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都相·求而止雨
不過，當年的董仲舒也許並沒有想這麼多，他還是不遠千裏地去了。江都王國在今揚州，南臨大江，北近淮河，傍帶幹溝（古運河），東望於海，頗得水陸魚鹽之利，水陸交通極為方便。其地原為吳王劉濞所有，劉濞曾因之以興叛亂。易王劉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異母兄弟。景帝時初封汝南王，吳楚七國亂時，佐軍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氣，好勇力，廣治宮室，素來驕奢。遷居東南大邦後，又廣招四方豪傑，常有非份之想。作為一個中央派來的諸侯相，董仲舒既要維護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開罪於自己的主子，實是左右為難，進退維穀。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當時易壬意高氣盛，對董仲舒說：越王勾踐依靠文種、泄庸、範蠡之謀，滅掉了不可一世的吳王夫差，三子稱得上“吳之三仁”。並說：“（齊）桓公決疑於管仲，吾將決疑於君。”齊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謀取東南霸業。董仲舒出於“《春秋》大一統”之義，委婉對曰：“夫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因）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提倡仁義，反對詐力，暗示其霸不可稱、中央不可違。《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篇（下引此書，隻出篇名），據考即是這次對話的記錄。因傳抄既久，遂誤江都王為膠西王。
董仲舒時刻以“兼善天下”為己任，在江都興禮樂，致教化，調陰陽，利元元，所作所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為本，江都稱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數的幾個以教化治世而又頗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漢書·循吏傳》稱：“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能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由於時遠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跡已不可詳考，現在記載較多的是祈雨止雨之事。
史漢都說：“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交感、運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與此相反）。行之一國，未嚐不得所欲。”王充亦說：“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論衡·程材》）意即：考察《春秋》經上所記災異現象，推導陰陽交感運行的規律，然後根據這一規律來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凡是《春秋》所譏刺的，必然有災害現象出現：凡是《春秋》所痛惡的，也必然有怪異現象出現。他說：“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人事的極好和極壞，都可以感動天地，引起天變。可見天災實起源於人禍，人事有失，就導致陰陽失調，陰陽失調就引起風雨失節。反之，如果人事得當，自覺地調節陰陽，那就必然風調雨順了。基於這樣的認識，董仲舒於是製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儀軌。他說：天大旱，是由於陽氣太重，求而必須損陰益陽：“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樂”（《求雨》）；多雨，是由於陰氣太盛，止而應當移陰而壯陽：“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止雨盯。此外還講究同類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曰：並造土龍，設土壇，穿青衣，舞童子，齋告禱祝，其行近巫，怪力亂神，為孔子所恥言。但是《史記》說他“行之一國，未嚐不得所欲”。王充也說他之所為“無乖異者”，確實很難理解。司馬遷為當代人記當代事，不應有虛；王充以“疾虛妄”自任，不應傳訛。特別是王充，他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神學目的論等都進行批判，唯獨對求雨的雩禮和董仲舒的土龍求而讚不絕口，多所開說。《論衡·亂龍》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風雨自至。”又曰。“董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在《死偽》《定賢》《案書》等篇，也有分別論述。天道難知，稽之徒勞。但漢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來其必有因。
2．中大夫·災異書
