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偉人 王夫之
（1619—1692）
儒者自命是以道義為社會服務的人，為了推行他們的政治主張，這些人不僅需要夙夜強學，精通治道，而且要身體力行，具有很高的修養。這些人在物質生活方麵沒有太多的追求，不寶金玉，以忠信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財貨，以多文為富。哪怕身居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饔牖之中，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不忘為天下興利除弊。這些人在政治上信念堅定，雖有暴政，劫之以眾，阻之以兵，見死不更其所操。他們與人交接平易可親，善於合誌同方，營道同術，但討厭結朋比黨，讒諂害人。這些人原不主張高蹈晦跡離開社會去過恬靜淡泊的田園生活，他們認為這是對社會缺乏責任感的表現，為人臣民而不致君堯舜就是無君，為人子女而棄親遠適就是無父，無君無父就是禽獸。但是社會卻往往連這些所求甚少而熱心社會事業的人也不能寬容，把他們大批地逼進山林澤藪，不得不與糜鹿同居，與禽鳥為友。在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蕩中，有許多這樣才華出眾，守誌不移的人，被社會拋棄而成為遊隱之士，中國古代思想史上著名哲學家王夫之就是這些不幸者之一。
一、書香世家 少年英才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在湖南衡陽一個世代書香之家。他父親叫王朝聘，字修侯，號武夷先生。王夫之是武夷先生的第三個兒子，夫之出生時，他已在知命之年了，長子叫王介之，字石子（一字石崖），號耐園；次子蘭參之，字立三（一字叔稽），號囗齋。王朝聘也是兄弟三人，弟王延聘，字蔚仲，號牧石。二弟王家聘，字子翼。除父親以外，在這些人中對夫之影響較大感情較深的是仲父牧石先生和長兄介之。
王家先世以傳習《詩經》見長，夫之的兩位叔父在詩歌方麵都有一定成就，他小時開始接觸聲韻、對偶這些作詩的基礎知識時，牧石先生就是他的啟蒙老師。父親大約接受了同裏大儒伍定相先生的學風，求學不僅僅為了科舉製藝，大凡有益民生的實學如天文、地紀、職官、博物、兵農、水利之書無所不讀。這位老先生有些大器晚成，天啟辛酉（1621），王夫之已經3歲，他才在這年舉行的鄉試上取得一名副貢的資格。所謂副貢，就是鄉試錄取名額之外的備取生員，也叫“副榜”。按照當時的選拔製度，副貢也可以和一般的貢生一樣，進入京城太學——國子監進一步求學，以取得監生出身，步入仕途。
王朝聘是他們兄弟三人中唯一入監的舉人，他在北都燕京大約蹉跎10年之久，崇禎辛未（1631年），他終於得到一個外放做官的機會，但是功敗垂成。那時正值溫體仁當權，吏部的選郎承奉他的意旨索取賄賂，這在崇禎朝的官場上已成為不成文的規矩，然而卻使這位老監生做出令人吃驚的抉擇，他說：“仕以榮親，而賂以取辱，可乎？”於是他憤然撕碎吏部文碟，踏上返鄉的程途。這件事情不僅使王朝聘對功名看得更加淡薄，而且使他對官府產生深深的厭惡，從此，凡地方官吏登門請見，他一概托病謝絕。後來王夫之中舉往南昌上計偕，請示父親道：“夫之此行也，將晉贄於今君子之門，受詔誌之教，不知得否？”父親怫然曰：“今所謂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已有本末。以人為本而己為末，必將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雖欲殉己而無可殉矣。”這是他以大半生的生活經曆概括出來的為人立身準則，幼年的王夫之當然體味不出它的全部含義，但是在他日後生活中每臨大事時，父親的教訓往往幫助他作出自己的決斷。
