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巨人 唐君毅
（1909—1978）
現代新儒學的重要代表，被港台學界譽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先生，公元1909年1月17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宜賓縣，在兄妹五人中居長。其先祖本為廣東五華人，六世祖時移居四川，以製糖起家，漸置田產，家道殷實。其父迪風，17歲即中秀才，後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從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研習內典。一生主要致力於文化、教育工作。其為學精博，於文字音韻、儒家經義造詣高深。曾仿章太炎《新方言》而作《廣新方言》，並有《孟子大義》一書傳世。其為人秉性剛直，不為權傾，不為利折，被歐陽大師稱許為“可以適道”之人。其母陳大任，早年就學於成都淑行女校（即第一女子師範前身），後曾任教於簡陽女子師範、成都敬業中學等，不幾年即賦閑在家，專事操家育子之責，一為人情摯意撲，品性高潔，歐陽大師曾比之為“孟母”。其在閑暇之時，偶亦賦詩填詞，今存詩330餘首、詞40闕，後輯為《思複堂遺詩》傳世。如此良好家學、家風，於唐君毅之成長及一生人格之塑造影響頗大。
唐君毅幼承庭訓，10歲即開始背誦《說文解字》。11歲時入學於成都省立第一師範附小，次年，因其父被聘於重慶聯合中學任教而轉至該中學就學。在居重慶的4年中，唐氏早慧的心靈已開始漸漸顯發。據他本人後來回憶說：有一次，當他聽到父親誦讀孟子去齊的一段古文時，刹然間被孟子那種凜然浩氣感動得涕泣不已，令其父大感驚詫。又因家居江濱，暇時常到朝天門碼頭前，靜觀兩江（長江和嘉陵江）彙合之處之潮漲潮落。因見江中石頭忽隱忽現，遂生玄想：被江水淹沒後的石頭是否還存在？對諸如此類看似淺顯實則深奧的問題的思索與回答雖不免幼稚、簡單，但畢竟不再懵然無知。也就是在對他日常生活中所行所思的細心觀察中，其父已覺察到少年的唐君毅深具哲思的慧根而著力加以培養。此間，他已開始廣泛地閱讀各種書籍。當他讀到有關介紹唯識論的文章時，認為唯識所講“萬相皆識所變現”的“萬法唯識”論很有道理，深契其心；當他讀《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時，又引發了他對人性善惡問題的思索，認為孟荀皆主性有善惡，不同之處在於孟子將人性之惡的一麵叫作“欲”，而荀子將善的一麵稱為“心”，並據此而著文5000餘言，自證其說，還與其父辯難不已。尤其是當他讀到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時，頗多啟發。梁氏將人類文化之最後歸宿歸在佛家一向之論，少年唐君毅深以為然，認為人生的最大快樂就是去盡一切欲望。但他又對梁的“直覺”說頗為不滿。認為如事事皆憑直覺，便毫無道理可言。總之，唐君毅這一時期的勤學善思為他日後的治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7歲時，唐君毅就讀於北京中俄大學，不久又轉入北京大學。在北大時，他經常去聽梁啟超、胡適等人的講演，受益匪淺，但對胡適所倡導的“全盤西化”論卻極不讚同。尤其是1927年初，適逢梁漱溟先生受北大之邀作長篇學術講演，唐君毅有幸列座，親聆宏論，契悟良多，其間還頗得梁先生垂詢關照，深感於懷。同年夏天，唐又轉至南京中央大學哲學係，受學於著名學者方東美、宗白華等，開始係統接受哲學（尤其是方東美的新實在論）訓練。其間，著名學者熊十力曾應邀到中大講學，專講新唯識論。唐君毅亦前往聽講，但由於他正沉潛於西方哲學而對中國傳統哲學用心不深，故對熊氏所論“宇宙有一大生命”一說之精義始終不能領悟，認為哲學之義必經由科學之途方能證得，並以此意於課堂上請教熊先生，但熊卻笑而不答，請其自悟。
在大學求學期間，唐君毅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尤其是方東美主講的新實在論哲學。他後來回憶說：“在大學念哲學，我喜歡實在論，不喜歡唯心論。”他說的“實在論”，是指英美的新實在論哲學。他說：“新實在論使我相信可能被經驗而未被經驗之潛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當我由相信宇宙間有無數可能存在的潛在的共相，其中包含了無窮之真美善等價值時，使我生了無數的歡喜。”但後來，由於讀了大受新實在論者攻擊的英國哲學家勃拉德萊的著作《現象與實在》，受其啟發而去讀康德、黑格爾著作，“讀了黑格爾之《精神現象學》，才知除新實在論者一往平鋪的哲學境界外，另有層層向上升高之哲學境界。”由此，他開始由新實在論轉向黑格爾的主觀唯心主義，並在他以後的哲學研究中，明顯地深受黑格爾的哲學及其方法的影響。
