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世碩儒 戴震
（1723—1777）
戴震是清代中葉最具個性的儒學大師，他在學術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樹，對他生活的時代以及後世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如梁啟超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胡適也認為，“戴震的哲學，從曆史上看來，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上，主張治學須“誌存聞道”、“求之《六經》”，回歸儒學原旨，重建儒家“人學”，在中國儒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幾番科場坎坷 一代樸學大師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今屯溪市）人。生於清雍正元年，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休寧這個地方向來人文薈萃，商賈雲集。戴震的祖上沒有什麼顯赫的人物，父親是一個商人，走南闖北，很見過一些世麵。
文獻記載戴震大器晚成，10歲時才開始說話。為他作《年譜》的戴門弟子段玉裁解釋說“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在這一年，他去拜師讀書，無非是《四書》、《五經》之類。他的記憶力非常出眾，能達到“過目成誦”的境界，每天能記誦數千言甚至更多些。這表明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養成了獨立思考、盤根問底的學習方法。當時學子都要讀《四書》、《五經》。《大學》是《四書》之一，宋代理學家極力表彰，朱熹並作《大學章句》，將《大學》一篇分為經、傳兩個部分，並移易舊文。從首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雲：“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對於朱烹區分經傳，雖然有人提出過懷疑，但五百多年來，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占據了統治地位，人們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說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師講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戴震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塾師回答說：“此朱文公所說。”又問：“朱文公何時人？”回答說：“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師無法解答，隻得誇戴震說“此非常兒也。”
的確，戴震小小年紀就敢於懷疑，不盲從，表現出與眾不同的一麵，這對他後來倡導樸學、批判權威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戴震讀書，有一種“每一字必求其義”的習慣。塾師授課，講以下引文凡見於《年譜》者不再注出處，凡見《戴震集》者僅注篇名。解前人的傳注訓詁，戴震往往不明其義。他不喜歡人雲亦雲，何況前人傳注中往往謬誤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窮究近代字書及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礎上，他“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考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群經以為定詁，由是盡通。”這樣，為以後學術、思想更上一層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通訓詁”成為戴震及其後學的一個很重要的治學方法。
《十三經注疏》卷帙浩繁，達數百萬言。可17歲的戴震已能“全舉其辭”。他後來對段玉裁說：“餘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背）誦也。”又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給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說：“仆自十七歲時，有誌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製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揖，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在他看來，宋儒重義理而輕文字、音韻、訓詁，專尚空虛無用之學，是沒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對為學先後的看法、對宋儒的批評雖然定型於晚年，但在17歲左右的讀書實踐中就已經萌芽了。
這以後，戴震隨父親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經商，廣泛接觸到社會生活。同時，他的經學也日有進步。20歲那年，回到故鄉，此時他已經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青年學者了。戴家小少爺的名字慢慢地被當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詢很喜歡這位還有些稚氣的年青人。他說：“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他看出這位博學的後生有著過人的才華，擢高第、取顯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夠順利嗎？
離休寧不遠的婺源縣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治經數十年，精通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以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戴震久聞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門下，“取平時所學就正焉”。當時歙縣大商人汪梧鳳建不速園，廣置圖書，招攬學者，戴震與同縣人鄭牧、歙縣人汪肇龍、方矩、程瑤田、金榜等人與江永皆“誦讀講貫其中”
在這以後，戴震學術大進，尤其是在籌算、名物、訓詁等方麵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22歲時，寫成《籌算》（後更名為《策算》）一卷；23歲撰成《六書論》三卷；24歲撰成《考工記圖注》；25歲時寫成《轉語》20章；到27歲左右，撰成《爾雅文字考》十卷。作為一位青年學者，已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學日進而遇日益窮”，戴震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29歲時、他被補為休寧縣學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歲，進入而立之年。這一年，休寧發生大旱，“鬥米千錢”，戴震家中乏食，於是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為饗餐，閉戶成《屈原賦注》”。當時戴震在學術界雖小有名氣，但畢竟還算年輕。因此他又作《屈武音義》，假名汪梧鳳。另有《勾股割圜記》”一書，利用西洋算法進行注解，假名吳思孝。這兩個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場家族財產糾紛迫使戴震入京避禍。乾隆二十年，戴震狀告一個家族中強橫子弟侵占祖墳，不料這個強橫子弟倚仗財勢打通關節，反誣戴震不法，縣令準備抓他治罪。戴震聞訊，“乃脫身挾策人都”，隻帶了一些書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沒有。他寄旅於歙縣會館，“是時紀太史陶、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聽、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歎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京師之行，是戴震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國、盧文(弓召)等一大批學術名流都與戴震相識。這些人對戴震的學識都很推賞，為他廣為延譽。戴震與這些堪稱海內碩儒的人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學術上也更為成熟。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這時為孝廉。他傾心於戴震之學，寫信給戴，欲奉其為師。但戴震雖然學高天下，卻不好為人師。他回信給姚鼐予以拒絕說：
至欲以仆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因分師之半。仆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作師不如作友，這是戴震的看法。後來姚鼐不滿戴震之學，轉而大肆批評。此次戴震拒絕為師，使姚鼐免卻背師之譏，這是後話。在這封給姚鼐的信中，戴震還談到了治學方法：
凡仆所以尋求遺經，懼聖人之緒言暗墳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聞見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淵泉所尋，循根可以達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
在這裏，他提出了治學須有“十分之見”，“巨細畢究，本末兼察”，不留餘義，這樣所得的結論才有堅實的基礎。
在京師期間，戴震出入名儒碩彥之門，朝夕講論。他寫了《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王玄)璣四遊解》二篇，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還寫了不少書信，在這些書信中，他反複闡述了自己的學術主張。此外，他應王安國之邀，到其家塾課其子念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後來蔚為一代考據大師，與戴震的影響分不開。
戴震在京師滯留了兩年，聲譽鵲起，名揚海內。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還，在揚州結識了惠棟。惠棟是清代漢學吳派的開創者，而戴震則是皖派宗師，二人在學術見解上有很多相似之處。戴震說：“惠君與餘相善，蓋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當然皖派與吳派在治學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這隻是清代漢學內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啟超都曾對戴、惠之間的差別有所論述。章太炎說：“惠氏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作也。”梁啟超以“譯言”為喻，說明皖、吳二派之差別：“惠派之治經也，如不通歐語之人讀歐書，機譯人為神聖，漢儒則其澤人也，故信憑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對於譯人不輕信焉，求原文之正確，然後即安。惠派所得，則斷章零句，援古正後而已；戴派每發明一義例，則通諸群書，而皆得其讀。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漢學，戴派則確為清學，而非漢學。”章、梁二人的論述非常確切。
揚州的學術空氣非常濃厚，是當時的一個學術中心。戴震結識惠棟以後，錢穆認為他的論學宗旨發生一大變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製數互有得失者；今則並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製，不啻日即故訓即典製而義理矣。”戴震在揚州客居達4年之久。
戴震雖然博學多聞，名滿海內，但科舉之途對他來說卻比登天還難了直到40歲時，才考中舉人。以後六次入京參加會試，但每次都名落孫山。畢竟科舉考試所需要的是能夠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經學、講訓詁，作出來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學究氣，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從31歲到41歲，戴震撰寫了一係列學術著作，比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書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據段玉裁記載，戴震曾說過：“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又說：“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說：“《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可見戴震對自己這些作品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