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先生 真德秀
（1178—1235）
真德秀是南宋後期與魏了翁齊名的一位著名理學家，也是繼朱熹之後的理學正宗傳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確立理學正統地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一、少幼苦讀成器 入仕為國分憂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縣晉陽鎮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諱改姓真。生於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於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出生於一個貧寒之家。自幼聰穎，4歲開始讀書，即能一過成誦。德秀從小愛好學習，在學習中勤奮過人。據其學生劉某在他死後所寫的《行狀》記載：“入小學夜歸，嚐置書枕旁”，深夜還在蚊帳中看書，以至蚊帳被蠟燭薰成黑色。當其他兒童玩水遊戲之時，德秀就把這些兒童的書取來閱讀熟了。真德秀15歲時喪父，其母親吳夫人在窮困中操勞家計，供他學習，撫養其成長，使他獲得了專心學習的機會。由於他勤奮努力，學業上進步很快，在18歲時便考上了舉人，19歲時即來寧宗慶元五年（1199年）和魏了翁同榜考中進士，授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市）判官。再試，中博學宏詞科，被閩帥蕭逵聘為幕僚，協助蕭逵辦理政務，旋召為太學正，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升為博士官。
自從政之後，真德秀胸懷憂國憂民之誌，竭誠於職守，希望能夠使處於內外交困的宋王朝振作起來，以擺脫危機。他是當時腐敗政權中少數頭腦清醒的大臣之一。真德秀的治國方案主要是用理學思想為指導來正君心，眼民心。在對待北方金人的侵略上，他一方麵反對納貢稱臣，一方麵又主張不急於征討，而應該首先鞏固內部，實行自治自守的政策。在當時的形勢下，南宋小朝廷確實已麵臨日暮途窮的處境，根本談不上恢複故疆。他鑒於韓囗胄貿然出兵北伐慘敗的教訓，主張清除腐敗，嚴肅政紀，收服民心，這對當時處於危勢的宋王朝來說，不失其為正確的決策。他看到當時南宋再也經不起大的折騰了，於嘉定元年，首次入對，向理宗進言說：
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數，而吾亦日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日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幣，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饅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宋史》本傳）
提醒最高統治者不要安於暫時的和平，應該看到其中隱藏的禍患和危險性，所以應該提高警惕思圖振救之法。按照真德秀的意見，其振救禍患之法就是崇尚理學，奉行正道，褒崇名節，以明示好尚。因此他還對理宗說：“囗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同上）真德秀認為，韓囗胄製造“慶元黨禁”，禁止理學，迫害理學人士，使正道不行。他趁理宗有改弦更張之意的時候，勸其重興理學，以正人心、定國是，轉移風氣、矯正士習。他和魏了霸一樣，認為當時解決政治混亂的根本方法就是推尊理學。
嘉定三年（1210年）真德秀在入對中又向理宗提出兩條建議：其一：“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這是要求最高統治者廣開言路，傾聽更多人的意見，製止邪說歪道，以抑製小人之勢；其二：“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聲張之銳。”這是為了防備內亂，加強統治。他認為從當時的內外形勢看，南宋王朝的首要任務應該是穩定國內政治局勢。真德秀特別強調“公議”對政治統治的重要性，他說：
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由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囗胄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世大戮，何者？公議，天道也，囗胄犯之，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天佐之，人助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66《西山真文忠公行狀》）
