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最後歲月
黎元洪被逐出北京後，直係軍閥發出一片讚同內閣攝行大總統職務、催促大選的聲音。保派政客認為已不再有障礙，迫不急待地要把曹錕推上總統的位子，為此他們一方麵無孔不入地羅掘搜刮，準備賄選的經費，一方麵大肆收買那些無廉恥、無節操的國會議員，“節敬五百，票價五千，點名發放，有如恩餉。”直係把持下的北京政府有如一大拍賣場，官僚、政客、軍官、議員或謀官或斂財，烏煙瘴氣。已沒多少人再去注意被趕到天津的黎元洪，在直係看來，黎元洪已成了死老虎。
然而，黎元洪在政治上並沒有死心，他並不打算僅僅作一個錦衣玉食、在租界裏頤養天年的寓公。他認為自己因不堪直係軍閥的壓迫而赴津，但他的總統職務並沒有解除，因而還是合法的總統。在致國會的信中，黎元洪一再強調“自今以後，元洪職權未得國會確當之解免，無論以何途徑選舉繼任，概為非法。”因此他要以這種身份作最後的一搏，與直係周旋一番。
直係軍閥逼宮奪印種種惡行發生後，激起各方的反對，國會中，政學係、原國民黨和益友社部分議員不滿直係作為，同情和支持黎元洪，曾在國會中與附曹派議員激烈爭吵。隨後又聯翩來津，並發表宣言通電，指斥直係違法行為，認為不惟總統無法在京行使職權，即是國會也失去行動自由，應當易地開會。這些人也不承認保派的內閣有攝政的資格，當然也反對國會在6月16日作出的認為13日後黎的命令即歸無效的決議。這些議員的活動，令黎元洪十分振奮，他認為自己是法定總統，並且已任命了國務總理（先為李根源，6月20日又任命唐紹儀，唐未到前由李根源代理），如果再有一國會，就可在天津設立政府，另開一局麵。於是，他向銀行抵押借款十二萬元，在天津設立“國會議員招待所”，凡由京來津議員，均以旅費的名義支給500元，企圖以此來吸引議員，達到法定人數。但是，來津的議員雖然不少，其中投機分子居多，一些人誰給的錢多就支持誰，甚至是兩頭得利。這時保派政客為湊足大選的法定人數，也加大了賄買的力度，而黎這裏卻漸漸阮囊羞澀，十二萬很快用完，一些到津的議員又跑回了北京。又有人向黎元洪建議，要他與段祺瑞切實合作：“外借奉天之力，遠借西南之聲”，即借助皖、奉、西南軍閥和國民黨等各種反直勢力來恢複他的總統職權。黎認為可行，遂派出金永炎、韓玉辰等策士多人分頭與各方聯絡。他將唐紹儀任命為他的那個“空頭內閣”的總理，企圖借唐紹儀的關係拉住孫中山。又計劃任命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張作霖和皖係的另一軍閥盧永祥為第二、三路司令，討伐直係。但是，皖、奉軍閥都對此不感興趣，因為黎是一個空頭總統，無兵無餉，赤手空拳，別人討逆而他坐享其成，使人不免想起“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古老故事。而且1922年黎元洪複職時，盧永祥曾有電勸阻，黎未肯聽從，甘作傀儡，現在被直係一腳踢開，卻又靦顏求助於人，令人反感。所以，這些計劃最後都成了紙上談兵。
正當黎元洪的反直複職活動在津了無進展之時，上海的反直活動卻日見高漲。這時，孫中山已與奉係張作霖、皖係盧永祥。段祺瑞結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由於護法的旗幟已被直係玷汙，孫中山不再準備將國會迎往廣州，反直同盟便準備在上海召開國會，讓直係無法利用國會為曹錕塗金。孫中山派人赴京招致反直派議員南下，盧永祥提供經濟後盾，凡來滬議員，每月均可領三百元的津貼，這顯然比黎在天津一次性付給五百元旅費更有吸引力，不僅北京國會中一些不滿直係倒行逆施、擔心受曹、吳迫害的議員響應南下，連一些已到天津的議員也聯翩赴滬，使上海一時成了反直的中心。到了7月中旬，來滬議員已達二百餘人，並舉行了國會移會上海的集會儀式，發表了對內和對外宣言。