古人忌兒童偶年入學，但是王夫之4歲時就隨長兄介之入塾問學了。他的聰明以及對古文化的興趣令人不敢置信，到7歲時他就初步通讀了文字艱深的十三經，10歲時他父親還做監生，教他學了五經經義，14歲考中秀才。越二年，開始致力於詩文，在短短的兩年間閱讀了《離騷》、漢魏《樂府》曆代詩人的佳作名篇約10萬餘首，這需要何等頑強的毅力！
少年時代的王夫之大約也不乏普通兒童的調皮淘氣。晚年回首往事，他說那時常犯“口過”，“早歲披猖”，惹得父親不高興，常常十天半月不再理他，直到他內心自覺認錯，涕泣求改時才給以教訓，氣極了有時也會“夏楚（戒尺）無虛旬，麵命無虛日”。不過父親不愛翻舊賬，一經說過，終生不提往事。他不總是向孩子板起麵孔，有時把他們兄弟召集在一起，一麵飲酒，一麵勸導他們做人要謙遜和氣，遠利蹈義，說至動情處，間或還掉下眼淚。他允許孩子們有正當的遊戲，讓他們擺棋對奕，但從不許學博囗（又名六博、格五）擊球和遊俠生事。回憶往事是令人恰悅的，尤其是孩提時代的事情，即便在當時是教人頭痛、傷心的事情，回味起來也會滋味無窮。
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王夫之不僅在經、史、文學方麵打下很深厚的基礎，而且在人格形成方麵接受了感染。他少年時攻讀的書籍多數是儒家經典，家庭成員篤行禮教，所以忠孝二字在他思想上是牢不可破的觀念。古來把忠孝與愛國看做是同一個思想體係，他後來以一介書生，招募義兵，抗擊清人，不是一時衝動的結果。王夫之父子也許受名教影響太深了，正像我們一開始所開列的儒者的品格一樣，他們不把入仕做官看做是謀取貨財的手段，而把它看做行道濟世的資籍，君臣合義，合則盡力事之，不合則毅然去之，這叫做“易祿而難畜”，他們有明確的是非界線，同誌合道、忠良正直則引為知己，奸詐邪惡則嫉之如仇，所以他父親不惜離鄉背井在京城蹉跎10年，不肯納賄取辱，王夫之日後追隨永曆流亡政府，奸邪當道，便很快引退。至於學問之道，這個家庭教給他的最重要的東西恐怕就是獨立思考和求實精神。
二、國難當頭 誌圖匡複
崇禎已卯（1639年），王夫之20歲在鄉學讀書時，他與同鄉人文之勇（字小勇）、郭鳳躚（字季林）、管嗣裘（字冶仲）等人效仿東林、複社，成立了一個旨在抨擊時弊，評論朝政，議論改革的團體，叫做“匡社”，這幾個人都是武夷先生及門弟子，自幼意氣相投。次年（庚辰，1640年）東林著名黨人高攀龍的侄子高世泰（字彙旃）督學湖廣，此人少時侍從父講席，晚年以東林先緒為己任，於梁溪（江蘇無錫）創辦過麗澤堂，與祁州（河北安國）的習包有南梁北祁之稱。他本人崇尚理學，督學湖廣時曾在衡州立朱熹、張載祠堂，令學子向學禮拜，這樣的人掌管湖廣的學政，諸生很容易習染東林黨人激濁揚清的風氣。王夫之參加匡社說明他當時已經留心現實的政治生活，他的長兄有一次提醒他說：“此漢季處士召禍之象也，文章道喪，不十年而見矣。”然而高世泰卻在評價夫之製藝文章時大加讚賞，稱之為：“忠肝義膽，情見乎詞。”匡社是南嶽一隅幾個關心時政的青年鬧起來的，它沒有在全國發生多少影響，如果要說它對後來的事情還有一點影響，那就是永曆元年清兵入衡陽，諸生舉義幟，而當時起義的領導人就是匡社的發起人。
