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日下午，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劉斐、李蒸，顧問屈武、李俊龍、金山、劉仲華等飛抵北平，下榻六國飯店。當晚，中共代表團設宴款待。飯後，周恩來和林伯渠邀張治中、邵力子談話。周恩來在談話中，一方麵質問張治中，為什麼離開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見蔣介石？強調“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時也和他們商訂了有關談判的一些技術問題。
四月二日到十二日，雙方代表個別交換意見。林伯渠同南京的每個代表和顧問均分別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交談。他本著八項條件，逐個地征求南京代表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的有關問題上。邵力子說：“第一條不提為好。”黃紹竑則說：“對第一條簽字辦不到。”其理由是他們“自己不好確定誰是戰犯（如蔣），誰不是（如李、白）”。個別代表甚至還高談蔣介石的“功勞”，林伯渠以鐵的事實，嚴辭駁斥，使得對方“麵紅耳赤，流汗”。林伯渠在與南京代表交談時，有的代表還談到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說“頑固派亦反對他們”，希望我方體諒他們代表團的處境，在談判過程中“示以寬大”。林伯渠及時將他們的意見，一一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作了彙報。李宗仁代總統在四月七日給毛主席的電報中，也表示希望我方在戰犯問題上采取寬大政策。鑒於這種情況，毛澤東在八日給李的複電中遂指出，在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的標準下“我們準備采取寬大的政策”。隨後，為著早日結束戰爭，恢複和平，促進談判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團在以毛澤東提出的“八條”為基礎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也體現了這種寬大的精神。
四月十三日晚，林伯渠出席了國共雙方和談代表團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第一次和談會議。會上，周恩來提出《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並作了簡要說明，張治中對“草案”提出了四十餘處修改意見，會議於午夜結束。
十四日，雙方首席代表就“草案”的全部內容要點再度交換意見。這天，林伯渠就南京政府領導機構名稱和我軍渡江時間兩個問題，與南京代表進行了交談。十五日晚九時，林伯渠出席了第二次和談會議。會上，周恩來提交《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並對修正要點作了說明。最後正式提出渡江時間問題：如果南京政府在本月二十日以前不在“協定”上簽字，我人民解放軍立即過江。會議於十時二十分結束。
我方提出的“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既堅持了徹底消滅反動勢力的基本原則，又作出了必要的讓步，對南京代表團所提的四十餘處修改意見，有半數以上予以接受，表示了對戰犯等問題的寬大處理。南京代表團經過研究，決定接受這個“協定”，十六日派代表黃紹竑和顧問屈武，攜帶文件返南京，勸告李宗仁、何應欽等予以接受。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絕簽字。當天午夜，我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強渡長江天塹，二十三日占領南京。至此，林伯渠參與的“和談”也就宣告結束了，他又轉入了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國民黨二十二年反動統治的覆滅，加快了新政協籌備工作的進程。在此之後，為盡快召開新政協，征求各方麵對新政協的意見，林伯渠曾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他還多次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請示並商討有關召開新政協的問題。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召開，林伯渠參加了會議的全過程，並作了多次發言。他在小組會上說：“新民主主義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領導不是包辦，而是能代表各個階級的利益。”“歐美民主政治都是資產階級專政”，“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是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專政。我們政權組織應是一元化的，是民主集中製。”他還談了政協、政府和人民代表大會三者的關係：“政協是協商的機關，協商好了之後，交政府去執行。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所選出之政府是權力機關也是執行機關，另外有政協來幫助政府。”對於我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途問題，他說：“可以用合作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政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員“給以前途，使之事業有發展，兒女生活有保障；將來有朝一日，其工業工廠收歸國家所有，亦使之有前途，總之就是合作的前途。”最後，他強調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內容現在如此：政權組織是一元化的民主集中製的，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合作的，不經過許多痛苦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條例中，應注意到這幾點”。
林伯渠的發言得到了大家的讚同。無黨派民主人士符定一根據自己多年經曆，深有體會地說：“無產階級領導實在有必要，別的階級都靠不住。”“林老講的新民主主義對資本家采取合作漸進的辦法，不采取激烈的辦法，這是很好的”。組長譚平山在總結發言時也說：“大家的意見可以說是一致，特別是林老的意見，我們是很同意的”。
會議選出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李濟深和林伯渠等二十一人組成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會議還決定，籌備會閉幕後，一切籌備工作由常務委員會負責進行，工作重心是：一、擬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種文件；二、推進並促成全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教育、新聞等人民團體的籌備工作，並協助成立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三、根據會議通過的《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協商各單位的代表名單。會後，林伯渠全力投入了上述三個方麵的工作。八月下旬，籌備會常委會秘書長李維漢跌傷住院，由林伯渠代理秘書長後，他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為了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科技文化界的人士，林伯渠在推進和促成全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群眾團體的成立方麵，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他在一些團體召開的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提出了許多非常精辟的見解，具有深遠意義。
