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學宗 張栻
（1133—1180）
張栻是南宋時期與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齊名的思想家，朱、呂、張栻三人傳學於東南，時人譽為“東南三賢”，同時代的另一位學者陳亮說：“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宋史·道學傳》將朱張並列一傳。兩人的學術思想基本傾向一致，並且交往很深，他們相互切磋，相得益彰，共同發展了二程的理學思想，而有朱熹集其大成，因此，張栻在理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愛國名臣之子 憂國憂民之人
張栻生於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卒於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字敬夫，又宇樂齋，號南軒，漢州綿竹（今四）11綿竹）人。出身於大官僚家庭，他的父親張浚，字德遠，徽宗時進士，做過南宋高宗、孝宗兩期的丞相，一生以恢複中原為職誌，在他主持政務和執行軍務時期，力主抗金，反對議和，並選拔重用韓世忠和嶽飛等抗金名將，對穩定南宋統治作出了貢獻。張栻從小就隨父輾轉各地，後來才定居於衡陽。出生於這樣家庭的張栻，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
公元1163年，孝宗繼位，張栻“慨然以奮戰仇虜，克服神州為己任”（《宗文公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這時他父親再被起用（這以前受秦檜等主和派的排斥，被謫貶20年）開府治兵，都督軍事，張栻“時以少年，內讚密謀，外參庶務，其可綜畫，幕府之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宋史·道學三》）他秉承父誌，反對和議，力主抗金。曾因軍事入奏，進言孝宗，激勵孝宗“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同上），要求孝宗勵精圖治，革除因循之弊，報仇雪恥，匡複社稷。這次入奏，得到孝宗賞識，於是“乃定君臣之契”。公元1163年，張浚再度被主和派排斥下台，於第二年含恨去世。張栻辦完喪事，又屢次上疏言事，鼓勵孝宗堅持抗戰決心，總結失敗之教訓，明賞罰，悅人心，充士氣，“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同上）其後，又多次上疏，要求堅持抗金，反對和議。他說：“自虜入中國，專以‘和’之字誤我大機……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南軒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屢遭失敗，是因為朝廷的抗戰決心不堅定。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雖折不撓”，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張栻的主戰，同那些不切實際空喊抗金或寄希望於僥幸取勝者不同，他認為，要取得抗金戰爭的勝利，必須增強自己的實力，要“專務自強”，其關鍵是得民心，他說：“夫欲複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宋史》本傳）這樣的戰略思想，是從根本上考慮問題，不單純從軍事上考慮問題。從根本上考慮問題，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須愛護民力，減輕其勞役負擔，並且“不傷其財”，減輕其經濟負擔，讓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愛護民力，減輕人民負擔，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後方不穩，就談不上抗金複仇。由此可見，張栻的建議是很有卓識遠見的。據《來史》記載；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張栻受湖南安撫使劉珙之聘，主管嶽麓書院教事，在此苦心經營三年，使書院聞名於遐邇，從學者達幾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學派之規模。乾道五年（1169年）又由劉珙推薦，除知撫州，未及上任，又改知嚴州（今屬江西），次年招為吏部員外侍郎，並暫時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講。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對達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幸，屏讒談。”（同上）在這段時間，他做了幾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70年），虞允文認為敵勢衰弱可圖，建議派遣使者前往金國，以索取徽、欽二帝陵寢為名，要金人歸還洛陽、鞏縣等失地，“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同上）。獨張栻不怕打擊排斥，進見孝宗皇帝，陳述了自己不讚同虞允文貿然出兵之理由。當時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議，他問張栻：一卿知敵國事乎，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同上），張栻答對說：“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卻知之矣。”孝宗曰：“何也？”張栻答曰：
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盛，而國家兵弱財匾，官吏誕漫，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複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處，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同上）。
