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中國共產黨內少數幾個從本世紀初就投身革命事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名祖涵，號邃園。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於湖南省安福（今臨澧）縣城北約十公裏的涼水井。這裏地處丘陵地帶，是一個四麵環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貫中央，兩岸繁星般點綴著村舍人物，雞犬牛羊。
兩百多年來，林伯渠的祖輩，世代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的家庭，人們說是個“書香門第”。曾祖林長槐，是道光年間的舉人，先後任四川鄰水、宜賓知縣，後擢升為敘永直隸廳同知。祖父林山萃，是個廩生，早逝。父親林鴻儀（１８６５—１９０６），曾在武昌博文書院肄業，一八九三年中副貢生。一八九六年經武漢、金陵、上海、煙台、天津赴京師，入太學肄業三年，並兼教讀。他研究過天文、地理、數學、礦學和中國曆史上的中興之道，目睹列強侵略中國，清廷腐敗無能，希望中國變法自強。他學養深厚，崇尚“忠義”、“真直”、“篤行”，主張士應“有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他居京師多年，從不低眉折腰諂事權貴。在京完成學業之時，正值戊戌變法失敗，他沒有去做官，而是毅然回到家鄉，教幾個從學生徒。林伯渠的母親李氏，是一農家婦女，她在以教書為業的父親的教導下，思想開朗，秉性慈祥，操持家務，儉樸勤勞。
林伯渠的家庭，自曾祖父去世後，家道中落。父親在世時，有水田八石。父逝分家，兄弟四人（伯渠居長）各分得二石，約合十二畝。
童年時的林伯渠，體弱多病。由於父親經常在外，母親家務繁忙，祖母須為長房其他幼孫分心，加以山鄉小村，就醫買藥，路程很遠，人力財力，都較艱難，因而對他的調攝護理，勢難周到。這時，家裏對他偏重靜養，結果使他直至接近學齡時，還舉止遲鈍，言語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視聽模糊。這一情況，引起家人警惕。他們認識到：伯渠的體質原是好的，一時體弱，讓他長期靜養，反而變得長期體弱。俗語說：“摳成的瘡，睏成的病。”“壇裏生豆芽，成菜不成材。”家人經過反複商量，決定由靜養改為以動養為主，讓他經風雨，見世麵，在加強活動中增強體質。
年近七歲的伯渠，從家人的懷抱提攜中解脫出來後，象大夢後初醒。他來到村裏的兒童中，同他們一道，跑遍了周圍的農田山林，辨認了許多草木蟲魚，甚至參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
伯渠在這個年齡來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天地萬物都對他顯得格外新鮮，他比一般兒童更加喜歡觀察和思考，象太陽升降，月相盈虧，風雨作息，寒暑往來，以至迅雷鬥陣，彩虹架橋等天象，一般人司空見慣，習而不察，而在少年伯渠的心中，卻常常激起疑惑與遐思。
此時，伯渠尚未係統地識字，但他的幾個年歲稍長的同伴，已入私塾念書。他常跟一個學童去玩，從旁聆聽塾師教授《千字文》，看夥伴們描紅習字。不久，他對識字產生了興趣，便找出家裏那本《千字文》，在大人和比他大七歲的從堂兄林修梅（名祖堃，１８７９—１９２１）的指點幫助下，自己學了起來。不出一年，他已讀完《千字文》，開始讀《三字經》，有不懂之處就去問堃二哥。
一八九三年冬，父親應鄉試後從省城回來，目睹兒子長高了，壯實了，異常高興。使他感到驚異的是，兒子竟能認識一千多字，能說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且能背誦。此後，父親較為注意開闊兒子的眼界，常帶他走親訪友，到牌樓崗去祭掃祖瑩，到涼水井周圍一二十裏的停弦渡等市鎮上去趕集。每到一處，就把這裏是什麼崗，什麼埡，什麼灣，什麼坪，有什麼寺觀廟宇、古墓、祠堂，乃至叢林老樹，流水人家，都一一給予指點，至於帶有掌故的，更是詳細述說。伯渠邊走邊聽，心曠神怡，興致勃勃，流連忘返。他熱愛家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後來在延安作的七律《夢返故鄉》，就曾寫道：
兒時心事渾難忘，夢裏倉皇返故鄉。
臘鼓停弦過鬧市，牌樓駐馬望阡岡。
山容淡遠青還在，璧合無間色亦香。
最是後園風景好，百花如錦拂簷牆。
伯渠也如鄰裏的少年一樣，愛在夏夜池畔、冬日爐邊，聽年邁的祖母和鄉間耆老講述民間傳說和鹹豐年間太平軍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愛聽博學的父親談些英雄豪傑、墨客騷人的軼事奇聞。
