則天成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兒為她的氣度、胸懷折服，放棄了複仇的念頭，而成為則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寫出了一名卓越女性的寂寞，甚至無助。雖得了天下，並得到天下百姓的稱讚，但真正能理解她的人，又有幾許？
沒有對唐朝曆史的深入探究，沒有對於史料的全麵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寫出這麼一個形象鮮明、血肉豐滿的武則天。
另外，梁羽生還寫過納蘭性德、魏忠賢等大批真實的曆史人物。這些人物在正史中都隻是被簡要地記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說中，他們的內心活動，他們的喜怒哀樂都變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來魏忠賢有個私生女叫客娉婷，嶽飛則有個外孫女叫張雪波，嫁給了金國的貴公子，……諸如此類，也許並不實有其事，卻令平麵的曆史人物變成立體的，生活於人性空間的真實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說家以其對生命的獨特體驗，加以詩意的填寫。
總的來看，梁羽生對曆史素材的選擇，傾向於民族衝突、朝代興亡之際的風雲變幻及人事滄桑。這也許與梁氏對近代中國的關注與思慮有關，借曆史來化開心中塊壘。他的字裏行間，也確然引起讀者聯想到近代中國的情勢，尤其引起讀者的“家國之恨”。一方麵是異族的侵略、蹂躪，另一方麵是本民族政權的腐敗、墮落。如何挽救國家？而國家又在何處？
就曆史觀而言，梁羽生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民間文藝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念，忠與奸的劃分，主導著對於曆史人物的描寫。更為重要的是，他十分強調抽象的“人民”兩字，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曆史舞台上的主角。與人民對立的是官府，是殘暴的入侵者。正是基於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確立了他小說的主題：為人民的安樂而奔波、而鬥爭。
但是，梁羽生並沒有進一步思考：“人民”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如何與實在的、活生生的人群相和諧？“人民”是誰？在哪裏？“人民”的意念是不是共通的？
曆史的發展，恐怕並不單單是人民與官府之間的對抗而促成，還有許多無法界定的人物事件、無法言說的刹那，等等，編織著複雜的曆史。這正是需要曆史學家、政治學家和文學家們深入研究探討之處，有待更深刻的剖析與解釋。而梁羽生看來尚不具備這種功力。
梁羽生的小說寫人寫事寫景，都力求一種濃鬱的詩詞氣息。
有人說，敘事文學的詩意越濃，其價值越高，《紅樓夢》所以不朽，就因為它本質上不是小說，而是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