明朝的科舉，每逢子、午、卯、西之年秋八月，各省照例要舉行鄉試，崇禎壬午（1642年），王氏三子都準備赴武昌應試，結果，次子參之因父母春秋已高，留在家中服侍雙親沒有成行，介之、夫之三場試畢，同榜中舉。那一年衡陽共有7人中舉，王氏獨居其二，其餘5人李國相、管嗣裘、鄒統魯、郭鳳躡、包世美，除了武夷門人，便是夫之兄弟的好友。不過這時候明朝的江山已經危在旦夕，李自成、張獻忠的義軍越剿越盛，橫行大江南北，督撫州縣無能禦之；崛起山海關外的清人屢犯邊關，守軍節節敗退；而貴戚官僚卻仍在覆巢之下爭權奪勢，貪汙盜竊，一些政治敏感性較強的士大夫已經察覺了亡國的兆頭，內心充滿了憂懼不安。武昌鄉試華亭人沔陽知州章曠擔任分考，考試結束後接見了王夫之這位年輕的考生，談話中意味深長地將夫之引為知己，互相勉勵；五年後，降將孔有德率清兵進入兩湖，這位在國難深重之際才被永曆皇帝推上閣臣高位的官吏率孤立無援之師日夜轉戰於荊楚各地，其間王夫之與他不斷書信往來，獻計獻策，然而明亡已成定局，他們努力的結果除了以身殉國便別無選擇。另一位分考官是長沙推官晉江人蔡道憲，出場後與夫之也談到國勢不支，相互砥礪的話，第二年就死於張獻忠入湘之役了。
人如果真能事事前知，便不會有生活下去的勇氣，因此無論以後如何，目下還是該怎樣做便怎樣做。這年冬天王夫之與兄介之到南昌上計，作北上人監的準備，不料次年（1643年）五月張獻忠由南京沿江而上攻占武昌，殺死楚王，長沙大震，當時長沙還有一部分兵力，湖廣巡撫王聚奎率一部駐袁州，承天巡撫王揚基所部千餘人駐嶽州，長沙推官蔡道憲募練鄉勇5000餘人，他們先守嶽州，但二王畏敵如虎，八月，張獻忠兵至嶽州，很快就攻陷城池，他們隻好退守長沙。堅守三日，王聚奎為了保全實力，以出戰為名，抽身先逃了。不久城破，張獻忠進占長沙。長沙既下，又分兵經略衡、永，王氏兄弟聞訊，哪裏還有進取功名的心思，於是倍道兼程趕回衡陽。衡州失陷後，稍有資財的人都逃到山中避兵去了，王氏三兄弟也簇擁著70多歲的父母逃到南嶽蓮花峰下。張獻忠在長沙拆桂王府起造宮殿，選拔官吏，王氏兄弟既然是新中的舉人，正好是起義軍物色的人才，但是受過長期儒家思想熏陶的儒生都把起義軍視為賊寇，不肯替他們服務，王夫之與仲兄參之都曾被義軍巡邏兵強迫去做官，但他們誓死不從，要不是義軍很快退卻，幾乎首領不能保全。
張獻忠撤離湖南入蜀，次年三月從北方傳來消息，李自成攻陷北都，崇禎皇帝自殺，明朝滅亡了。緊接著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把李自成逐出北京，清人福臨登級做了皇帝。多虧中國幅員廣大，清人一時不能全部占領，於是南京的守臣馬士英夥同東林黨死敵阮大铖在南京擁立福王，建號弘光。這時候社會的混亂已經難以言喻，偏安的南明政府並沒有因為北都陷落、皇帝殉國整肅紀綱，守土抗敵，卻繼續相互傾軋，陷害忠良；有些夢想富貴的人假冒皇妃、皇儲紛紛來到南京，弄得輿論大嘩，流言四播，城內常常有士大夫甚至乞丐，娼妓投河自殺、懸梁自盡，或縱火自焚；強暴之徒趁勢殺人越貨，穿窬入室。曆史上南渡的政權如晉、宋等好歹還對峙割據了一二百年，而弘光在數月之間就土崩瓦解了，朝中大吏平時荷恩最深，食祿最多的，清人大兵一到，賣國邀寵，唯恐不及。看了這部百醜圖，讓人感到人類的廉恥道德陷入了絕境之中。恰恰相反，那些屢遭貶黜，備受冷落的士大夫卻往往能夠不惜身家性命，召募義兵，為民族堅守每一寸土地。