一次，父親給他講起三十年前在本地發生的一件韻事。同治年間，一位學政從省城來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員，特地赴新安訪問鹹豐進士、著名詩人黃道讓（１８１４—１８６３，著有《雪竹樓詩稿》）。黃以上賓相待，引他遊覽數日，沿途賓主賦詩聯對，唱和甚歡。隻是主人酬應較快，而賓客卻有時呐呐難出，私心怏怏，迫切希望改變這種尷尬局麵。一天，二人暢遊澧水，放舟而下，約十裏，來到停弦渡一帶。學政讚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黃道讓聯句屬對。黃請學政先提出邊，學政脫口而出：“河山圖畫煙作墨。”黃想了想，搖頭說：這可不容易對，要詠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去，我用什麼呢？學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對好。黃說：迫不得已，隻好遵命。他略加思索後說：你的出邊是“河山圖畫煙作墨”，我且說個“風水文章槳打圈”，冒昧陳詞，至希不吝指教。父親講到這裏，便轉身問伯渠：這出邊和對邊，哪一句為好？伯渠經過一番尋思，回答說：出邊太明顯，平常，好象一般人都想得到；對邊，我不知道用什麼話來說明，總之是同出邊相反。父親說：那就是含蓄，雋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圖畫是陳詞濫調，“煙作墨”無論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點不倫不類，而把風水比作文章，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頭語，很自然地承貫下來，用“槳打圈”來形容風水文章對山河的讚美，真是構思精妙，巧發其中。伯渠對父親評述的一些用語，不能完全了然於心，但在當前景物和父親態度的啟示下，還是領略了一些意思，從而對吟詩聯對發生興趣。
父親懷著期望兒子“雛鳳清於老鳳聲”的心情，除了督導伯渠繼續鍛煉體魄、注意身心修養和幫助料理家務外，開始考慮兒子的讀書計劃。他著手編輯一套課本，共計四種，每種都冠以“勵誌”二字，以便明確編書的宗旨和選材的主要內容。這四種書是《勵誌文選》、《勵誌詩選》、《勵誌詞選》和《勵誌曲選》，除“文選”以外，其他各種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詩、詞、曲都是擷取自古至今的精華而成。從一八九四年春天開始，父親即逐漸教伯渠課讀。這套課本，後來由於遠近各私塾間輾轉傳抄，流行日廣，直至辛亥革命前後，當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學課本。不管編者是否有意，實際上它在當時當地，在廢科舉、興學堂方麵，卻起了一定的驅舊迎新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九歲的伯渠正式進入父親剛剛創辦的私塾就讀。主課是“四書”，先讀《孟子》，而後《大學》、《論語》和《中庸》。《孟子》語言通俗，行文流暢，內容也能開闊心胸。在那皇帝至高無上的年代，伯渠讀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類的語句，感到非常新鮮。讀《中庸》時，學到書中說的為學五個步驟，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感到很受啟發。
父親秉承祖父及老師彭菊泉的教誨，素來認為為學最忌空疏而不務實，隻顧獨善其身而不求兼濟天下。他認為要經世致用，不僅在於禮樂刑政，尤要充盈府庫。他最服膺管子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道理。相信賈誼的壯語：“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也悅服劉晏的深謀遠慮：“理財當以愛民為先”，而愛民“當使之耕耘織纖”，“而不在賜焉”。因此，曾擬出一個書目，叫伯渠細讀《史記》的《管晏傳》、《商君傳》，《漢書·賈誼傳》，《唐書》的《劉晏傳》、《楊炎傳》，《宋史·王安石傳》和《明史·張居正傳》等篇，這些傳主都是力主並堅持改革的人物。正處在記憶力旺盛時期的林伯渠，通讀了這些傳記，知道稼穡艱難，為人作事必須務實，這對他後來重視理財和善於理財，是有影響的。
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與堂兄林修梅一起，來到設在安福縣城的道水書院就讀。
道水書院創建於一八○四年，九十多年來書院在教育事業上並無重大進展，它培養出來的人，大都是鑽營仕途者，或年輕的老朽。但近年來開始有點變化。當時，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隨著自然經濟的解體而初步發展起來。一八九五年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創辦湖南礦務總局，開采鉛、鋅、銻、錫、黃金等礦產。同時，對教育製度也作了一些變革。湖南學政江標，講求經世致用之學，對於八股文甚為鄙薄，歲考取士，凡文體奇特、不囿於八股格式的多被取錄，從而使全省文風大變。這股清風也吹到了道水書院。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親應聘為該書院山長，他把兒子和侄兒帶來書院學習。到職後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國子監進修。他的兒子和侄兒仍留在書院學習。這時，道水書院設有四部（經、史、子、集）精選、四部專讀、萬國坤輿（地理）、萬國史記、算學、格知初步等課程，還訂有《申報》和《萬國公報》，供師生們自由閱覽，了解和研究國內外大勢。