就在新政協籌備會閉幕的那天上午，他即出席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的成立會。在講話中明確指出：“這是中國科學家大團結的開始，是科學史上的大事情。”他分析了舊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以及發展科學的前提條件時說：“中國是個落後的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使得中國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都曾受到長期的壓迫和損害，而同時，改善與提高這一社會經濟基礎的科學，也受到嚴重的限製和摧殘。因此，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才能實現人民的民主與和平；隻有實行人民民主製度，改變了社會的生產關係，才能使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才能使反映與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科學不斷前進，充分應用。”他說，“現在，國民黨反動的統治基礎已被打垮，全國勝利指日可待，這就為我們發展科學進行生產掃除了主要障礙。希望科學工作者在新中國的製度下，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發揮出來，獻給人民，做我們多年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他讚揚了科學工作者“埋頭苦幹，堅持真理”的精神，同時又指出：“今天到會的雖有一百多位專家，但就我們的需要來說，實在太少了。因此，中國科學工作者，不論理、工、農、醫等各行專家，必須團結起來，在進步、統一的道路上，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服務。”
林伯渠還是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的發起人之一。七月十四日下午，籌備會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到會的有全國各地哲學、經濟、政治、法律、史學等部門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一百四十餘人，在郭沫若致開幕詞後，林伯渠作報告。他說：這次會議“是革命的文化戰線在社會科學方麵的一件盛事，一件巨大的學術建設工程的開始。”在新政協即將召開，民主聯合政府即將成立的“這種新形勢下，新的任務需要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民主統一地組織起來，作為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個堅強的單位，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團結起來，成為建設新中國文化學習工作的一支有力的軍隊。”他殷切地希望社會科學工作者，“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方法與工作作風。實事求是地來研究與解決社會科學各部門的理論與實際工作中的問題，以此貢獻給新中國的建設，貢獻給新中國的人民。”這些話語今天閱讀起來，仍然很有教育意義。
會議的第二天，選出王昆侖、史良、艾思奇、李達、何思敬、沈鈞儒、沈誌遠、周恩來、林伯渠、範文瀾、郭沫若、董必武、翦伯讚、謝覺哉等二十九人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常務委員會主席，沈鈞儒、郭沫若、李達等為副主席。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在中法大學禮堂召開成立大會，林伯渠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黨的、非黨的，老解放區的、新解放區的與待解放區的，城市的、鄉村的各方麵的文學工作者，要在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之下，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針之下，結成堅強而廣大的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內部，進行適當的批評與教育”，“‘文人相輕’是要不得的，遷就也是錯誤的”。
他分析了當時文學創作的現狀，強調了聯係群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當前“表現與教育群眾的作品，還遠遠落後在革命形勢發展與群眾需要的後麵。因此，我們的文學工作者，進一步的深入到工廠、農村、部隊中去，真正與工農兵打成一片，參加並深刻體會階級鬥爭，全麵真實地反映出來，這不僅是未接觸過工農兵生活的朋友，應當去實踐去鍛煉，同樣，已經接觸過工農兵生活的朋友，也應當再實踐、再體會。”這樣，“才能把我們的作品普及起來，並在普及基礎上提高起來。”他認為文學工作者必須加強理論學習，“正確的確定自己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從而“使自己的作品有豐富的思想內容，有高度的政治性和高度政治指導下的高度的藝術性。”在組織工作方麵，他提出，必須加強領導，“有步驟有計劃的采取交流經驗、展開文藝批評、培養新作家、改造舊藝人、指導與組織工農兵自己創作等等方法，發展人民的文化事業，服從並結合政治經濟各方麵的偉大建設，發展文學藝術在新中國建設中的力量。”
林伯渠在這次會上的講話，對文學工作者增強團結，改變作風，提高理論水平，開展文藝批評，改進和加強組織領導，都起了很大作用。
林伯渠還是新政治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九月十八日上午，他出席了在北京飯店召開的成立會。這次會議宣布新政治學研究會成立。出席成立會的發起人還有周恩來、董必武、彭真、陳紹禹、王昆侖、張奚若、賴亞力、王炳南、譚平山、吳茂蓀、許寶駒、閻寶航等近一百二十人，大家推選林伯渠為大會主席。他在講話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分清敵、友、我，依靠人民群眾的雄偉力量，取得革命勝利的曆史，然後提出了新政治學研究會的目的與任務。他說：“我們的共同目的，是要團結全國從事新民主主義政治研究和實際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根據實際情況，研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研究中國社會和國家的性質，研究中國的政治史與政治製度”，“來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和努力參加新中國的偉大建設事業。”會上，他被推選為新政治學研究會主任，張奚若、陸定一、王昆侖、高崇民被推選為副主任。
此外，林伯渠還多次出席了新法學研究會發起人會議，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人民團體的成立會，同胡喬木、胡繩等研究社會科學、政治、法律等學會的領導與工作問題。
林伯渠在召開新政協前，推進和促成全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學術團體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這些團體大部分是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它們的成立直接促進了新政協的召開；同時，這些團體的成立，將學術界各個方麵的人士組織起來，也有利於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
