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汪精衛集團以“分共”名義叛變革命後，武漢地區的政治形勢更加險惡。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會議，初步作出了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隨後，許多共產黨員離開武漢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鄧中夏到達九江，召集在潯的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舉行座談會，進一步討論了政局和武裝起義問題。會議分析了張發奎的態度，認為他已日益右傾，與他合作回廣東，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軍包圍完全消滅的危險。因此提出了應當拋棄依賴張發奎的政策，“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南昌暴動”，“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會議並決定由李立三、鄧中夏赴廬山同瞿秋白商議，將上述主張報告中央，請求中央盡快作出決定。瞿秋白也完全讚同李立三的主張，並於七月二十一日回武漢，向中央報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舉行會議的當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與吳玉章等秘密乘船東下，駛抵九江。隨後移居廬山。林伯渠在廬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討論武裝起義的會議。當時，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國人開設的飯店仙岩客寓當大師傅，會議在他的廚房裏舉行。他們用圍裙遮起窗戶，點起蠟燭，討論有關武裝起義的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約有十來個人。
差不多與李立三等在九江、廬山討論武裝起義的同時，中共中央也決定了對張發奎的態度：如果張發奎堅持擁護汪精衛的立場，即與他脫離關係，並在九江將其解決。因此，當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報告九江諸同誌意見時，中央即表示讚成他們的主張。同時，中央還決定組織黨的前敵委員會，指定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代表黨領導這一次起義。七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到達九江，向在九江的同誌傳達了中央的決定，經過再次討論，決定一方麵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一方麵派鄧中夏攜帶暴動的詳細計劃，回武漢向中央報告。二十七日，周恩來同李立三、譚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在南昌，周恩來等吸收賀龍參加，成立了公開組織暴動的國民黨特別委員會，準備發動南昌起義。
這時，武漢國民黨當局已經發現四軍、十一軍和二十軍內部不穩。二十九日，汪精衛、張發奎等蝟集廬山開會，決定嚴令賀龍、葉挺將開抵南昌的部隊撤回九江，封閉九江市黨部等單位，在第二方麵軍中實行清共。被邀參加這次會議的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迅速將此緊急情況告知共產黨人，建議惲代英等火速離開九江。當日，惲代英來到廬山牯嶺，約林伯渠、黃日葵、吳玉章、章伯鈞等去南昌。他們立即下山，除吳玉章留在九江接應準備到南昌的中共同誌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外，其他人從沙河站上火車，迅速駛向南昌。在南昌，林伯渠下榻於南昌市中心的洗馬池江西大旅社。這裏是中共許多人員落腳的大本營。前委書記周恩來曾在這裏召開過前委擴大會議。林伯渠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舊友關係，去做爭取江西省代主席薑濟寰的工作。薑是湖南長沙人，隨北伐軍來到江西，先後任省政府財政處長、建設廳長和民政廳長等職。這年六、七月間，朱培德離開南昌，省主席一職由薑濟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處在暴風雨前夕，朱培德曾派親信專程來南昌，企圖拉攏薑濟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為了爭取薑濟寰，住進薑公館，數次與他長談，說明國民黨右派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敗，隻有跟共產黨走，才能救國家民族。他們推心置腹要薑濟寰審時度勢，前進而不倒退。薑濟寰毅然聽從了他們的意見，表示“堅決跟共產黨走”。
八月一日淩晨，南昌起義爆發，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當天，林伯渠與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毛澤東（不在南昌）、譚平山、吳玉章、惲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於樹德，夏曦、鄧穎超、高語罕、楊匏安、許甦魂、謝晉、江浩和韓鱗符等共產黨人，以及宋慶齡、鄧演達、柳亞子、彭澤民等國民黨左派共二十二人，聯合發表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宣言》。“宣言”痛斥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皆已成為新軍閥之工具，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指孫中山）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號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為獲得一個新的根據地，解決土地問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一切新舊軍閥而鬥爭；最後嚴正宣告：今後將同一切假冒國民黨革命名義者奮鬥到底。