反直議員南下的目的，在於組織政府，這樣國會才能有個立腳點，而組織政府，又必須拉出黎元洪，所以屢屢有人電請黎元洪南下。反直同盟為壯大聲勢，也對黎赴滬表示歡迎。經過出京後一段時間的周折，黎也有了些自知之明，不願貿然前往。7月中旬，他派金永炎、韓玉辰到上海，會見了章太炎、國會議員代表諸輔成、孫中山的代表汪精衛、盧永祥的代表鄧漢祥諸人，“披瀝黃陂對於大局之意見，及破壞建設種種辦法”。但是，孫、盧態度並不積極，“盧未切實歡迎，孫派意見未融。”本來黎已準備於8月初買舟南下，得金永炎信後又中止了赴滬的計劃。不過，來滬議員卻極力催促黎南下，8月8日，諸輔成、劉楚湘等在滬議員二百八十人聯名致電黎元洪，批評他“必待同人之發申歡迎，各方之意見一致，始行南下”的作法是“遲回瞻顧”，要求黎元洪“早日南下，身先同人，成立政府，號召中外，使外而友邦，內而國人，知正統之所歸，正義之所在。即各方意見未趨一致，而公亦當纖尊降貴，與之周旋。隻要為國伸正義，不妨己身受勞怨。”這封電報對黎很有影響。此外，章太炎也一再致函黎，要他“挺身而出”，既不必優孫中山，也不要求盧永祥。9月上旬，段祺瑞的親信姚震、李思浩也代表段勸黎赴滬，支持他組織政府，但條件是總統任期到10月10日為止，同時要任命段祺瑞為總理，屆時由段攝行總統職權。這個條件又令黎元洪猶豫，擔心自己給段這個老對頭當了墊腳石，但又怕失去了機會。正在遲疑間，安福係的政客又交給他一份盧永祥的電報，催促他馬上南下，務於9月門日前趕到上海，否則曹錕賄選告成，局麵更難應付。黎下不了決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皖係的實力派盧永祥沒有切實的歡迎態度，現在見到這封密電，一切顧慮與遲疑均打消，決意南下。
9月8日，黎元洪從天津動身。為了避免直係知悉而采取不利的行動，他先佯稱看病，乘車來到日本人開辦的一所醫院，然後由醫院轉赴碼頭，一路由日本人嚴密保護。與黎同行的有安福係政客莊景坷、黎的親信陳宦及日本醫官二人。11日，到達上海。到達後未及一小時，他就乘車去拜訪章太炎、唐紹儀、李烈鈞、岑春煊等旅滬名流和政界重要人物，並發電兩通，一致參眾兩院及各省，稱“惟念紀綱不可以不立，責任不可以不盡，己於九月十一日到滬，勉從國人之後，力圖靖獻”，一致孫中山，稱“我公音在清季，與元洪共開草昧，丁茲喪亂，休戚與同，惟望共伸正義，解決時局，海天南望，位候教言。”次日，有中外記者二十餘人來訪，問及南來的宗旨，黎元洪回答說：“在國會沒有對我的任期作出正當解釋之前，我的總統地位當然存在。因為在京已無法自由行使職權而去天津，但天津也是被暴力所包圍，所以不得不來上海。……這幾年兵連禍結，國民創深痛巨，我一貫主張和平，國是的解決不應付諸武力。我對總統的職位，毫無留戀的意思，也沒有蟬聯下屆總統的野心，但是總統的進退和職務的授受，應當遵循法律的手續。現在法紀不存，如果長期混亂下去，如何能立國？所以我不怕跋涉辛苦來到上海，求各派人士合作，維護法律，整飭綱紀。這就是我的宗旨。”
然而，當黎準備實行他的宗旨時，卻發現事情根本是另外一種情形，自己又走錯了一步棋。原來，“反直三角”中的三方力量，雖然都不反對黎南下，但誰也不真正支持黎元洪在上海組織政府。孫中山及部分國民黨議員在黎複職時就堅決否認黎的總統地位，甚至在通電中說出“不意有不知人間羞恥事者，至於此極也”的不客氣的話。皖係盧永祥也曾宣布浙江自主，僅稱黎為“事實上之總統”。他們利用直係驅黎作的是反直的文章，拉黎是為了拉議員，拉議員是為了拆直係的台。所以共同的宗旨是推倒直係，但不想擁黎為總統，發號施令。西南軍閥和奉係的態度也大體如此，他們雖然都客客氣氣地稱“黎大總統”，但誰也不願受這位大總統的統轄。唐繼堯在致黎的電報中雖然也談了一通“此正天亡逆虜之時，正宜別設機關，號召天下”，但馬上一轉鋒說：“繼堯懲前毖後，以為此次戡亂之方，宜注重實際，不尚虛聲。各方麵如能協定方略，同時並舉，則天下不足定也”，實際上是否定了組織政府。張作霖在給黎的回信中也是顧左右而言他，實際也是不支持。而且這時盧永祥與直係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剛剛訂立“江浙和平公約”，其中有一條是“對於兩省境內保持和平，凡足以弓愧軍事行動之政治運動，雙方須避免之”，這就使得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的種種打算都成為幻想。由於這些因素，黎到了上海後，就不斷地碰釘子、觸晦頭。