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罷為中大夫。學者推測可能與易王劉非請戰有關。《漢書·江都易王傳》說：“無光中（六年），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漢朝自吳楚七國亂後，對諸侯王實行居國食稅，不複治民的政策，以免諸侯王形成實力後與中央抗衡。而這位好勇鬥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據兵耀武，這哪能讓武帝放心呢。因此不僅沒獲批準，而且還連累董仲舒丟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掌論議，顧問應對”。念及數年來在諸侯國的所見所聞，董仲舒深感諸侯國的桀傲不馴，仍然是破壞“大一統”的潛在威脅。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發生的兩場大火：遼東高祖廟和高祖陵便殿相繼被焚。當時即令武帝大為不安，“素服五日”。董仲舒認為這是不同尋常的災異之變，上天譴告。於是援據《春秋》，聯係實際，著《災異論》，借天人感應，大談政治得失。為什麼高廟陵寢會被焚呢？是因“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位置不當，於禮不安。高廟居遼東，在外，象征在地方的諸侯；高陵在關中，在內，象征在朝中的大臣。現在漢家“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跋扈）者眾。”天災的意思是要皇帝“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背離正道）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播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近測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乃可。”（《漢書·五行誌上》）原來大火的意思在於教漢武帝剪除不庭的諸侯，殺戮不法的大臣！自漢景帝時晁錯建議削藩而遭殺身之禍以來，諸侯問題一直是一個既難辦，又難言的棘手問題，董仲舒多年為諸侯相，他對諸侯王驕奢跋扈的揭露，並不是危言聳聽。他甘冒當年晁錯殺身之禍，敬獻忠言，體現了一代大儒勇於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可是，當時漢武帝並不買賬，董仲舒因此差點丟了性命。董仲舒屬草稿未上，以告發人隱私著稱的酷吏主父偃來訪，竊其手稿，經他一番歪曲注解，以為“有譏刺”，上奏給漢武帝。武帝下其書於群儒討論，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係出師筆，以為“下愚”，於是將董仲舒逮捕法辦，“罪至不道”，按律當死。其實董書所言，未嚐不是武帝所憂，仲舒之獲罪，並不在“下愚”，而於“私為災異書”（劉向說）而已。漢代善言災異的，武帝時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時有睦孟（仲舒弟子）和夏侯勝，元成時有京房和翼奉、劉向、穀永，哀平時則有李尋和田終術，他們借經立義，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驗一般，受帝王寵愛一時。可是董仲舒被下獄，夏侯勝被囚禁，睦孟被誅戮，李尋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沒有呢？如說沒有，他們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說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護他的代言人呢？難道天機不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懲罰麼？原來天命本難知，儒生們大談天命，不過借以壯膽，為至高無上的君權製造一具精神枷鎖而已。君王也要利用它，以給自己君權的神聖增添幾道靈光。董仲舒既不是稟承聖命而談災異，也不是借言天命來歌功頌德，而是私為災異，非議時政，這自然怪不得漢武帝不領情了。不過嚇嚇他已經夠了，於是既定其罪，複又下詔赦之，仍以仲舒為大中大夫。董仲舒虛驚一場，總算有驚而無險。不過死的恐懼卻讓他“於是竟不敢複言災異”了。卻原來天命並不是處處高於王命，其實質倒是王命控製了天命。可是漢武帝這一負氣使性的行為，卻給他自己帶來了不少麻煩。數年之後，膠西於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多次觸犯刑法，濫行淫威，甚至殺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長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謀反，膠東王和江都王都知道其事，私下打造兵器，準備起兵響應。事發之後，漢武帝尚念及當初董仲舒的忠言，選派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猶後世上方寶劍）處理淮南王案件，步舒依《春秋》之義斷之，不需請示，回朝奏事，武帝皆以為是。其時乃元狩元年（前122年），上距董仲舒言災異僅七年時間，可見董仲舒當時的預告還是很準確的。
3．膠西相·公孫弘