南京的宏光政權崩潰以後，湖廣的明軍歸福建繼立的隆武政府節製，當時何騰蛟守長沙，培胤錫守武昌，章曠為湖南監軍屯兵湘陰。堵胤錫由湖南學政拔為督撫，各部軍帥不肯聽命，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遇難後，餘部高一功、李過降明，改稱“忠貞營”，堵胤錫打算以忠貞營作為主力，但忠貞營新附，若即若離，不肯放棄自己的獨立地位。何、堵二帥由於幕府搬弄是非，彼此猜忌，不能合作，關心國事的人無不為之憂心。隆武間也是王夫之憂患生涯的開始，他的仲兄參之於甲申之變的次年因病早夭，死年在30歲左右。長兄介之奉父母避居在友人李繼體的宅上，衣食完全仰給於李氏的接濟。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夫之原配陶孺人棄世，長子王囗尚在懷抱之中，然而這些並未影響他對國事的關切，這一年他曾幾次到湘陰去見壬午中舉時結識的章曠，為他籌劃兵食，並力請章曠出麵調和南北二帥，以防演變。但是當時局勢已不是任何個人可以挽回的了，福建隆武政權很快瓦解了，於是瞿式耜擁立桂王又在端州（廣東肇慶）建立南明最後一個朝廷，建號永曆。永曆元年（1647）孔有德兵至長沙，何騰蛟退駐衡陽，旋退永州。章曠悲憤絕食死於永安，楚省成為永曆政府與清兵交戰的前沿陣地。
這年十一月，王夫之的父親於兵荒馬亂中憂憤成疾病逝。這時堵胤錫正在籌劃收複湖南的事情，王夫之與童年摯友管嗣裘等決定募集義師與官兵協同作戰，收複家鄉失地。對於這些亡國亡家的封建士大夫來說，死亡的恐懼已經變得非常淡漠，他們似乎覺得與那個發發可危的舊王朝一起從曆史上消逝反而是一種榮譽，是一種幸福，它可以使自己生命的意義增加光彩。許多人抱定了生是大明人、死是大明鬼的信念悲歌而死，史可法在揚州失陷後自赴敵營，就聲稱今特來就死，唯恐死不明白耳。王夫之沒有留下這等豪邁的遺言，但此時此刻他們的心境是相同的。經過幾個月的奔波，他們終於招集起一支義軍，永曆二年（1648）秋在衡陽起義了。這支義軍的領導是一夥缺乏行伍生活經驗的書生，戰士是一些未經訓練的農民，缺乏給養，孤立無援，失敗是從它開始組織的那天起就決定了的，他們苦撐不數月，初冬時節就被清軍打敗了。如果說在起義以前王夫之還可以在南嶽叢山中苟且偷生，那麼現在的他已是清人通緝的罪犯了。他從敗軍中逃得性命，不得不偕同管嗣裘南奔直粵到自身難保的永曆皇帝那裏暫且避難。不過這次起義也使他小有名聲，堵胤錫在湖南上書永曆帝薦他做南明的官員，因為父親棄世尚未行大樣之祭（死後十二個月），上疏辭掉了。
漢族的士大夫在這種關鍵時刻之所以表現得如此英勇無畏，大約因為以下幾個原因：這部分人大多持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這就是古聖賢那句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朝政府哪怕腐敗透頂，它畢竟是漢人的政權，清朝政府再好，也是異邦的朝廷。崇禎皇帝宵衣旰食，以身死國，當此之際在他們心裏反而激起了為君父報仇雪恨的情緒；清兵攻克揚州，縱兵屠殺，使揚州城遭受一場駭人聽聞的劫難，變成人間地獄，十日之內，死難的人數僅焚屍簿上就達80萬之眾，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尚不在其數。這場野蠻屠殺使漢人將生死置之度外，與其坐而待斃，不如奮起反抗；清人的囗發令也使中國士人無法忍受，他們曆來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慎，倘若囗去頭發，將置父母於何地？據說清人本沒有按照自己的模樣去改造漢人麵貌的意圖，有個山東的窮士鬼迷心竅為清人獻上此策邀功請賞，於是才引起漢族士人的堅決抵抗，王夫之和他的好多朋友舉兵抗清，失敗後隱遁山林都與囗發令有很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