在讀大學期間，唐君毅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對人生的看法。他認為，人之心靈乃一超拔自覺的生命存在，而物質的身體乃是對此心靈生命的束縛，心靈生命常因其自覺性而求超拔於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時常處在自覺的心靈與不自覺的物質的衝突之中。而唯有自覺的心靈超脫於不自覺的物質的束縛時，人之生命才進達於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靈超脫於物質束縛的唯一辦法乃是“絕欲”。隻有棄絕一切欲望與雜念，才能達到一種類似佛教涅槃的超升境界。
1929年，唐君毅因故休學一年，返回成都，並在四川大學暫任西洋哲學史教職。1932年，在他23歲時，於中央大學哲學係畢業，旋返成都教中學。次年初，又受母校之聘，回中央大學任哲學係助教，1936年始升任講師。這一時期的唐君毅，年輕氣盛，雄姿英發，心誌齊天，常自覺於宇宙人生之根本真理，早已了然於心，洞見無餘，足可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其情也真，其氣也狂！他還在玄武湖畔的無數次緩步默想中，心儀天地。神通萬古，終於悟得“精神生活之至極者，則為聖為佛”。慨然有希聖之誌！
此後數年，他置身於教育學術界，馳騁古今，會通中西，為弘揚佛學，為中華文化之返本開新而覃思竭慮，矢誌不渝。1939年，在他31歲時，始著《人生之體驗》一書。書中博采中西先哲之言，直陳人生理趣，以透顯對人生光明一麵之柔情，並以梁啟超詩句“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闊立多時”之意為理想人格之歸宿。不久，他又寫成《道德之實踐》（後收入《道德自我之建立》一書），提出道德的本質為自覺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現實的自我。1941年，唐君毅在重慶結識牟宗三，因談說甚為相契，遂結為知己，終生不渝。1944年，唐君毅升任教授，並被全係教師椎舉擔任中大哲學係主任。同時，他正式出版了《人生之體驗》與《道德自我之建立》。在後一部書裏，他從道德生活之本質＼道德自我之根源及人心之本體等三方麵立論，明確提出了超越自我，於當下一念中自覺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我的中心思想。書中所論，皆是他順著自己向內向上之性情，以開啟人生之智慧，完善道德自我，確立人生方向。其言純懇真摯，情理交融，充分體現出作者那種超拔向上之道德勁力和醇厚摯美之道德心靈。從這兩部書中，透顯出作者那種真切深微的人生體驗，這種體驗表現為一方麵反觀自己，一方麵又照察人生全幅的內容和整個過程，表現出一種超拔不俗的內向反省和向上提升，內中所顯示的，不止是理想主義的情調，更充分表現出理想主義的精神。牟宗三讀此二書時，曾讚歎之為“精誠側但，仁智雙彰，一是實皆理之流露，而並世無兩者也。”（牟著《認識心之批判》序）這兩部書的出版，標誌著唐君毅的思想已趨於成熟。
1947年秋，唐君毅因中央大學無理拒聘其好友牟宗三而憤然離去，轉任無錫私立江南大學教授兼教務長。1949年4月，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之聘與錢穆先生聯袂南下赴教職。當此之際，國民黨敗勢已定，全國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懷疑慮，遂於8月離粵赴港，並發表《至聖先師孔子二千五百年紀念》一文，重塑孔子之世界地位，稱孔子之精神不止於對真理的追求與虔敬，還有繼承過去文化，重建當時文化，開啟後世文化的宏大氣魄。文中流露出作者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擔感。同年10月，為了給離開大陸到香港的青年學子以繼續學習的機會，唐君毅應錢穆之倡，會同張丕介、程兆熊諸君在香港創辦文商專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為日校，並將校名改為“新亞書院”，寓“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之意。錢穆明確提出書院的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采西歐導師製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顯然，新亞書院無論在教育宗旨還是在方法上，都力圖把中國傳統的書院教育與西方近代以來的學院教育結合起來，目的在於把對學生道德理想的培養和專業知識的訓練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