他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國內連年天災嚴重，民貧日盛，國家兵弱財匾，並且官吏荒誕很不可靠。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因而沒有足以屈服敵人的實力。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修德立政，用兵養民，選將帥，練甲兵，先作好準備，使自身有了足夠的實力，才可戰服敵人，收複失地。孝宗為他的高見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切實際的錯誤意圖。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誌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際是大量掠取州縣財賦，致使遠近騷然，士大夫爭相指責其為害，張栻也向皇帝陳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正誌的蠱惑，認為隻是取之於諸郡縣的財賦，不是取之於民。張栻說：“今日州郡財富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缺，不過巧為名色取之於民耳！”孝宗矍然曰：“如卿所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事後經過查實，確實如張栻所言，便停止了此項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準備用宦官張說除簽樞密院事，張栻連夜起草奏疏，極陳其不可，並在第二天早朝中，當麵指責虞允文：“宦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同上）弄得堂堂宰相“慚憤不堪。”接著再上奏勸阻皇帝不可用張說掌握樞密院，終於使孝宗省悟，製止了這次任命。但自此以後便和虞允文結下怨恨。次年就將張栻排出中央政府，除知袁州（今屬江西）。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屬湖北）。淳熙七年（118。年）遷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衝祐觀。同年八月，年僅48歲的張栻就病逝於住所。
張栻一生不僅力主抗金，反對和議。他居官期間，廉明清正，關心人民。每到任，常“問民疾苦”，調查當地“利病”，認真改革地方的弊政，減輕人民的負擔。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農民大量逃亡。張栻對此種情況十分關心，當時朱熹正在興辦“社倉”（由封建國家的地方政府，組織籌劃，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資料，在青黃不接之際貸給農民。年成不好，則利息減半，遇饑荒年則全免利息，然後用產品償還）。他十分讚同這種作法，認為它能減少農民流徙，還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剝削和土地兼並。張栻提出了“薄賦寬民”的主張。公元1169年除知嚴州，到任即訪民疾苦，首以丁鹽錢捐太重為請，得蠲是歲半輸”（《朱文公文集》卷89）。他在江陵時期多次彈劾了信陽守劉大辯“估勢希賞，廣招流民，奪戶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劉大辯有後台支持，冒著丟官的危險，要求朝廷論其罪，表現了他“勇於從義”的無私無畏精神。張栻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清官，對貪官汙吏十分痛恨。在任荊湖北路轉運副使、知江陵期間，竟“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此外，他做地方官期間，還取締了一些有害於社會的惡劣習俗。如知靜江府時，剛上任即發布了《諭俗文》說：“訪聞愚民無知，病不服藥，妄聽師巫，惡僧邪說，以致害人致死。”明申要對那些“班惑百姓”的“師巫”、“惡僧”重作施行，《諭俗文》又說：“訪聞鄉落愚民誘5！他人妻室販賣他處”，明申對拐賣人口者要“嚴行懲治”。還規定對婚喪葬禮中存在的“竭產假貸，以侈糜相誇”的有害風俗，要加以“製抑”，嚴申“若有不俊，當治其尤者以正風俗。”（《全集》卷15）張栻做地方官時，也十分重視倡辦教育事業，積極興辦地方學校。其中以靜江府為最，為倡辦學校，他先後為地方州府撰寫了許多《學記》，進行鼓吹。認為興辦學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故“有國者之於學”，“不可一日而忽。”（《全集》卷9《袁州學記》）不僅如此，他還親身執教，帶頭示範，在主持嶽麓書院期間，為興辦教育，培養人才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張栻為人“表裏之同然，勇於從義，無毫發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重”（《宋史本傳》）。他正直無私，每遇君臣問對時，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視君主之臉色行事，敢於“犯顏直諫”。據《宋史》記載：
孝宗嚐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從上麵問對之中，可以看出張栻就是犯顏直諫之人，他公然敢於同皇帝頂嘴，大膽說出自己與那個具有無尚權威的人的不同意見。在多次問對中，孝宗為他的忠義所惑動，還賜手書進行褒獎。甚至在臨終前，還寫了奏疏勸說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團丕圖。”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忠義形象受到了世人的傳誦。宋寧宗嘉定年間追賜諡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詔從祀孔廟以示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