林伯渠從山村的私塾，來到這個縣城的新書院，感到非常新鮮，抱有很大希望。可是書院改革伊始，困難重重，書院開的新課，是由幾個中年教師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後才勉強講授的，當他們把這剛剛學來的知識講完後，便再也無法繼續講授下去了，新課大都變成了“空課”。林伯渠無可奈何，隻好以主要精力研讀古籍。
林伯渠在書院教諭的指導下，學習了王陽明的著作。他首先感興趣的是王陽明的《大學問》，因為在私塾時讀過《大學》等書，現在他從《大學問》中，得到了關於“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釋，感到既在複習，又在新學。少年時代的林伯渠自然無力對王陽明的哲學思想體係作出科學的判別，但他從王陽明的《大學問》、《傳習錄》中，卻學到了一些有益的東西。他感到王陽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們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不依賴命運和神鬼，少依賴環境和條件；在自我修養中要嚴以律己，注重慎獨，做到言行一致。這些，對他後來加強自我修養和啟發教育他人，都起過積極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時，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陽明的言論以自責、自勵。
林伯渠的少年時代，正處於中國社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軌道上繼續滑行的歲月，他在湘西的山鄉目睹貧苦農民衣衫襤褸、日食維艱，甚至流離失所、賣兒鬻女的種種淒涼景象，同時也聞知太平軍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雄事跡，以及當地農民起義失敗慘遭殺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聽人們講述過，一八九○年九月，澧州哥老會首領廖星階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率領會黨二百餘人攜刀帶棍，擁進作惡多端的團總、監生杜彩珍家，將他殺死。幾天以後，又率眾進襲澧州城，被反動武裝擊敗，廖星階避走不及，為巡緝營拿獲。次年，他與會首徐樹堂被押解省城殺害。被捕的陳啟元、魯詳美、石盛旦等頭目，亦先後被就地處死。其他會黨分子有的被押往邊疆充軍，有的在本籍監鎖。林伯渠來到道水書院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戰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凡此種種，給他幼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雲。
林伯渠開始傷時憂國，同情勞動人民，除了社會時勢對他的潛移默化外，與其父對他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
林伯渠父親林鴻儀是個思想與時俱進較為開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將入道水書院肄業時，曾經慨然歎道：“日本國……曆代以來，雖與中國啟釁，而為害猶淺。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戰爭），塗毒我生靈，割據我土地，重耗我金幣，豈其中政教之果有以勝人耶？抑中國之孱弱實甚耶？”他對自己的家鄉安福縣，在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後到處是鴉片煙館，感到十分痛心，曾經寫道：“洋煙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鄉前五年並無煙館，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於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運也。”他自己衣食無虞，但對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卻深感憂慮。就在應聘道水書院山長前夕，曾奉縣命去考察鄰縣石門的雄磺礦和天門書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礦，名為官辦，實為豪強所占，他們唯利是圖，不顧工人死活。礦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勞動所得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書成一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