林伯渠此時已是六十三歲高齡，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兢兢業業，不辭勞瘁，有時竟連續工作二十來個小時。為了勉勵自己，他在日記本上端端正正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十個大字，並鄭重地蓋上了自己的印章。
籌備新政協的各項工作，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到九月間已基本完成。在新政協會議即將召開時，為了搞好大會的宣傳工作，九月十九日下午，林伯渠在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關於人民政協三個文件基本精神的報告》。他說：“三個文件，尤其是共同綱領的產生，是經過許多次反複磋商的。共同綱領是參加人民政協的各單位和全國人民共同遵守的綱領，關係重大，第三組（按：分工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決定由中共起草。”他在介紹中共起草的共同綱領，經各代表小組、第三組、常委會反複討論和修改的過程後繼續說：“六百多位代表都很謹慎的討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各階層的代表們，從不同的角度上去看這個問題，在綱領的各部分內，如文教政策、政權機關，尤其是經濟政策上，不免有許多爭論，表現出不同的意見，這是很好的。經過詳細的解釋、討論，反複協商後，大家都一致同意中共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總的建國方針。”
在這次座談會上，他對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人民政協組織法也都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他號召新聞工作者對這三個文件“好好研究一下”在正式公布以後，做好“足夠的宣傳與解釋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隆重開幕。到會的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代表共六百多人。毛澤東在會上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林伯渠作為中共代表出席了這次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盛會，並被大會推選為主席團成員。他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的報告》，獲得大會一致通過。在以後的幾天裏，經過代表們的認真討論和修改，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三十日下午，大會選舉了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林伯渠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
十月一日下午二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一致決議：互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會議決定接受政協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向各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願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
下午三時，首都三十萬人齊集天安門廣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林伯渠主持大會，他以宏亮的聲音宣布典禮開始。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在軍樂聲中，毛主席親自開動電鈕，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五星紅旗，五十四門禮炮齊鳴二十八響。接著，毛主席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總司令下達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命令全軍迅速解放全國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
林伯渠站在毛主席身旁，心情非常激動。他從參加同盟會至今，度過了四十四個春秋，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裏，他一直為中國的民主、獨立奮鬥著。今天，新中國終於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天來得多麼不易啊！望著迎風飄舞的五星國旗，他知道奪取政權是艱難的，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更為艱難。他觀看了威武雄壯的閱兵式和五彩繽紛的節日焰火，直到晚八時半才離開天安門，去參加九時舉行的歡迎蘇聯代表團的宴會。
第二天，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沉浸於歡樂中的新中國首都北京舉行。設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會場，布置得莊嚴樸實。主席台正中懸掛著畢加索的名畫象征著世界和平的鴿子，主席台上方懸掛著“保衛人民民主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大字標語。林伯渠在這個有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族及海外華僑代表和國際友人共一千多人參加的大會上，以主席團成員的身份致開幕詞。他首先指出，這個大會有蘇聯、朝鮮、意大利等國的人民代表團體參加，說明我們已經同國際和平民主運動彙合起來了。接著他說，“我們中國人民經曆過長期的戰爭，深知戰爭的殘酷，所以我們是戰爭的堅決反對者，也是和平的堅決的擁護者。但是，中國人民絕不是單純的和平主義者。如果戰爭販子和帝國主義決心冒險強迫我們作戰，那麼，中國人民憑著二十二年來從軍事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力量，以及從這樣長期鬥爭中所得到的寶貴經驗，也將不惜與他們相周旋。中國人民深信有充分把握，可以在反帝鬥爭中贏得最後的勝利”。
新中國已在萬眾歡騰聲中誕生，但是幾天以後，中華民國的國慶十月十日即將來臨，如何對待這一節日的問題，已經迫切地提到日程上來。林伯渠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功臣，又是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勳，十月八日，他以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他說：“十月十日是有曆史意義的辛亥革命的紀念日。但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成果，迅速地被竊國大盜袁世凱所篡奪。這個革命本身是失敗了。……三十八年以來的所謂‘中華民國’，是違背全國人民的意誌的，也是違背孫中山先生的意誌的。我們過去紀念十月十日，是因為我們要喚起全國人民，繼承孫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先烈的遺誌，推翻內外壓迫者，建立真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全國人民的奮鬥，已經獲得成功，舊中國已死亡，新中國已誕生，應當有新的國慶日。全國國民及國外華僑，如有在十月十日開紀念會的，應當允許，但不應當以這一天當做國慶日來慶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規定新的國慶日，這將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最近規定”。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正式通過決議，規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新中國成立後，林伯渠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各項偉大鬥爭，做了許多工作，而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線工作方麵的貢獻尤為顯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就責成政府六個首要人員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沈鈞儒、羅榮桓，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
