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文儒 柳宗元
（773—819）
一、輔時及物 參加革新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縣（今山西永濟縣），於唐代宗大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於當時的京城長安。
在北朝時，柳氏是著名的門閥士族，柳、薛、裴被並稱為“河東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說：“柳族之分，在北為高。充於史氏，世相重侯。”自北魏以來，柳宗元的祖先世代顯宦，到唐朝，河東柳氏作為“關隴集團”的一個有勢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據有顯赫的地位。就拿高宗一朝來說，柳氏家族同時居官尚書省的就多達20多人。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在玄宗天寶末曾做過太常博士，安史之亂後又繼續為官。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出身於著名的士族範陽盧姓，但家道早已沒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兩個女兒分別配山東崔氏、河東裴氏，都是沒落的舊士族。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終保持著對祖先“德風”與“功業”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語氣，敘說祖上的地位與榮耀，表現出強烈的重振“吾宗”的願望和對功名的追求。
柳宗元出生的時候，“安史之亂”剛剛平定20年。雖然已有20年的短暫和平，但這時的唐王朝早已走過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漸衰朽。唐王朝的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中唐以後的各種社會弊端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相爭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蕩有所聞見和感受。他九歲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發了繼安史之亂後又一次大規模的割據戰爭。誘發戰爭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鎮李寶臣病死，其子李惟嶽謀繼襲，得到河北其它兩鎮和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的支持，企圖確立藩鎮世襲傳子製度。新繼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鎮就聯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於夏口是一個軍事要衝，這時又成為李希烈叛軍與官軍激烈爭奪的目標。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曆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貞元元年（785），柳鎮到江西做官。在這以後一段時間，柳宗元隨父親宦遊，到過南至長沙、北至九江的廣大地區。這段經曆使柳宗元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從這以後，他已經開始參與社交，結納友朋，並作為一個有才華的少年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個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氛的家庭。他四歲那年，父親去了南方，母親盧氏帶領他住在京西莊園裏，盧氏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聰明賢淑，很有見識，並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誦古賦十四首。正是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盧氏勤儉持家，訓育子女，在早年避亂到南方時，寧肯自己挨餓，也要供養親族。後來柳宗元得罪貶官，母親以垂暮之年，跟隨兒子到南荒，沒有絲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在她身上體現了很多中國古代婦女的美德。母親的良好品格，從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親外，父親柳鎮的品格、學識和文章對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響。柳鎮深明經術，“得《詩》之群，《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可知他信奉的是傳統的儒學，但他並不是一個迂腐刻板、不達世務的儒生。他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了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他還能詩善文，曾與當時有名的詩人李益唱和，李益對他很推崇。父親和母親給予柳宗元儒學和佛學的雙重影響，這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柳宗元很小就顯露出卓越的才華。貞元五年（789），他17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進士科考試，但名落孫山。此後他又連續兩次投考，都沒有及第。在唐代，進士有“白衣公卿”之稱，由進士出身入仕，是讀書人的理想出路和夢寐以求的目標。但中唐以後，科場往往被權貴把持，請托、幹謁之風盛行，考試等第往往先定。讀書人空有文才，沒有得到權貴的援引、推薦，要想及第是相當艱難的。柳宗元在求舉過程中，也曾請托援引。貞元八年（792），權德輿征拜博士，改左補闕，柳宗元曾向他投獻過詩文。但柳宗元及第並不單單依靠了權貴的榆揚，還因為他有真才實學。這一年陸蟄入相。第二年，陸蟄用戶部侍郎顧少連權知貢舉。顧少連是個不畏權貴、執法嚴格的人。他主持考試，不顧權勢者“眾口飛語，嘩然濤張”，大力選拔孤寒之士，柳宗元於這一年及第，同榜32人，其中包括他的終生至友劉禹錫。
按規定，唐時進士及第的人，一般要經過吏部製科考試，才能做官。恰在這一年的五月，父親柳鎮在長安病逝。柳宗元由於眼父喪，在三年之內無法參加製科考試，也不能去謀其他出路做官。於是，柳宗元到分阝州去看望在分阝寧節度使府中任職的叔父柳縝，從而有機會考察唐代的西北邊防。
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眼父喪期滿，與少年時訂婚的楊氏成了親。同年，他參加了吏部的博學宏詞科考試，但未被錄取。
