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學鼻祖 劉歆
（前50？—23）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以後，儒學傳授出現了昌盛的局麵，當時所立學官一般概稱之為今文經學。到西漢末年，劉歆大力鼓吹古文經書“好惡與聖人同”，為之爭立學官，從而開啟了經學史上的經今古文之爭。
一、王侯世家 書香門第
劉歆，字子駿，西漢後期的著名學者。他不僅在儒學上很有造詣，而且在目錄校勘學、天文曆法學、史學、詩賦等方麵都堪稱大家。章太炎說，孔子以後的最大人物是劉歆。顧頡剛稱劉歆為“學術界的大偉人”。劉歆的卓越學識確實是為古今學者同聲讚譽的，然而，他又是幫助王莽篡奪漢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與王莽的不光彩事業捆在一起，而受到後人的唾棄。這是一個在政治上與學術上都名聲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學術，分析其在特定時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與事業，確實是一種十分有趣的事情。
劉歆的生年，曆史上沒有記載。他是劉向的第三子，劉向生於公元前77年。從劉歆的生平交往看，他與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歲大體相近，但他又與著名學者揚雄交往較深，揚雄生於公元前53年，卒於公元19年。又《欲傳》雲，其“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將此事係於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輕人也。劉歆此時當已在20歲左右。由以上諸項看來，劉歆大體年長於王莽，而又稍晚於揚雄，出生時間可能在公元前50年（漢宣帝甘露四年）前後。他是公元23年自殺的，享年大約為73歲。
研究劉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遊，是漢高祖劉邦的同父異母弟。在劉邦撫定三秦，與項羽爭天下時，劉交一直隨侍左右，很受親信，所以在漢高祖六年被封為楚王。四世祖劉成有子五人，長子禮嗣，其餘諸子皆封侯。吳楚七國之亂，劉戊兵敗自殺。其子劉富，因反對叛亂，事前已奔逃京師，得以更封為紅侯。富子辟強，學問出眾，但不肯出仕。辟強子德，為劉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賜爵關內侯，又封為陽城侯。劉向為德之次子，12歲時就以父蔭任為輦郎，20歲為諫大夫。其後曾任散騎宗正給事中、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劉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劉向學問淵博，著述宏富，撰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五經要義》、《世說》、《列女傳》、《列仙傳》、《新序》、《說苑》等百餘卷。
可以說，劉歆的祖輩多數都有做學問的傳統。到劉歆成人之時，雖家世不如當初顯赫，卻仍憑著一個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職位，“家產過百萬”。
出於嚴格的家學淵源和個人的天賦，劉歆很早就以才學聞名。成帝之初，親信大臣就推薦說“欲通達有異材”。由此愛到召見，他“誦讀詩賦，（帝）甚悅之”，以至成帝想當場任其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隻是由於大將軍王鳳的反對而未能得逞。史書上記載這一事件時說：“（帝）欲以（歆）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劉歆隻得到了一個待詔宦者署的黃門郎職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漢成帝下令謁者陳農到各地搜求遺書，同時，將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藏書集中到一起，由光祿大夫劉向負責、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鹹、侍醫李柱國、黃門郎劉歆等參加，對中秘之書，進行係統的整理編目工作。劉向逝世不久，漢哀帝下令劉歆領校五經，以完成其父未竟之業。兩年以後，經過劉向、劉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後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並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係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之上。他提出《左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都應該立於學官。哀帝讓他與五經博士商量，但博士們根本就不理睬劉歆的意見，而采取“不肯置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研治儒家經書早已成為“祿利之路”，同意《左傳》等立於學官，豈不是要五經博士們讓出一些祿利來哩！劉歆見無法溝通語言，於是寫了《讓太常博士書》，敘述五經產生與流傳的曆史，古文經發現的經過及其價值，說明皇帝同意研究將《左傳》等立於學官，是“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嚴厲地批評博士們“專己守殘，黨同門，拓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的狹窄胸襟。這封信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習今文經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辭職表示抗議，以治《詩》起家的大司空師丹則上書控告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得罪了執政大臣，又經受不住眾多儒者的攻擊，雖然得到哀帝的回護，也覺得無法在京師立足，於是請求到外地做官，從而先後任河內、五原、琢郡太守。後來因病免官，再起為安定屬國都尉。
可以說，在50歲以前，劉歆主要是潛心於撰述的一個學者，雖然他在經學、目錄學等方麵造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卻屢屢受挫，最後竟然被排擠出京師，申張古文經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在遠謫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選初賦》就是他這一反思的流露。在賦中，他追憶“遂初之顯祿”，把自己遠離京華為五原太守說成是因自己“好直”“為群邪之所惡”，聯想到仲尼陳蔡之厄，屈原放沉於湘淵，他痛感古來“方直”之士必為世俗“難容”。從而深深地悟出一個人生的真諦——單純做學問是毫無出路的，說：“玩琴書以條囗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攬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從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卻又不甘心“降皮弁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覺得自己如“韞寶而求賈”，總希望有一天“賴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這個“祁子”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漢 位至國師
原來，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臨終之托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哀帝死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回京師，先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事業的最高領導人。他借助王莽的權力，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為名，將《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不久又立《樂經》，從而將過去的五經增為六經，每一經的博士增為五名，六經共30名，每一博士領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曉一藝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學問的人數千人，到京城來“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在全國興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古文經學宣傳運動。
從王莽來說，為了實現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種新的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而劉歆所鼓吹的古文經學，尤其是其中的《左傳》和《周禮》，頗有一些利於其篡漢奪權的內容，所以他利用政權的力量大力支持劉歆推行古文經學，同時換取劉歆等人利用古文經學為其固位、篡權和托古改製製造輿論，提供謀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兒許配給平帝為皇後，劉歆等人就占卜說：“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並為之“雜定婚禮”。由此，王莽得加號“宰衡”，其子王安、王臨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劉歆典其事，其製度之盛，無與倫比。從而贏得天下儒生學士的好感，他們上書認為這是比“唐虞發舉，成周造業”更有意義的事業，要求給王莽“位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王莽得加“九錫”，成為無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劉歆作《鍾曆書＃與《三統曆譜》。前者從鍾律的考定，以恢複古代的樂律。後者從其父“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的理論出發，考其三代曆日，從而探索曆史變化與天命的關係。兩者後來都成為王莽篡權建新的基礎理論。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為“居攝踐柞”，一切“皆如天子之製”、“民臣謂之攝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與皇帝一樣了。而劉歆也因之被任命為少阿，成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攝二年（公元7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劉信為天子。王莽任命孫建等七人為將軍，率兵征討，劉歆也被任命為揚武將軍，屯兵於宛。直到翟義被平，劉歆才歸故宮。
居攝三年，王莽的兒子王安、王臨皆封公，孫王宗封為新都侯，侄王光封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顯君死，為了進一步明確自己萬尊之位，王莽讓太後下詔議論莽之喪服。劉歆率博士諸儒78人上書，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攝使殷、周興盛的曆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攝踐柞，盛讚三年來王莽“茂成天功，與唐虞三代比隆”，乃“聖哲之至”。說王莽“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後之詔，秦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根據《周禮》“王為諸侯緦糸衰”、“弁而加環糸至”的規定，王莽對母喪宜“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製”。很顯然，這裏已不是單純的議喪服，而是要從禮製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義上還是“攝皇帝”“假皇帝”，現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無論從天意、從功勞、從禮製上都應該是真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