董仲舒自大中大夫，又曾出為膠西於王相。這次出相還與董仲舒的學友——公孫弘有關。公孫弘是齊人，早年放豬於海上，是個豬倌出身。年40餘乃從胡毋生學《公羊傳》，與仲舒同治一經，算是同業。建元元年武帝詔舉賢良，他應征對策，被錄為博士。其年紀已經60。因出使匈奴不稱聖意，免職家居。無光五年，再舉，對策第一，再為博士，後曆內史、禦史大夫，位至丞相。公孫弘是第一位儒學丞相，這標誌著儒學在漢代統治地位的確立。他為相之初，董仲舒曾致書，希望他“大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禮賢下士，精心考績。史載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於是公孫丞相東閣延賢，與燕昭王的黃金台一樣，成為求賢佳話，流芳百世。公孫弘為人又極簡樸，“為布被”，“食一肉”，“脫粟飯”，一時竟譽為賢相。他對儒學在漢代的發展也作出過重大的貢獻。是他上書武帝為博士置弟子名額，專教士子以儒學。秦及文景雖設博士，但隻掌問對，而不從事儒業；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以儒為業，但不收徒；公孫弘建言之後，中央專為博士置定員，以儒學授徒；並年考月課，擇優授官，使儒學迅速普及開來，也使儒生獲得實惠。董仲舒對策在理論上為儒學的推行掃平了道路，但具體實施，卻是公孫弘為相期間完成的。他與董仲舒的關係當初也不錯，公羊學在漢代走紅，即是公孫、仲舒二人聯手的結果。史說漢武帝曾令董仲舒與瑕丘江公辯論《公羊》、《穀梁》二傳優劣，董仲舒長持論，善著文，而江公卻呐於口，不善言。加之當時公孫弘為丞相，在整理辯論稿時，袒護董仲舒，使公羊學大獲全勝。漢武帝於是“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儒林傳》）。公羊學在漢代獲得獨尊地位，也是董仲舒為其製造理論，公孫弘為之實行的。他們的關係有點像韓非和李斯，漢人說：韓非著書，李斯為相；韓非立說，李斯實行。李斯為學不及韓非，忌其才，譖之於始皇，韓非遂斃命於獄中；公孫弘為學也不及仲舒，故排之於朝廷之外。史說公孫弘為人善諛，“希世用事”，從前轅團曾警告他“勿曲學以阿事”（同上）。但儒學要服務於社會。不“曲學”是辦不到的；要想混跡於官場，不“阿事”也是辦不到的。他知道怎樣作官，更知道怎樣取悅於武帝。“朝會議事，不麵折廷爭”，曾與汲黯等相約議事，等到武帝麵前，盡背前約，一切順從皇上旨意。天子見他為人謹慎，辯論有餘，但又不迂腐不過激，像個長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遂大悅之（《史記·公孫弘傳》）。在儒者中，他是善諛者；在善諛者中，他是儒者。在這兩類人中他都占有優勢。明習儒學，滿足了武帝好文的愛好；善於吏事，滿足了為官的條件；而阿事善諛，更滿足了人君的虛驕心理。故為官累遷，至於三公。這當然與“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為“從諛”。“諛”是公孫先生高出倫輩的看家本領，董仲舒的指責無異於削奪他的飯碗，讓他恨得咬牙切齒！《漢書·馮衍傳》說：“董仲舒言道德，見疾於公孫弘。”一個講儒術以道德為宗，一個研儒術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難怪公孫弘不高興他了。再加公孫先生為人又有點忌賢妒能，外黨內刻，凡是與他有仇隙的人，表麵上與他情好無隙，親密無間，私下卻設法報複，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主父偃被殺，董仲舒被遷於膠西，都是他的傑作。
膠西王劉端，也是武帝的同父異母兄弟。其為人“強足以拒諫，知足以飾非”，行為怪僻，陰狠險毒，相二千石至者，若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尋找過失來陷害之，有的甚至被毒死；若與他同流合汙，又難逃朝廷的懲罰。小小膠西國，竟是出生入死的鬼門關！漢武帝正為派不出恰當的相國發愁，公孫弘適時進諫說隻有董仲舒符合條件，欲假手於膠西王除掉罵他“從諛”的人。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董仲舒此去定是凶多吉少。好在膠西王久聞董仲舒是正直的大儒，一善待之”，並不為難他。《漢書》說：仲舒“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在膠西為相，不異於虎穴棲身，與狼共舞，久必獲禍。仲舒恐日久生變，遂以老乞歸。
罷相家居，董仲舒已年逾古希，窮居陋巷，依仁遊藝，“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但他並沒有高蹈肥遁，不問世事，而是魂牽斯文，憂國憂民。朝廷凡有大事，常下詔垂問，劉向說：“（仲舒）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嚐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漢書·劉歆傳》）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張湯前往董宅，“問其得失”。董仲舒引經據典，一一作答，皆有條理，共決大案要案232件，後編為《春秋董仲舒決獄》一書，成為漢晉之間司法斷案參考的經典文獻。他還常常就重大時政發表看法，上疏獻計獻策。關中民不好種麥，他根據《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熟則書的通例，建議多種冬小麥，以避饑荒。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建議限民名田（占四），抑製土地兼並。