柳宗元曾自述說：“始仆之誌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他早就立誌要幹一番大事業。他在製舉落第時，曾給大理卿崔做寫信，表示自己不是“探奧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他又寫道：“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曆科第，因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在柳宗元看來，登科第、做高官並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也不做尋章摘句、皓首窮經的“腐爛之儒”，而希望“行乎其政”以“理天下”。他所謂的“政”，即孔孟以來儒家提倡的“仁政”，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到貞元十四年，柳宗元26歲，通過了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任命為集賢殿書院正宇。從此，他正式踏入了仕途，可以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圖了。
集賢殿書院正字是一個“從九品上”的小官，其職務是校理經籍圖書。書院中大量的藏書，為柳宗元讀書業文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由於他才華橫溢、學識淵博、年青有為，很快就成為文壇上有影響的人物，獲得了很高的聲譽。韓愈說他在任此職期間“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許多人都願與他交往，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永貞革新”主角的王叔文及其集團的主要成員，以及韓愈、孟郊、李翱等文壇名人。特別是劉禹錫，成為柳宗元的終生好友。
三年後，柳宗元調補京兆府藍田縣尉。由於他的文名頗高，被京兆尹韋夏卿留在府庭做文書工作。貞元十九年（803）閏十月，柳宗元自藍田尉被提升為監察禦史裏行。這時，朝廷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柳宗元的提升，與王叔文一派勢力擴張有關。柳宗元與王叔文集團的其他成員懷著改革朝政的強烈願望，成了誌同道合的同誌。貞元末年，一方麵是權奸李實、宦官孫榮義以及保守派官僚鄭為瑜等依靠德宗李適把持朝政；另一方麵，王叔文則以太子李誦為靠山，“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淩準、程異等又因其黨以進。”這些人已在為李誦繼位作準備，柳宗元作為這一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積極參與了他們的活動。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死，經過激烈鬥爭，確定由李誦繼承皇位，王叔文一派取得了暫時勝利，執掌朝政。柳宗元升為禮部員外郎。這時他剛滿33歲。
禮部員外郎是中書省禮部的屬官，正六品，掌管禮儀、享祭、貢舉之政。柳宗元就任此職屬於超資提升。從入仕到現在，柳宗元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少年得高位，使他更加熱情昂揚地投身於政治鬥爭的洪流，以求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
柳宗元生活的時代，唐代社會各種矛盾交織，唐帝國麵臨著嚴重的危機。經濟上，唐德宗接受宰相楊炎的建議，實行“兩稅法”以來，一方麵由於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另一方麵由於兩稅法規定一律收現錢，錢重貨輕，“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整個社會“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政治上，朝政日益黑暗腐敗。一方麵藩鎮割據，“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危害帝國政治、經濟的統一，損害了中央集權製度；另一方麵，宦官專權日益嚴重。“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钅奇將臣，率皆子言；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宦官不僅掌握了兵權，而且擔任了執掌機要、傳宣詔令的樞密使和宣征使，從而把持了軍事、人事實權。宦官還侵占土地，霸占民日，主持“宮市”，“您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加劇了社會矛盾。王叔文集團執掌朝政以後，著手改革這些弊端。這個革新集團被稱為“二王、劉、柳”，可見柳宗元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後來自認“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表明他在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被後人稱為“永貞革新”的這次改革主要包括這些內容：（1）強化中央集權，收回利權；（2）打擊宦官勢力，停罷宮市；（3）抑製強藩；（4）進用賢能；（5）減免賦稅，革新弊政；等等。這些措施都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歡迎。如反對派韓愈的記錄他們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時，就用了“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歡呼大喜”等字樣。
但是，在王叔文集團執政的時間，按順宗李誦在位的時間算，僅及半年。他們從一開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夾攻。貞元二十一年八月，順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紛紛遭貶。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王亻丕被貶為開州司馬，其他主要成員均被出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後來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加貶為遠州司馬，柳宗元得柳州。這就是“八司馬事件”。由少數理想主義者發動的這場短暫的改革運動，被扼殺了。
二、流貶南荒 心係生民
柳宗元短暫得誌之後，迎來了他後半生的流貶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曆程中最大的打擊。永貞元年九月，柳宗元帶著年近七旬的母親，前往遙遠的南方，開始了他十年的貶逐生活。同行的還有母親盧氏的侄子、他的表弟盧遵和堂弟柳宗直。他們經過洞庭湖，上溯湘江艱難前行，情狀十分淒涼。時近初終，白天陰風呼嘯，密雲壓頂，傍晚又下起了綿綿細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滿了怨憤悲槍。溯湘江上行不遠，就到了彙入湘江的淚羅江口。在這裏，柳宗元停舟懷古，憑吊戰國時楚國偉大的詩人屈原，寫下了一篇情辭並茂的騷體文《吊屈原文》。這時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理想受到嚴重挫折，忠誠而被貶逐，與屈原極為相似。他通過緬懷屈原自沉汨羅江，痛陳屈原時代忠奸易位、是非顛倒，寄托自己個人的身世之感。文章最後寫道：“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囗兮，蹈大故而不貳。”表示要以屈原為榜樣，堅持自己的信念，無怨無悔。