“十一”過後，林伯渠即同各方麵進行廣泛的接觸，連續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政協常委會和政府各部門彙報會，商談、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的人事安排問題。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委員和中央其他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的任命之後，林伯渠與周恩來、沈鈞儒、羅榮桓等，又先後出席了各部門的成立會。
建國初期，林伯渠對各地方的政權建設也付出了許多心血。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我國各大行政區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員都要“依據政務院的提議”，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或批準任免”。林伯渠除出席中央召開的討論地方政府機構設置和人選的會議以外，還同各民主黨派和各有關部門進行過許多協商，將各方麵的意見及時地報告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並參與製訂了有關省、市、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通則與地方政府的各種條例。
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直接領導的部門是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為加強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政府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係，傳達貫徹中央政府的各項決定和指示，籌備和組織各種會議，林伯渠經常出席辦公廳的廳務會議，審閱和批改大量文件。由於辦公廳在繕正會議記錄時，漏掉一位委員的名字，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批評，林伯渠對這方麵的工作就更加認真了，對同誌們的要求也就更加嚴格了。有時一個稿件，常常要閱改幾次才能發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不久，毛澤東主席在一次會上說，要使“上下內外底於融洽的秘訣”是：一、務使各種有關情況都知道；二、使其參與指示、命令等之決定。林伯渠十分重視毛澤東主席這一指示。他不但指示辦公廳將有關文件及時送給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審閱，還指示辦公廳主任、副主任分工負責同政府主席和各委員及所屬各部門保持密切的聯係，分別審閱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和中央直屬華北五省二市、中央直屬各部門的文件，要辦公廳有計劃地分期分批地邀集三、五個部門的秘書長或辦公廳主任舉行座談會，了解情況，交換意見，將一些主要問題和有關材料，摘編印發，供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參閱。
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除承辦文牘工作以外，還擔負著許多具體組織工作，如安排接見各國駐華使節和外賓，組織召開各種重要會議等。有些看來是具體的行政事務，但卻有很強的政治性。林伯渠對此也十分認真，他要求辦公廳對每一個步驟、細節都要準確無誤，而且經常親自審查與會者的名單，到現場察看是否有遺漏或不妥之處。當時辦公廳初建，工作千頭萬緒，經驗和人手都不夠，但在這方麵卻很少發生差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區、各級人民政權機構的建立，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的大事，是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為了徹底摧毀舊的政權，鞏固和完善新的人民政權，把全國的政權建設工作搞得更好，一九五○年七月，林伯渠出席了全國第一次民政會議，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徹底摧毀反動政權，鞏固和發展人民政權，首先依靠的是武裝鬥爭的勝利，但還須依靠社會製度的改革，特別是經濟製度的改革。這就是土地改革的問題。”他說：“我們已經有了一萬萬六千萬人口的農業地區實行了土改，消滅了封建土地製度，消滅了地主階級和代表這個階級利益的政權；但是還有三萬萬多人口的地區尚未實行土改，在那些地區的鄉村，舊的保甲製度有些地區雖已廢除，但有些地區還存在，其殘餘勢力並未廓清，因此，還需要有計劃有步驟的結合土改加強那些地區的建政工作。”
其次，他在報告中提出：“應把民主集中製這個原則結合實際進行檢討與研究。民主集中製是我們的政體……在人民政權工作中，其表現的形式，在目前，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將來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各級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它的會議與工作方法，也就是在各級政權中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國統一於中央的原則。現在全國已有一千多縣召開了各界代表會議，各地反映，隻要開得好，就解決問題，人民政府的政策就獲得人民的擁護。人民代表會議是體現民主集中製的一個重要方麵，我們應予注意。”第三，他在報告中還提出了幹部問題。他說：“多年來的經驗，幹部關係很大。因此政策確定之後，幹部就決定一切。政權建設中，這方麵工作的幹部有很大的成績，但作風方麵，不少幹部則是有缺點的……要采取切合實際的方法來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糾正他們的不良作風。”
林伯渠針對建國初期建政工作的具體情況，提出的這三條意見，既中肯也非常及時，對於徹底摧毀舊的反動政權，鞏固和發展人民的政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繼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推動全國的政權建設，林伯渠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還進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總結的中國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兩條經驗：‘（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這是中國人民達到勝利的兩條基本經驗，也是中國人民鞏固勝利的兩條基本經驗”。號召人們學習和運用這兩條經驗，分清敵友，團結朋友，戰勝敵人，繼續鞏固我們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