他揭露西漢社會“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的殘酷現實，要求統治者“薄賦斂，省徭役”，“鹽鐵皆歸於民”（《漢書·食貨誌》）。當時武帝外事四夷，特別是與匈奴的戰爭，使天下虛耗，戶口減半。目睹那一場一場痛苦的較量，董仲舒也進行了自己的思考。他認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對於像匈奴這樣的貪人，他主張“與之厚利以沒其誌，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使其進有所貪，退有所忌，庶幾可達到“胡馬不窺於長城，羽檄不行於中國”，與鄰為睦的目的（《匈奴傳》）。凡此等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刑法、外交等各個方麵。有的建議得到武帝采納，施惠於民。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憂患型人物，進亦憂，退亦憂，就像範仲淹說的那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自孔子以來就形成的中國儒者人格，當然也是被譽為“統儒”的董仲舒的天性。這種忠君、憂國、愛民的憂患，一直伴隨董仲舒終生，直至死而後已。
班固敘傳讚曰：“抑抑（嚴謹）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懸車，下帷罩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實為公允之評。
約太初初年（前104年），董仲舒以年老，壽終於家。葬於西安城內胭脂坡下。漢武帝曾從此經過，特下馬步行以示敬重，一時文士，莫不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
仲舒死後，家徙於茂陵，其子孫皆以儒學至大官。其弟子作官的至為命大夫，其為郎、謁者、文學掌故等官者以百數。不愧為一代宗師。
四、上繼往聖起絕學 下為萬世開太平
相傳孔子將死，遺下讖書說：“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巔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說：“董仲舒亂（治）我書。”（見王充《論衡·實知》引）所謂孔子遍讖，明顯出自漢儒偽造，不過此話正好反映了秦漢之間儒學的兩大轉折。是秦始皇焚書造成儒學式微，又是董仲舒治經振起了往聖的絕學。王充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既沒，是孔子發明其文章墜緒於亂世；孔子既沒，是董仲舒宏揚其學術於微絕。劉歆更具體地說：“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奮，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可見儒學至董仲舒實一大轉折。範文瀾先生論這種轉折作用說：“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成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中國通史》第二冊，151頁）這是完全合符實際的。劉歆說他“令後學者有所統壹”，就是統一在董仲舒所創立的陰陽五行化了的新儒學體係之下，他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西漢第一儒學大師，即所謂“群儒首”、“儒者宗”。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富，《漢書》本傳說：“仲舒所著皆推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幾百二十三篇。”這部分著作多為雜著，包括說解經義的論文、上書、文告之類。《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儒家類，著錄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當即這些文章的彙編，除了一些殘篇外，大部已經失傳。本傳又說：“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王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春秋繁露》一書，凡八十三篇，內中《玉杯》、《竹林》篇，當即“說《春秋》事得失”類著作。《漢書·藝文誌》又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動傳》作《春秋斷獄》，為張湯等人向仲舒請教斷獄的案例彙編，晉以後失傳，清王謨、馬國翰有輯本。《春秋繁露》始見於《隋書·經籍誌》，因不見於漢誌，曾一度受人懷疑，其實就今本《繁露》與《漢書》本傳所載《天人三策》對照，許多觀點實為後者的引申，《春秋繁露》一書，縱然有後人摻入的內容，其主要篇章還當出自仲舒本人，與《天人三策》一樣是研究董仲舒學術思想的主要資料。此外，《漢書·食貨誌》、《匈奴傳》、《五行誌》也有他的言論；《史記·太史公自敘》也對董仲舒的學說有所稱引。現都比較集中地保存於嚴可均輯《全漢文》之中。在這些著作中，董仲舒貫通天人，縱論古今，博采百家，為原始儒學向經學的過渡，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