同日，選舉產生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林伯渠是二十五個委員之一，且兼財政委員會主席，薑濟寰仍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慶祝起義勝利的群眾大會上，參加了宣誓就職典禮。
南昌起義的勝利，使武漢國民黨反動派大為驚恐，急忙下令圍攻。起義軍決定南下回廣東，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整旗鼓，再次舉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隊陸續撤出南昌，沿著贛東山地向南挺進。
這時正值三伏天氣，暑氣熏人，贛東又多崇山峻嶺，道路崎嶇。而須發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輕戰士一樣，精神抖擻地翻山越嶺，跟著一群青年男女唱著“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少年先鋒隊”。上了年紀的人，歌聲自然不那麼優美，但他還是不停地唱著，用那不大成調的歌聲來鼓舞士氣，調劑疲勞。一位年輕而又頑皮的女同誌，見了他那神態，笑著高聲地喊起來：“喂！林伯渠同誌，你應該唱‘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老年先鋒’。”她把那個“老”字說得特別響亮，大家轟然大笑，林伯渠也樂哈哈地笑起來，還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
部隊向南行進，經過臨川（今撫州）、宜黃、廣昌、瑞金等縣時，革命委員會均任命林伯渠為各該縣縣長。林伯渠分別用縣長名義發出安民布告，號召人民群眾支援革命軍隊。
林伯渠任財政委員會主席，肩負著為部隊籌款的重任。革命委員會剛誕生時，曾就財政政策問題進行討論，決定在原則上要根本改變以往舊部隊每到一地即行通過舊政府或商會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財政政策，將財政負擔從貧苦工農身上，轉移到富有者階級上去，並且決定立即廢除厘金及其它苛捐雜稅（這一點當時已有反對意見）。當時，財政委員會沒收了江西中央銀行的現金，連同其它共約有近三萬元款項，可要供給一支近三萬人的部隊，卻是管不了幾天，到了臨川以後，軍餉和給養即發生了困難。紙幣不能流通，急需設法籌辦銀元等現金。於是又展開了財政政策的大討論。
很多同誌主張完全拋棄舊的政策，從現在起就對土豪劣紳和其他反動派采取沒收和罰款等辦法，如若不然，則不單與舊部隊籌餉無異，並將動搖我們建立工農政權、鎮壓土豪劣紳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譚平山等鑒於當前部隊在長途遠征，軍情緊急，地方情況不明，政治環境複雜，沒收征發工作毫無經驗，認為在這種特定條件下，不妨權且采用舊的辦法，以利部隊的行進。
兩種意見爭論的結果，決定采取新的財政政策。可是一到實行的時候，卻又困難重重。因為贛東一帶農民運動未曾興起，誰是土豪劣紳、反動派，一時難以調查清楚，而舊的辦法又確實可以籌集一些現金。因此，從臨川到瑞金路上，籌款方法極為混亂，行至福建汀州，由於商會承認籌款，便放棄了懲辦土豪劣紳的辦法，結果，商會在城鄉各地大肆派款，連自耕農和小雜貨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財十萬的富豪也不過出三、五百元。於是，革命委員會又決定完全摒棄舊的方法，並組織一個戰時經濟委員會來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廣東潮汕，又放棄了這一作法。因為：第一，考慮到大規模的沒收征發可能惹起帝國主義借口幹涉；第二，潮汕是嶺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大規模沒收征發的結果，將使商業停頓，秩序混亂，反動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謠；“於是財政政策一仍舊貫”，還是采取林伯渠、譚平山等人的意見，暫時沿用舊的辦法。戰時經濟委員會也從此夭殤。
起義部隊在潮汕地區遭到優勢敵人的圍攻損失慘重。十月三日，撤至廣東普寧縣屬流沙。隨後，部隊領導成員在流沙天後廟舉行緊急會議，林伯渠和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彭湃、賀龍、葉挺、吳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頭市委書記楊石魂等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根據張太雷傳達的中央指示決定：武裝人員要盡可能地集中、整頓，轉移到廣東北江和海陸豐地區，繼續堅持戰鬥；非武裝人員願留則留，不願留的就地分散，由當地黨組織物色好農會會員作向導，分別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據黨的這一決定，林伯渠與賀龍、劉伯承、吳玉章、彭湃諸同誌，於七日來到海陸豐地區，然後分頭化裝潛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