這些話也是對皇帝講的，要求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言論公開。他把“公議”提到“天理”的高度，企圖得到皇帝的重視。既然“天理”是永遠不可泯滅的，那麼，作為“天理”之表現的“公議”，也是萬世如一日，不可泯滅的。其不可泯滅的根本原因，在於“公議”存於人心，盡管有權勢的人可以暫時顛倒是非，然而最終為世人所不容。真德秀認為，“公議”，就是“天道”。順應天道，則人佐之，天助之。這種天人一體的思想顯然是儒家的順天應人思想的表現。
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冬十月，真德秀受命為特使北去金國慶賀其新主登位，十一月至盱眙（今屬江蘇），有消息傳來，得知金國發生內亂，就中途返回京師。他回朝之後，對寧宗說：
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
顧田疇不辟，溝洫不治，險惡不扼，了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尊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粟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宋史》本傳）。
這個建議，對於當時鞏固北方邊防，不失其為最好的策略。由於南宋王朝的政治腐敗，從中央到地方的多數各級官吏文恬武嬉，不顧大局，搜刮民脂民膏，圖一時之享樂，造成沃野荒蕪，田疇不辟，水利失修，邊關要隘守衛鬆弛，兵士不加訓練，武備人才不受招用，一旦有警，隻僥幸寄希望於長江天險之阻，這是很危險的。真德秀看到了長江以北大片土地和人民對國家安危的重要意義，也看到了統治階層對上述問題的忽視。他認為，如果能夠在長江以北的南宋轄區設立專門機構，派人前去，一麵大修墾田之政，解決了生產問題，不出數年，就可以使積儲充實，一麵就地組織愛國群眾，因其什伍進行軍事訓練，一定能夠做到足食足兵，鞏固邊防，抵禦北方敵人的入侵。可惜真德秀的滿腔熱情和正確的建議，未被腐敗的當權者所采納。於是他隻好再進忠言，提醒最高統治者說：“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同上）真可謂竭盡忠忱，不遺餘力。
真德秀於寧宗在位的後期，憂患於國事，屢屢進言，數年之間，“論奏懇懇，無慮數千萬言”，其中許多意見十分中肯，因而受到了寧宗的尊重，可又引起了當時身居高位的權相史彌遠的忌恨，原來自韓囗胄失敗後，大權落到主和派史彌遠之手，他結黨營私，重用小人，排除異己，真德秀對其所作所為十分憎惡，由於這些原因，史彌遠對他更為不滿。另一方麵，由於真德秀的奏議言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之心聲，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許多人甚至將他的論奏抄錄出去，進行傳播和誦詠，這就使他成為名重一時的政論家。這時史彌遠又想籠絡他，使之為己所用，而真德秀卻不與之合作，主動請求到地方上去任職。
二、關注國計民生 躬行惠民之政
寧宗在位的最後幾年，真德秀基本上是做地方官。在這時期，他作了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其一是救荒懲貪。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真德秀受職為秘閣修撰，實授為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當時江南東路遭受了嚴重的旱蝗災害，其中尤以廣德、太平兩軍州最為嚴重，他到任後，首先是去賑災，分別派遣官員到管區其他州縣辦理荒政，他親自到最嚴重的廣德、太平，協同當地官員到民間察看災情，並授予當地長官開倉救災的權力，從而使災民得到了及時解救。當他把救災工作辦完，離開廣德時，當地有百姓數千人相送，至郊外，有人指著道旁的許多墳墓哭泣著告訴他說：“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宋史》本傳）。接著，他又下令廢除了太平州私自創設的大斛，減輕了官府和地主對農民的超額剝削。在任期間，真德秀還彈劾了新徽州的貪官知州林琰和寧國知府張忠恕貪汙賑濟米的罪行。自此以後，真德秀的政譽更為提高。原來那些譏笑他為迂儒的言論，頓時煙消雲散。
其二是整頓泉州漕政。嘉定十二年（1219年），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泉州，當時泉州本來是中國同西方商人通航的一個大港口，在南宋中期，是全國最繁榮的海外貿易中心，每年有大量的阿拉伯等地外商來這裏進行商業活動。但是，到南宋後期，由於管理海外貿易的官吏對外商進行繁重的敲詐勒索，一時冷落下來，每年來此貿易的外國商船減少到隻有三、四艘。真德秀到任後，實行了優惠政策，減免了許多不合理的征稅，很快就使來此從事商貿活動的外國船複增加到36艘，不但繁榮了商業，而且增加了稅收。在泉州期間，他還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當地富豪大家對人民的危害，減輕了人民的一些負擔。在邊防工作上，他還鎮壓了海寇，整頓和加強了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