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解釋
史料的價值和可靠性鑒定之後，還存在一個如何去解釋的問題。史料本身是可信的，可以使用的，但對這段史料怎麼解釋，可能出現很大的分歧。這個問題很重要，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裏。造成解釋錯誤的原因最常見的有兩種。一種情況：對某個問題，目己頭腦中先有了一種成見，根據成見去解釋史料。例如一心認定殷周是奴隸社會的人，往往有意無意地用希臘、羅馬的情況生搬硬套，於是就把甲骨文上的“眾”和“眾人”，金文上的“庶人”一律解釋為奴隸。這樣一來殷周社會就成了奇怪的社會了——這個社會隻有奴隸和奴隸主，沒有其它身份的人。古今中外，哪有結構這樣單純的社會呢？再如，有人舉《尚書·無逸篇》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和《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的例子，來證明西周的生產水平非常低下。論者抱定成見，硬要把它作為說明周人生產落後的證據，結果就導致非常錯誤的結論。
第二種情況：不是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而是把中國古代曆史照歐洲古代社會的樣子來描繪，片麵強調東西方曆史發展的共性，而忽視他們的特性，結果隻能得出錯誤的結論。比如有人解釋周代的“國”，說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城邦；“國人”就是全國的民眾。並由此得出一個更加離奇的結論，說中國古代有原始的民主製度。非常明顯，這就是完全用古代西方，特別是希臘雅典的情況來解釋我國殷周時期的政治。實際上，殷代是不是城邦，沒有明文可據，但從地下發掘的情況看，長江之濱有殷人築的盤龍城，河北中部有槁城，邢台等地有殷代遺址，地域相當廣大，不象城邦。至於甲骨文中所見的許多方國是不是城邦，也很難說。周代的“國”，一是指諸侯的封國，這不管從最初的“諸侯皆方百裏”講，還是從春秋時期大國爭霸講，都不是城邦。因為古希臘、羅馬的每一個城邦都很小，而且都是獨立的。而周代的國，除少數小國外，一般都不是指一個城。例如齊國占了大半個山東，魯國占了小半個山東。而且封國與周天子是有君臣關係和封建義務的，如果不聽命，周天子可以“六師移之”。如春秋初期周桓王伐鄭即是一例。這些情況都與古希臘的獨立城邦完全不同。“國”的另一意義是指都城，“國人”指都城裏的人。而都城裏的人多半是貴族，也有一部分平民。我們古書上見到的“國人”一般是指貴族。例如周厲王監視的“國人”顯然是指貴族大臣。過去有人說這裏的“國人”是全國之人，厲王被逐是國人起義；有人還解釋為奴隸大起義；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說法。其實這不過是一次宮廷政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這清清楚楚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激烈鬥爭，根本不是什麼國人大起義。
由上例可知，對史料解釋不當，會得出錯誤結論。所以我們要重視這個問題，特別要注意不生搬硬套，不帶成見去解釋。
還有一種人，他們專門喜歡按照自己的主觀想象去隨便亂改古書上的字。例如《詩·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這個“私”字，有人改作“耜”，有人改作“人”；這是改字解經，比增字解經更壞，其目的不過是否認有公田私田之分。這種做法是不足取的，這樣的解釋也是毫無價值的。
不僅文字的史料有解釋的問題，出土的無文字的遺物也有這個問題。例如在殷墟小屯挖出過商王大墓，其中有不少殉葬的人；在墓的周圍還有許多坑，有的坑裏全是埋的人頭，有的坑裏全是人的骨架。這種情況怎麼解釋呢？一般的解釋都認為被殺的是奴隸，實際上恐怕是恰好相反，被殺的多半不是奴隸，而未被殺的反有可能成為奴隸。要正確解釋這個問題，一定要懂得殷周時代的有關戰爭之禮。殷周對外戰勝歸來，第一要祭祖廟，報告凱旋，叫“獻馘”之禮。馘，《說文》作“聝”，解為“軍戰斷耳也”，又說耳旁或從首。我們從金文與地下發掘看，以從首為是，義為斷首。獻馘時要砍下部分俘虜的腦袋為犧牲，然後頭歸頭，身歸身埋起來。所以這些被殺的不是奴隸，而是戰俘。剩下多數沒被殺的，倒可能是做奴隸去了。殷周奴隸社會論者用被殺的人，作為證明當時是奴隸社會的根據，不知實際上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