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經過艱難跋涉，終於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還是比較荒僻的地方，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職銜是“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這是一個“閑員”，即無官舍，又無具體職務。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於一座古寺——龍興寺中。寺中有一個和尚重巽，是天台九祖荊溪湛然的再傳弟子，柳宗元與他結交，談禪論道，詩文唱和。此外這裏還常有一些過往的僧人，也與柳宗元關係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長安時就與僧侶有交誼。這時他正值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悶，加之每天麵對的是青燈梵唄，相處的是禪僧，促使他對佛教教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王叔文集團的主要成員雖然被貶逐，但宦官集團和保守派官僚對他們的迫害並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終於被處死，王亻丕也於貶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時間裏先後發布四次詔命，規定“八司馬”不在寬赦之例，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歸的希望化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賦寫了一篇《懲咎賦》，對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雖然名為“懲咎”，但其實是對自己從事的事業進行辯護，抒發自己的不平之氣。他曆敘自己立誌“處卑汙以閡世”，“求大中之所宜”，勇於用世，以救世濟時，但由於“讒妒構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貶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為孤囚，過著拘攣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現出對黑暗政治的強烈憤慨。但他最後表示：“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自己要堅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歿，也無悔無怨，表現出一個堅持理想、關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屈不撓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間，柳宗元很快從悲觀失望中振作起來，內心中始終抱著“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的信念，孜孜以求，希圖進用。而且能排除困難，自強不息，進行哲學思考和文學創作。
這一時期，是柳宗元的哲學思想全麵成熟與文藝創作最豐富的時期。柳宗元在永州廣泛接觸到下層人民生活，大量詩文都反映了他們的痛苦，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麵在柳宗元身上的體現。柳宗元的詩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說》等等，正是因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藝術手段巧妙結合，才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從而確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動搖的地位。當他對下層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覺得“上慚王官，下愧農夫”。他為自己作為“官”，不能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內疚。由於對下層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終自強不息，在逆境之中，“輔時及物”之誌更加堅定。在永州期間，他的“以生人為主”的思想更加發展了。他繼承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提出“賢者之作，思利乎人”，“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等一係列閃耀著人本主義精神的光輝主張。
貶官永州，是柳宗元創作道路上的一大轉折。他被迫離開了政治舞台，遠離政爭，身處窮裔，更加集中精力於文學創作與理論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寫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與韓愈等人一道成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幹城。他還誘掖後學，廣泛宣傳總結“古文”的寫作經驗，寫成《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等著名論文。由於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繼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柳宗元對於推動“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領域，提高“古文”的藝術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獨特的貢獻。他與韓愈的文學見解非常相似，同樣主張“文以明道”。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論》中說；
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火良)(火良)，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
他把“學古道，為古辭”統一起來，主張“言道講古窮文章”，把闡揚儒家聖人之道，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作為文章的內容和創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